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公民意识测量

的公民意识测量_转型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研究

吴福平

无论是从社会学功能主义抑或是人类学符号主义路径考察,人类的一切活动,无不是在创造文明,也因此无不就是文化活动。由此可以认为,一切社会问题本质上无不就是文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意识的培育以及公民社会建设中所出现和面临的问题,必然也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因而,从社会文化视角深入,来考察中国公民意识培育和公民社会建设,可望抓住公民意识培育和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也可以更深入地展开关于公共文化效能的研究,更全面地考量诸如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对公民社会建构的意义、公共舆论在公民社会建构中的功能等等方面的问题,进而拓宽公共文化功能和公民社会理论研究的视野。一般而言,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公民身份因国籍的获得而自然生成;然而,公民意识却并不能够因此而自然生成。公民身份的获得及认同会有自身的本土资源和心理基础。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研究中,社会文化批判功能日益凸显的事实表明,公共文化与公民意识、公共文化服务与公民社会建设,不但由于它们均属于具有“公共性”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心理领域而天然地相关联,而且,公共文化服务理当也完全可以为培育、塑造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持。

一、公民社会研究的新转折及其文化视野

市民社会是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的社会现实。它的古典含义,主要指区别于野蛮状态并拥有城市文明的政治共同体。最早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市民社会的是西塞罗。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城邦文明以及中世纪封建体系夹缝中出现的城市文明,都被认为属于古典的市民社会形态。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才得以发展壮大并逐步完成了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过程,从此市民社会获得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并具有自己独特的内蕴。黑格尔区分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做了清晰的界定,提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概念。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就是指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所构成的整体,其中包括具体而特殊的个人、自治性的组织、相互需要的体系以及保证外部秩序的警察和法院。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奠定了现代市民社会研究的基本框架,后续的理论延伸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与深化。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直接从物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考察市民社会,指出了市民社会的本质规定,即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私人利益的体系,乃是一切物质交往关系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生活领域。这样一来,马克思既把握了“相互需要的体系”的本质实现形式,同时又将不属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范围内的警察、法院等公共权力领域排除在外,从而使得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显得更加全面而深刻,同时也开阔了后来市民社会研究的视角与路径。

进入20世纪,市民社会研究发生了转变。从此前由经济角度规定市民社会转移到了从社会文化视角来审视,葛兰西是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对市民社会进行重新思考的学者。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强调市民社会的经济意义不同,他更加强调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和功能。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看作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各种民间组织的总和,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影响和统合这些自治组织从而在社会中普及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文化意识形态。葛兰西这一开创性的分析赋予了市民社会全新的内涵,人们对市民社会的关注开始从经济关系领域慢慢转移到了文化批判领域。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正是沿着这个思维转向而展开的。他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范畴,系统世界包括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它们分别按照权力运行规律和利益交换原则组织起来,因而属于社会中“制度整合”的领域。生活世界则是指“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贮存”,它是按照“社会整合”的原则而形成文化公共领域,即人们通过公共社会交往中的相互沟通和理解而取得对某种“解释性范式”的普遍认同。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这个生活世界就是市民社会中的社会文化系统,它作为一个具有文化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构成了政治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只有当社会文化系统在市民社会中获得高度的自治和空前的解放,并且与政治国家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现代国家才具有不竭的合法性资源,社会才能获得良性的发展。也就是说,市民社会是独立的个人自主交往的私人领域,此种独立性存在同时也影响着国家存在的形态,国家的合法性必须通过它来获得说明。应该说,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研究视角的转向做了很好的理论总结,当代的市民社会理论越来越倾向于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自治的领域,并强调其制度化与组织化特征。美国的当代政治学家柯亨和阿拉托依照三分法将整个社会分为经济领域、市民社会领域和国家领域,认为市民社会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一个领域,由私人的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的领域(特别是自愿性的社团)、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查尔斯·泰勒把市民社会规定为,一个自治的社团网络,它独立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物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行动,能对公共政策发生影响。总之,市民社会理论是对市民社会现实发展的观念反映,市民社会由最初意指拥有城市文明的政治共同体发展成为一个由物质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私人领域,而后随着市民社会的发育成熟又衍生出一个由私人社团组织所形成的带有文化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可以说,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研究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地自我超越、自我拓展、自我完善的过程,也是文化和文化批判功能不断凸显的过程。为此,本研究基于2011年1月至2012年3月为期一年多的“浙江省社会文化调查”,就公共文化服务对于公民意识培育和公民社会建设的功能、作用和意义等,展开实证分析和研究。由于浙江地处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最前沿,既有着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滋养市民社会发育的较为肥沃的土壤,又有着自1999年开始十多年的“文化大省”建设实践,以浙江为例展开公共文化服务与公民社会建设内在关系的研究,显见具有典型意义和示范意义。

