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运动心理过程的分析

卡兰德曼斯对社会运动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将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和行为动员（action mobilization）区分开来。前者指运动组织所奉行的观念的传播，即运动组织通过动员，使组织及其参与者对表达的诉求形成共识，参与者对组织者发动某项运动表示理解、同情。行为动员指在接受运动组织者的理念之后，把观念转化为行动。其中，理解是前提，即行为动员受限于共识动员。^[19]

卡兰德曼斯多次强调共识动员和行为动员之间的区别。只有从前者转变为后者，运动才有成功的可能，但是这种转变往往是不成功的。为什么会这样？卡兰德曼斯与奥吉玛（Dirk Oegema）合作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非转变（nonconversion）和消蚀（erosion）。前者指不参与的个体准备参与，但最终选择了放弃，没有将准备参与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后者指不参与的个体，一度准备参与，但后来改变了想法，放弃了采取行动的准备。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对运动还存有同情，只是没有化为行动；后者在于失去了同情，自然也就不会转化为行动。通过对荷兰1985年举行的和平运动的考察，他们发现，消蚀的现象是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或者对执政党表示认同；或者一开始他们对运动的支持态度就是温和的，之所以不参与在于受到周围负面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有证据表明，这些失去同情者在转变想法之前，与周围朋友多次谈话，受周围人，尤其是对其有重要意义的人的影响，使之最终改变了想法。非转变者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但影响的方式有所差异。他们并不是因为社会压力导致不参与，而是缺少社会压力使之由同情转变为参与，因此面临微小的障碍就会使之放弃。具体来说，非转变者在于他们支持运动的态度是温和的，缺少运动的组织对其进行动员，换言之他们不是动员的对象。^[20]

动员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参与者心理过程的变化，而且也在于运动的组织者能够适应这种心理过程。卡兰德曼斯引入了资源动员理论的解释框架，用经济学的供求关系解释运动的参与。他认为集体行动的发生在于一方存在着需求，另一方能够满足这些需求，而动员把供需双方结合起来。需求因素指对社会中运动的目标感兴趣，譬如运动能否修正错误的问题，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等。供应因素与运动的特征相关。动员则是运动领域的市场机制。对于供需的因素，又各自表现为工具性、认同和意识形态三方面。工具性主要体现为民众的不满，通过参与运动是否能够消除这些不满；认同体现在参与运动能否被人们积极评价；意识形态指运动所宣传的价值和观念能否与参与者的价值和观念相匹配。^[21]在卡兰德曼斯的理论中，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述并不多，而对于群体不满的论述及认同方面的论述则较多。

卡兰德曼斯理论的特色在于对运动中参与者心理过程的把握。在他看来，一个参与者要真正参与运动，必须先有心理的准备，然后才能真正参与运动。根据以上认识，他把人们参与运动之前的心理过程进行细化，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动员的潜在者。指社会动员中被动员的对象，这些人或者对运动的方式，或者对动员的目标持赞成态度。尽管在一项社会运动中，某一类别的人群容易被动员，但动员的潜在者并不等同于社会类别。动员的潜在者是一项社会运动的蓄水池，如果没有动员的潜在者存在，也就不会有人参与该项运动。因此，运动的首要步骤就是把那些认为自己或国家的现有的状态是不可接受的、同时相信采用社会运动是有效的人的想法统一起来，由对权威的不满者转变为潜在的动员者。在这一阶段，运动的潜在者通过对运动的理解、认同，达成共识。

第二，吸收成员的网络和动员努力。卡兰德曼斯认为，如果没有吸收成员的网络，潜在者也就不可能转变为参与者。吸收网络包括媒体、邮件、组织以及朋友。吸收网络的发展必须从运动的组织延伸开来，或者在地方设立支部，或者与其他组织建立同盟。动员努力指动员的对象，并不是所有的潜在者都能成为动员的对象，只有成为动员的对象，才可能参与运动。

在对运动组织的考察中，卡兰德曼斯提出了多组织领域的概念。多组织领域涉及组织本身建立的多个组织间的联系。既有支持的组织和群体，也有反对的组织和群体。多组织领域，对于运动努力的结果很关键。同时，他对运动组织的结构进行了划分，可以分为孤立的结构和联邦式的结构。两者的区分在于前者无分支机构，后者则有。孤立的结构直接与会员接触，联邦式的结构通过地方分支动员。如果不能动员地方领导，可能比孤立的结构更糟。联邦的结构又可分为松散的网络结构、金字塔式的结构，以及集体式的结构。松散的网络结构指各个部分依赖一个群体统一和组织，但群体的核心是各个亚群体，他们做动员、组织和协调集体行动的工作。金字塔式的结构指顶端的组织提供服务、建议和确定目标，各个地方组织保持独立性、多样性和自发性。集权的结构指地方组织受高度集权化的中央组织所节制，组织内部存在着严密的等级机构，训练有素的干部代表的是中央的利益。譬如在对荷兰的工会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的比较中他发现，工会运动的组织结构是集权式的，和平运动是金字塔式的，妇女运动则是松散的网络结构。^[22]

第三，参与动机。即对参与运动得失的考量。可以分为集体性动机与选择性动机。集体性动机包括集体的收益和运动成功的可能性。选择性动机可以划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卡兰德曼斯认为，非物质的和社会的动机对于运动的参与是重要的，而物质的和非社会的动机对于参与的作用是模糊的，在有些运动中作用很大，在有些运动中作用很小甚至没有，具体的作用依赖于运动本身的特征。

人们对于得失考量的角度不同，因此导致的行为也会有所不同。由此，卡兰德曼斯批评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按照奥尔森的解释，如果人们预期他者会参与，就会出现搭便车现象，自己坐享其成。但在对1984年荷兰工会组织的缩短工时运动的考察中，卡兰德曼斯发现了相反的现象，预期他者的参加，恰恰是个体参与的重要动机。^[23]对于普通工人来说，他们对运动的参与，在于选择性动机中的社会性动机，即参与运动的人数多少。如果人数多，他们就会随波逐流，反而不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他还引证了另外两项研究成果对奥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批评，即马威尔（Marwell）和奥利佛（Oliver）对个人参与运动产生的加速和减速作用作了重要区分。所谓加速即达到一个临界值，在没有到达临界值之前，人数的增加并不会产生本质的影响。但当达到临界值之后，参与者的增多所产生的价值就会迅速增加。相反，减速作用发生在没有到达临界值之前，参与者的增加会导致价值的增加。反之，当过了临界值之后，参与者的增多导致的价值增加不大，有时还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此，他们认为，搭便车只是减速中的一个问题。克利斯（Kriesi）、范普拉哥（Van Praag）将参与运动者划分为同情者、积极支持者、核心积极分子。核心积极分子在运动的发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实验证明即使他们认识到90%是搭便车，也不会影响他们参与运动的决心，反而成为参与运动的动力。^[24]

第四，参与的障碍。尽管可能有参与的意愿，但由于面临的障碍也可能导致无法参与。卡兰德曼斯认为，参与的障碍与参与动机之间是互动关系，参与的动机越强烈，越可能克服面临的障碍。因此，在运动中应采用两项基本策略：或者维持乃至增强参与的动机，或者清除面临的障碍。^[25]

卡兰德曼斯认为，在社会运动的四个阶段中，若人们最终没有参与，不仅在于最后所面临的障碍，而且在于前面三个阶段，哪一个阶段失败都会导致民众的不参与。他承认客观条件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信念也是重要的因素，具体来说，民众的参与意愿是运动参与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人们参与的意愿下降，运动肯定失败。^[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