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特米耶认为，父母是影响右翼威权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源泉，虽然到青春期之后，父母的作用在减弱，但依然存在。父母对子女的威权主义影响是一个和缓的延续过程，并不像《威权主义人格》的作者之一弗伦克尔-布伦斯威克（Frenkel-Brunswik）设想的那样急剧和特别。埃特米耶认为威权主义始于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但父母在子女形成威权主义的过程中，不一定是严厉的，也不一定是陌生的。在他们“与孩子们的关系中，能够通过他们的教育、榜样和其他影响孩子们的方式把他们的态度传递给孩子们。父母在这些方面特别可能形成孩子的威权主义态度，但他们也可能在RWA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影响他们的后代”。父母对遵从权威的强调，家庭信仰的宗教坚持，对旅行范围的设定，以及对“危险”群体敌意的感知等都有助于子女在成年之后形成威权主义态度。此外，威权主义者所交往的朋友、所阅读的材料、所看的电影等都是由他的父母选择的，这些都加剧了家庭对他的影响。[12]
通过对学生父母的实验结果来看，“父母的证据显示威权主义的父母比其他孩子的父母更加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学生的证据显示这些警告与他们的威权主义的发展相关”。埃特米耶发现威权主义学生和父母更加害怕成为恐怖主义的攻击对象，害怕成为车祸、通过血液感染艾滋病、有毒食物、酗酒诸如此类的受害者。[13]
究竟是社会环境还是人们的心理特质影响了人们的心理？这是政治心理学乃至心理学长久以来争论的一个话题。埃特米耶是社会环境决定论者，强调了社会环境尤其是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与此相对，一些学者则肯定了基因在决定人们的政治心理方面的作用。最有名的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学者进行的双胞胎研究。他们收集了大量双胞胎被分离抚养及同时抚养的例子，以探讨基因在人们性格中的作用。这项研究揭示，许多性格的维度是由基因所致。1988年，双胞胎研究的主持人之一戴维·莱金（David Lykken）给埃特米耶写了一封信，指出在RWA中变化的主要来源是基因。埃特米耶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如果说是基因决定人们的性格的话，那么与生物学上的父母抚养的孩子相比，收养的孩子不应该与他们的养父母有相似之处。埃特米耶对这种假定进行了验证，他收集了44个学生的75份养父母的（35份母亲和40份父亲）RWA测试样本。结果显示母子之间的相关度是0.61，父子之间的相关度是0.50，父母与孩子的相关度平均为0.55，而一般父母与孩子的相关度平均0.40。这些数据表明社会环境而非基因是RWA的决定因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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