二、浙江省公民意识测量:基于13个县(市、区)的社会文化调查

公民是公民社会的基石,公民性的测量将可以提供对现代人政治、社会行为的解释以及对人群的分类,以便预测他们的社会行为及其变化轨迹。然而,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公民行为?公民具有什么样的心理特质?本研究试图以调查数据为基础,以杨宜音提出的中国人公民性测量工具,从两个维度来测量公民性取向:(1)倾向于关注公共事务与利益的程度;(2)以契约权利方式处理公私矛盾的程度。从而区分四种原型:(1)高公共性且高契约性取向,表现为典型的公民行为;(2)高公共性且低契约性取向,表现为典型的臣民行为;(3)低公共性且高契约性取向,表现为典型的消费者或商人行为(或曰市场行为);(4)低公共性且低契约性取向,表现为典型的熟人或自己人行为(目前,这也是唯一就此问题在较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测量工具)。本研究以此测量量表为基础,在作相应的修正和改造后,从上述四个维度共计32个问题编制成《浙江省社会文化问卷调查描述性统计量表》(详见表5);同时,对浙江省临海市、平湖市、遂昌县、杭州市下城区、新昌县、舟山市普陀区、嵊州市、长兴县、常山县、嘉善县、德清县、平阳县、安吉县等13个县(市、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地域上涵盖了浙江9个地级市,同时兼顾了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与相对落后、山区与平原、沿海(海岛)与内陆等具有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区域特征的县(市、区)、乡镇(街道)和村/居社区。问卷共计分发6000份问卷,回收4639份,其中有效问卷3354份。

先对采集的3354个样本,运用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折半信度两种不同方法,来检验社会文化调查的信度;并以KMO-巴特利球度检验其效度。

经检验其Cronbachα系数为0.842,大于0.8;进行折半信度分析,得出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744、0.775。KMO值为0.901,巴特利球度检验p值为0.000,小于1%,说明此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详见表1、表2、表3)。

表1　社会文化调查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2　社会文化调查折半信度

续表

a.这些项为:X11,X12,X13,X14,X15,X16,X17,X18,X21,X22,X23,X24,X25,X26, X27,X28.
b.这些项为:X31,X32,X33,X34,X35,X36,X37,X39,X41,X42,X43,X44,X45,X46,X47,
X48.

表3　社会文化调查效度检验结果

在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运用SPSS统计软件包,对采集的3354个样本,根据杨宜音设定的两个维度四种原型:即高公共性且高契约性取向的公民行为、高公共性且低契约性取向的臣民行为、低公共性且高契约性取向的商人行为、低公共性且低契约性取向的熟人行为,来统计分析浙江省城乡居民的公民性取向。结果显示,浙江省城乡居民的商人行为测量值最高,均值为75.91;公民行为次之,均值为74.77;其三为熟人行为,均值为63.54;最低者为臣民行为,均值为60.70(见图1)。这应当是符合实际的,也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浙江省,三十余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浙江省城乡居民的商人行为、公民行为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值且前者略高,可以认为,浙江省公民意识培育和发展的状况,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出现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西方市民社会发展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才得以发展壮大,并逐步获得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出现与发达的市场经济高度相关联。浙江省城乡居民的熟人行为、臣民行为测量值相对较低,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说明浙江省城乡居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公民社会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图1

