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化走向世界的态势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亚洲经济在整个世界发展中不断取得突出成就，亚洲各国所拥有的深远的传统文化和基本的价值理念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从20世纪世界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关注，到近年来中国、印度的和平崛起引发的全球性关注，亚洲经济发展的斐然成绩背后是古老文明青春再现的新形象。亚洲具有传承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背景，亚洲文化本身的内涵其实是非常复杂多样化的，然而其基本的精神内核却有相对稳定和共通的东西。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例如对于“和谐”的强调（Chen，2001；Miike，2003；Gordon，2007），其中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指出：“和谐是万事万物生存之关键，这是亚洲中心范式的价值前提。”

再举一例来探讨“亚洲主义”的文化基因。在20世纪80年代，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号召新加坡人保持发扬儒家思想奉行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持贯彻执行的治国纲领。李光耀的“东方理念”被历届新加坡领导人所认同和继承。1991年，新加坡政府还发表了枟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枠，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核心价值（core values）。如果对照马来西亚的“国家原则”（Rukunegara），即“信奉上苍、忠于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培养德行”和印度尼西亚的“五项原则”（Pancasila）所指的五个相关而无法分开的治国原则，即“唯一的上帝、公平与文明的人性、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智慧的协议民主、印度尼西亚全民的社会公正”，就能够看出东南亚这三个邻国在文化精神上的共通和相异之处。^[4]共通之处是对国家尊严的维护和敬畏；相异之处则是一些基本价值的侧重点，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印度尼西亚在治国理念上与另两国区别较大，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治国理念则比较相似，而三国的治国方针都有适合其本国特点的和谐与秩序的理念在维系着。

在亚洲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一方面，儒学或“新儒家思想”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很多亚洲国家所重视和弘扬；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弘扬的基础上，一些现代化的西方思想纷纷被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吸收，使得亚洲在整体上体现出一些共通的文化特质，主要有“和谐”（harmony）、“勤奋”（hard-working）、“家庭”（family）、“教养”（cultivation）等文化价值被亚洲各国普遍尊崇，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在工作上强调自我奋斗和表现勤奋，在生活中注重家庭伦理的价值，在个人修养上注意自律同时特别注重对下一代的培育和教养。当然，任何概括和总结都是难以详尽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亚洲社会一定存在着某种文化基因是亚洲人共有的，能在精神层面产生共鸣。

在此讨论基础上，再来观察和分析目前亚洲各国在文化传播发展过程中究竟做到了何种程度，其发展现状和态势究竟如何。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人们已经观察到，在整体实力上亚洲各国的文化输出数量和规模还无法与其正在崛起的经济力量相匹配，在不少单项文化产品的输出上倒是开创出一些成功案例，即某一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传播中打出了自己的文化品牌，如印度的电影、韩国的影视剧、日本的动漫等。

以韩国为例，单看韩国电视剧在中国各地播出后的空前火爆的状况，其国际传播运作之成熟可见一斑。例如，较早输出到中国的一部韩剧枟大长今枠，在中国12个中心城市的平均收视率达到2.44%，收视份额突破10%。电视剧播出后，我国一些地方还掀起了“韩国料理热”，学做韩国菜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有旅行团带游客到韩国去体验宫女生活。^[5]“枟大长今枠热”以及之后的枟冬季恋歌枠枟来自星星的你枠等韩剧在中国市场的热播，不仅是韩国文化输出的一个缩影，更体现出韩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后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整体文化软实力。事实上，韩国在1997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后，开始调整产业政策，向文化产业倾斜，1998年金大中总统上台后，在就职演说中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1999年韩国国会通过枟文化产业促进法枠，2001年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成立，2009年韩国国会又修订了枟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枠。在此之后，韩国政府将原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与广播影像产业振兴院、游戏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中心、软件产业振兴院数字事业团共五家单位整合重组为目前的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作为韩国政府设立的事业单位，隶属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统领支持全国文化产业发展。^[6]在国家政策的扶植下，韩国影视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量的资金投入保证了韩剧的高质量制作水准，韩剧迅速打开了海外市场，韩剧成为韩国电视业最大的输出品，出口市场以中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主，一些经典剧目还出口到俄罗斯、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2015年6月1日，中韩两国签署了自贸协定。由于自贸协定的内容涉及娱乐等方面，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在第21届上海电视节上举办专题推介会，介绍韩国广播公司（KBS）、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首尔广播公司（SBS）等电视台和媒体集团的最新电视作品，包括电视综艺节目和电视剧。在这次上海电视节亮相的20档韩国电视作品均为韩国当红的节目及电视剧，包括自省类“真人秀”枟觉醒人生枠、枟爸爸去哪儿枠的“大龄版”枟拜托了，爸爸枠、探寻食材和烹饪方式并重的枟天下厨霸枠等。中国广电节目创意研发中心主任冷凇指出，韩国带来的这些电视节目，在视觉效果与影像呈现上可与电影大片媲美，同时拥有简约、奇绝的创意，营造出轻松、幽默的氛围。^[7]

有学者指出，韩国电视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看电视在韩国本土具有某种“国家娱乐”的性质。^[8]据此，在一定意义上，韩剧的输出可以被视作自身文化消费的顺势溢出，并不是专门为了文化输出而发展起来的，故而其可持续性和民族特性可以很好地维系与保持。异国异域的观众能在韩剧里看到韩国文化，大致了解甚至深入读懂韩国。实际上韩剧的成功主要是在亚洲市场的成功，如果仔细分析，韩剧的成功恰恰在于其文化元素与亚洲各国共通的文化基因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契合或共鸣。韩剧中展现的家庭伦理、爱情等内容，打动了无数亚洲观众。至于韩剧对西方市场的输出，其势头还不够明显，基本上还处于边缘或亚文化的地位。在音乐方面，借助互联网的传播，韩国明星也创造了非常好的国际传播效应，比较经典的案例当属枟江南Style枠，韩国歌手鸟叔（PSY）在MV里的嘻哈风格让人印象深刻，他自创的马式舞步和深具感染力的音乐节奏，让欧美人士也疯狂模仿，一时成为风靡全世界的“音乐Style”。

在亚洲国家国际传播的文化产品和媒介品类当中，日本动漫和印度电影的国际化程度要高一些，但它们在国际传播过程中还存在各自的问题。例如，究竟有多少真正蕴含着亚洲文化特色的内容元素被传播或认同，就像西方国家通过中国电影所解读的中国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中国；又如，它们的国际影响力是否源于其在一定程度上主动迎合了某种国际上的需求，这些问题还有待深究。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亚洲文化对外传播的发展格局相比欧洲、北美洲，在规模和国际影响上都要逊色得多，还有一些特别有潜力的值得传播的亚洲内容，至今未能“整装待发”，也未被精心发掘，有的甚至“藏在深闺人未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