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威权主义的认知模式

右翼威权主义者缺乏正确推断的能力，他们判断正误的标准来自于权威。“在他们的生活中，他们通常从权威那里学习什么观点是坏的，以同样方式学习什么观点是好的。高得分者因此在自我认识虚假方面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没有准备批判性地思考。”^[25]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自我，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批判意识，完全按照权威的意见行事。

正因为他们放弃了自我，盲目地接受权威所强加的思想、观念，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大量矛盾的观念。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对待别人的观点，不是有鉴别地、有分析地评价它们，然后自我作出决定，而是相信大量矛盾的观念。尽管这些信仰彼此矛盾，但是在他们的头脑中只要保持着高度划分，这些矛盾的观念便可以保存在各自的区域内而无法意识到。为什么矛盾的观念会和谐共存？埃特米耶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右翼威权主义者本身没有安装自我诊断的程序，需要有他人指出他们思想中的不一致。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倾向于只与他们意见相同的人为伍。^[26]

威权主义者并不相信任何他们听到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愿意听到相同的意见呢？因为他们“试图避免面对个人痛苦的回应。他们甚至不想探讨发现他们忧虑之因的证据”。“他们拒绝失去控制的‘坏源头’的‘危险的观念’。”他们往往生活在自我欺骗中，譬如他们相信自己是诚实的，准备承认和接受任何失败，但实际的证据却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在RWA量表中得分是平均的，甚至是没有偏见的，但实际上他们是高RWA者。当他们知道自己是高RWA者时，许多RWA者更愿意保留偏见而不是试图改变。“但当他们对事实进行验证时，他们却显示了强烈的双重标准：与支持威权主义者所相信的证据相比，他们更加批判性地审视他们不同意的结论的证据。”埃特米耶称之为基本的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他们过多地用性格来解释人们的行为，而忽略了环境在其中的作用。譬如他们把穷人解释为太懒，而忽略了社会环境对穷人的影响。^[27]

右翼威权主义者的标准是双重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譬如同样殴打一个犯人，如果殴打者是狱警，他们就主张宽以待人；但如果殴打者是另一个犯人，他们就会主张严厉惩罚。再如同样是攻击行为，如果一个嬉皮士攻击一个会计师，一个同性恋者攻击一个反对同性恋者，他们主张严惩；相反，如果一个会计师攻击嬉皮士，反对同性恋者攻击同性恋者，他们则主张在量刑上要宽容。对待男女的标准也有差别，对前者趋宽，而对后者趋严。^[28]

在宗教问题上，埃特米耶通过“以公共需要推进一种宗教”为题进行的三项调查研究发现，低RWA者都非常一致地主张少数族裔的权利。然而相当比例（40%~62%）的高RWA者主张多数族裔有权利迫使每个在加拿大公共学校里上学的人接受基督教。但是他们却不同意伊斯兰教或犹太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拥有这项权利。也就是说，当他们占多数时，高RWA者通常支持多数的权利，当他们处在少数族裔时，他们支持少数的权利。^[29]

有关分离主义，他们也是双重标准。曼尼托巴大学的所有得高分和低分的学生都认为魁北克没有权利从加拿大分离出去，但支持乌克兰有权利从苏联分离出去，蒙特利尔有权利从魁北克分离出去。高得分者的双重标准在以下方面更严重。在有关苏联和美国学生的研究中，冷战时期两边的高RWA者最可能相信他们的政府对敌方的描绘。高RWA者倾向于是冷战中的战士，互不信任和威胁对方，强烈反对敌方的制度。但是如果他们生长在敌国，他们也会成长为那种类型，即相信政府，不相信敌国。埃特米耶并不认为高RWA者在所有问题上都有双重标准，但这的确是他们思维的特征之一。“高RWA者看来从不从除了自己以外的角度看问题，或者进行思维条件的转换。”与此相反，低得分者看问题更加均衡、一致和公正。^[30]

在这里，埃特米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高RWA和低RWA的选民之间，哪一个是争取的对象呢？根据右翼威权主义者的认知模式，这种选择是非常容易的，这就是争取高RWA者。支持低得分者的观点将使高得分者离去，同时不一定赢得低得分者，因为低得分者具有批判性，能够对候选人所提出的观点进行分析辨别，然后根据自己思考的结果作出判断。支持高得分者就不一样了，尽管争取不到低RWA者的选民，但肯定能够争取到高RWA者的选民。因为他们从不怀疑那些说着他们爱听意见的人的真诚性。这些选民将是你的，仅仅因为你提出的关于法律和秩序、国旗、爱国主义、堕胎诸如此类议题说到他们的心坎上了。在送出上述甜点之后，不管出现什么，即使有一天暴露了你是一个“骗子”，譬如像“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那样，高RWA者也会一直支持你，起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信你。他们发展了一种“我们—他们”的世界观——谁是我们？他们是我们相信的人，相信他们是“好人”。高得分者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发现事实方面是相对无能的，他们更多依赖不充分的社会标准，这直接导致忽略事实和喜欢谎言。^[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