本研究在公民意识测量时设定的四种原型,即熟人行为、公民行为、臣民行为、商人行为,调查对象对所设定的二级指标所作出的主观判断,似乎与文化或者是公共文化服务没有关联;然而,人们有其各自所认同的主观感受或倾向,故而在问卷调查时所作的评价,其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各自相对应的价值观等。而一个社会群体所共通、共享、共有的关于这方面的价值理念、主观判断,便可以称之为熟人文化、公民文化、臣民文化、商人文化。根据文化预警系数理论,当文化断裂系数CV≤0.28时,可以说明对问题的判断处于高度一致状态,文化机体处于“纯”文化态;当CV≥0.414时,则可以说明文化机体或已经处于高度断裂状态,且极有可能陷入文化危机。浙江省城乡居民公民意识测量结果显示,商人文化、公民文化的核心竞争力CCS分别达到了33.09、31.50,且前者已进入到理想区间;且两者的文化断裂系数(CV)分别为0.21、0.22,少于0.28,已处于高度一致状态。可见,浙江省城乡居民的商人文化(或者也可以叫作经济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较为强大。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忽略环境作用系数f,运用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测量模型得到的公民意识四种原型的文化软实力(CSP),与运用文化质量预警系数测量模型计量的文化核心竞争力(CCS),几乎是相等的。这可以说明,区域社会文化软实力测量模型中设定的环境作用系数f,完全可以认为已经反映在其余测量值之中,可以不予考虑(详见表5)。

表4　浙江省社会文化问卷调查描述性统计量表

续表

表5　浙江省CQO公民意识测量值汇总表

三、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大力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基于城乡居民文化与生活满意度调查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公共文化服务与公民社会建设的关系,课题组调取了2010年4至10月,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群众文化”课题组,对浙江省13个县(市、区)、21个乡镇(街道)、27个村/居社区进行的较大规模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相关数据;此次调查同样在地域上也涵盖了浙江9个地级市,同时兼顾了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与相对落后、山区与平原、沿海(海岛)与内陆等具有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区域特征的县(市、区)、乡镇(街道)和村/居社区。问卷共计分发4000份,分两期进行回收统计。前期回收2500份,其中有效问卷2019份;后期共计回收3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830份。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村/居社区文化活动情况”“个人文化消费情况”“文化活动消费评价”等四大类内容47个题项。

要深入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与公民社会建设的关系研究,首先必须对文化的效用价值作些探究。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社会学功能主义抑或是从人类学符号主义路径观察,包括社会管理活动在内的人类一切活动,无不是在创造文明,也因此无不都是文化活动。因此,文化必然是一种全社会性的现象,其对一个社会的效用是全方位、系统性的。^[1]任何一个社会文化机体在其与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的互动中,必然会产生出并体现为“文化—政治效用价值”“文化—经济效用价值”“文化—社会效用价值”“文化—文化(即其自身)效用价值”“文化—自然(环境)效用价值”等等。^[2]为此,在此次较大规模的问卷抽样调查中,我们在47个题项特别是其中的第407题、第408题、第409题等3个问卷题目,正是基于对文化或公共文化的上述效用价值而进行设计的。在第407题:“您文化与生活的满意度”、第408题:“您对您本人和本村/居社区的总体评价”两个问卷题目中,设定了“您自己的文化生活”“您自己生活幸福感”“村/居社区安全感”“村/居社区文化生活”“村/居社区文化设施”“各级政府‘送戏下乡’”以及“您本人提高经济收入的能力”“您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等共计12个题项,来测定公共文化系统性的功能。第409题:“您对当前各类文艺活动项目节目(含电视节目)总体评价”,则完全依据“文化—政治效用价值”“文化—经济效用价值”“文化—社会效用价值”“文化—文化(即其自身)效用价值”“文化—自然(环境)效用价值”等几个维度展开的,设定了“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主题”“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主题”“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轻松搞笑和幽默滑稽主题”等六大主题,在考察当前公共文化服务所可能产生的功能和效用的同时,对公共文化功能展开定量研究。上述各题项问卷“描述性统计量”,详见各表的相关统计结果(见表6、表7)。

