有限的开放空间，无限的开放思维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两大阵营对立因素的影响，我国在政治上不得不“一边倒”，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却不搞“一边倒”，而是做到四个坚持。

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毛泽东主张对外开放，但又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放眼世界，志在中华。在学习、引进的目的上，坚持“洋为中用”。他一再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在学习的方法上，强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反对生吞活剥、盲目照搬。

坚持学中有创、立足于赶超。毛泽东主张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先进文明成果，着眼点在于发展、创新，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他历来强调“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泽东强调对外国先进的东西不能简单地模仿，更不能让人家的东西框住自己的头脑，而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在实践中消化、吸收、改造、提高，创造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一句话，就是学列强以自强，以引进促跃进。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曾激励我国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奋发进取，在一些项目、领域上赶上或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反对盲目排外，又反对盲目崇外。毛泽东坚持以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外国的东西，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反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他一再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要坚持“批判地继承”的方针，“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用，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在实践中，毛泽东十分注意了解党内、国内在如何看待外国问题上的思想动向，适时地进行引导。在抗美援朝战争时，他针对国内一些人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在全国普遍开展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的教育，大大增强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在总体上是否定的，但又进行具体分析，肯定其中某些积极、合理的成分可供我们借鉴。他曾说：“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法国1946年宪法“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要求各中央委员阅读，在制定我国宪法时做参考。他还说过，美国“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美国的州可以立法……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一向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外因的作用，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争取外国的支持和援助，但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一穷二白”起步，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基本自给以至完全自给。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并不非常依赖外国，实行封锁，他们对我们的损害比我们对他们的损害大”（英国前首相艾德礼语），从而逐步解除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