表6　城乡居民文化与生活满意度及对村/居社区总体评价描述性统计量表

表7　城乡居民对当前各类文艺活动项目节目总体评价描述性统计量表

本研究预设,公共文化有一项重要功能是提升区域社会“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同时,公共文化在与区域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中,亦会对“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产生应有的文化效用价值。因而,我们对第407题:“您文化与生活的满意度”,第408题:“您对您本人和本村/居社区的总体评价”,第409题:“您对当前各类文艺活动项目节目(含电视节目)品味质量的总体评价”的统计结果,在信度、效度检验的基础上,以“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Y)为因变量,并分别以表1中的X1～X11和表2中的X12～X17为预测变量(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相关结果如下:

1.文化及生活满意度与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回归分析

先对采集的2830个样本,运用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折半信度两种不同方法,来检验“文化与生活满意度”调查的信度;并以KMO-巴特利球度检验其效度。

经检验,其Cronbachα系数为0.941,大于0.8;进行折半信度分析,得出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77、0.931。KMO值为0.918,巴特利球度检验p值为0.000,小于1%,说明此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详见表8、表9、表10)。

表8　文化与生活满意度调查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9　文化与生活满意度调查折半信度

a.这些项为:您自己的文化生活,您自己生活幸福感,村/居社区安全感,村/居社区文化生活,村/居社区文化设施,各级政府“送戏下乡”。
b.这些项为:您本人提高经济收入能力,您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

表10　文化与生活满意度调查效度检验结果

在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采用强迫引入法,即将全部被选变量共计11项,一次性进入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表11　输入/移去的变量

a.已输入所有请求的变量。

表12　系数

续表

a.因变量: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从表12可以发现,其中“村/居社区文化设施”,p=0.807;“您本人提高经济收入能力”,p=0.305,按α=0.05水准,显著程度不高,予以剔除。再以其中9个被选变量一次进入回归模型,相关结果如下:

表13　输入/移去的变量

a.已输入所有请求的变量。

表14　模型汇总

a.预测变量:(常量),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您自己生活幸福感,您自己的文化生活,各级政府“送戏下乡”,您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村/居社区安全感,村/居社区文化生活,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
b.因变量: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表15　ANOVAb

a.预测变量(Xi):(常量),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您自己生活幸福感,您自己的文化生活,各级政府“送戏下乡”,您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村/居社区安全感,村/居社区文化生活,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
b.因变量(Y):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表16　系数a

a.因变量(Y):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1)模型汇总表,显示了模型拟合情况,复相关系数(R)为0.861,决定系数R2为0.741,0≤R2≤1,说明自变量X1、X2、X3、X4、X5、X6、X7、X8、X9能够解释Y的百分比,其值越接近于1,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越好,本例为74.1%,表明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Y)的74.1%可由“您自己的文化生活(X1)”“您自己生活幸福感(X2)”“各级政府‘送戏下乡’(X6)”“村/居社区安全感(X3)”“您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X8)”“村/居社区文化生活(X4)”“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X9)”“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X10)”“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X11)”的变化来解释,说明该回归方程数据拟合的程度是比较好的(详见表14)。

(2)方差分析表(ANOVA),给出回归模型拟合过程中每一步的方差分析结果,回归平方和为2027.404,残差平方和为707.594,回归平方和远大于残差平方和,说明线性模型解释了总平方和中的绝大部分,拟合效果较好。回归模型的F=897.765,p=0.000<0.01,按α=0.05水准,认为所拟合的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5)。

(3)系数表(表16)中,回归系数B的t检验表明,按α=0.05水准,可以认为“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Y)”与“您自己的文化生活(X1)”“您自己生活幸福感(X2)”“各级政府‘送戏下乡’(X6)”“村/居社区安全感(X3)”“您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X8)”“村/居社区文化生活(X4)”“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X9)”“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X10)”“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X11)”有线性回归关系。由于标准系数β的绝对值越大,说明相应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越大。从表中看,“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X10)”的标准系数最大,为0. 373;其次是“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X9)”,为0.235;再次是“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X11)”,为0.172。这说明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对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作用最大;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次之。而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对一个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也有较大的作用。也就是说,营造富有文化艺术气息的环境,也可以成为公共文化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可以提升区域社会文化品位,也可以通过富有文化艺术感的环境的辐射效应,涵养城乡居民的文化艺术素养,进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这里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您自己生活幸福感”(X2),标准系数为-0.047,也就是说,统计结果表明,村/居社区居民个人生活幸福感与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不仅没有关系,且起着一定的负作用。这是饶有兴味的问题。也就是说,过于追求个人幸福的人,一般不会关注社会公德。这似乎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以鲁迅、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所展开的反思。关于这一场文化反思运动,刘再复、林岗在其合著的《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设计》一书中曾进行过系统阐述。刘、林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儒家伦理强调“修身”“克己”,反而使人们对“己身”产生了无穷的兴趣。“己身”恰像一个皮球,伦理学借助道德的力量规范它、压抑它、打击它,它反而凭借这股力量弹得更高。它很明显地沿着“己身”→“己家”→“己宗”→“己族”的路线向外推,即以“己身”为中心,即“以自己为圆心,以血缘亲疏为半径”来评价人际关系。“修身”“克己”修成了一个“己身中心主义”,它从骨子里排斥“宽宏博大的超血缘的爱的倾向”。^[3]如此看来,个人幸福指数过高的人,社会公德、公共意识弱,似乎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现象。很显然,追求乃至于过度追求个人幸福,均无可厚非;且整体社会幸福指数显然是由每个个体的幸福指数所构成的。然而,正如成中英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讲求通过诚意正心修身,然后去治国平天下。这是非常理想化的。这种企图“以道德人、文化人为基础来发挥政治人、经济人的功能”,实际上模糊了“个人人格层次”和“社群秩序层次”。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固然,所有个人都完善了,社会也可以说为完善,但我们无法个别完善所有的个人以完善社会,而必须同时发展及改进社会以提供或促进完善个人的机会与条件。从这个意义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不变可行的个人德行与伦理社群的理想,但却缺乏了社群理性与功能性的管理意识的运作。”^[4]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都潜藏着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特别是在人自我实现的创造性过程中,会产生出一种所谓的“高峰体验”的情感,这个时候是人处于最激荡人心的时刻,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人的最高需要即自我实现就是以最有效和最完整的方式表现他自己的潜力,惟此才能使人得到高峰体验。可以认为,在马斯洛所论述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低层次的需要中,基本上看不到其“公共性”;而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和“高峰体验”等,则正是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逐步提升的过程。因此,如果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前城乡这种“己身中心主义”的幸福,相对于整体社会,可以称之为一种低层次的“消极幸福”,亟须引导成为一种“积极幸福”;增进全社会人“宽宏博大的超血缘的爱”,推动高公共性且高契约性取向的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公民社会的建设,可以也理应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大功能。

2.六大主题文艺活动项目节目评估值与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回归分析

先对采集的2830个样本,运用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折半信度两种不同方法,来检验“文化与生活满意度”调查的信度;并以KMO-巴特利球度检验其效度。

经检验,其Cronbachα系数为0.944,大于0.8;进行折半信度分析,得出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905、0.899。KMO值为0.926,巴特利球度检验p值为0.000,小于1%,说明此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详见表17、表18、表19)。

表17　六大主题文艺活动项目节目调查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18　六大主题文艺活动项目节目调查折半信度

a.这些项为: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主题。
b.这些项为: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主题,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轻松搞笑和幽默滑稽主题。

表19　六大主题文艺活动项目节目调查效度检验结果

在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采用强迫引入法,即将全部被选变量共计11项,一次性进入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表20　输入/移去的变量

a.已输入所有请求的变量。

表21　模型汇总

a.预测变量:(常量),轻松搞笑和幽默滑稽主题,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主题,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主题,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

表22　ANOVA

a.预测变量:(常量),轻松搞笑和幽默滑稽主题,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主题,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主题,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b.因变量(Y):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表23　系数

a.因变量(Y):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1)模型汇总表,显示了模型拟合情况,复相关系数(R)为0.663,决定系数R2为0.440,0≤R2≤1,说明自变量X13、X14、X15、X16、X17、X18能够解释Y的百分比,其值越接近于1,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越好,本例为44%,表明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Y)的44%可由“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X13)”“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X14)”“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主题(X15)”“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主题(X16)”“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X17)”“轻松搞笑和幽默滑稽主题(X18)”的变化来解释,说明该回归方程数据拟合的程度是可以接受的(详见表21)。

(2)方差分析表(ANOVA),给出回归模型拟合过程中每一步的方差分析结果,回归平方和为1202.090,残差平方和为1532.908,回归平方少于残差平方和,说明线性模型解释了总平方和中的一部分,拟合效果一般。但是,由于回归模型的F=368.961,且P=0.000<0.01,按α=0.05水准,仍然可以认为所拟合的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22)。

(3)系数表中,回归系数B的t检验表明,按α=0.05水准,可以认为“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Y)”与“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X13)”“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X14)”“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主题(X15)”“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主题(X16)”“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X17)”“轻松搞笑和幽默滑稽主题(X18)”有线性回归关系。由于标准系数β的绝对值越大,说明相应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越大。从表中看,“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X17)”的标准系数最大,为0.214;其次是“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X14)”,为0.160;再次是“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X13)”,为0.136。也就是说,对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培育的作用,“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最大,“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次之,再次则是“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这是符合常理的,而且,也可以说明,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当前在这六大主题特别是上述三大主题上,应该继续作出努力(详见表23)。

四、结论与展望

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研究中,社会文化批判功能日益受凸显的事实表明,公共文化与公民意识、公共文化服务与公民社会建设,不但由于它们均属于具有“公共性”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心理领域而天然地相关联,而且,公共文化服务理当也完全可以为培育、塑造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易》里的《贲卦·彖传》所说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提出了以“文”化“天下”的理想,可以认为是关于文化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的最早阐述。英语中“文明”一词源自拉丁字civilis,指公民或属于公民的意思,这表明,在西方“文化”亦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是存在于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东西,没有公共性就没有文化。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创始人汉斯·摩根索曾经指出,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定性的三项人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因为我们难以对它们进行合理的预测,也因为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有着持久并且经常是决定性的影响。韦伯把新教伦理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帕森斯和斯梅尔塞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理论认为文化对社会具有系统维持功能;诺思认为文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它是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在无形中引导人们从事着社会交往活动。文化是社会或民族分野的标志,它使我们的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中的人。因而,将公共文化服务的视域聚焦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公民社会建设,不仅有利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凸显文化应有的地位,发挥文化应有的作用,作出文化应有的贡献,进而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建设实践;同时,对于推动区域社会的公民社会建设,推进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以及刚刚开局的“十二五”时期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

[1]吴福平:《文化管理的文化缺失》,《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

[2]吴福平:《文化管理的文化缺失》,《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

[3]刘再复、林岗:《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设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79页。

[4]成中英:《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