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学界关于新闻报道品质的论争

如果追溯新闻品质相关讨论发展的历史，大概要以15-18世纪在欧洲及新大陆出现的“单面印刷物”（popular print）为源头。因这种单面印刷物使用一种宽版纸张出版，后成为一种新的规格形式，所以也被称为宽版报纸（broadsheet）。这种报纸最早用于皇室发布官方公告，后被人们当作刊登政治行动的讲稿和进行叙事的载体。宽版报纸版面丰富，可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此外，此种报刊因为较少刊登煽情、感官化的题材，也被称为质报（quality press）。因此，早期对新闻品质的区分多以其刊登的内容为标准。那时，多数英国报纸都保持着严肃的态度和高品格，但新闻报道的品质因猎奇的叙事方式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便士报”（Penny Press）与“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的出现推进了英国报刊的大众化，并渐进式地帮助商业性新闻传播模式走向正轨。与此同时，充斥着丑闻、性等感官报道和耸人听闻的故事的小报（tabloid paper）出现。传统质报的概念从内容上区分了不同报纸的新闻呈现方式，同时催生了一种不同社会阶层的符码：当时，处于社会中上阶层的群体与知识界人士偏重质报。由此时开始，这种新闻报道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建构关系开始被人关注。

21世纪，学者对已有的报刊内容进行了类型化分析。例如，英国学者柯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根据新闻报道的主题、形式、图片比例等将报纸的种类系统地分为5种：

第一，如报道内容几乎全部是严肃新闻话题，可被划分为严肃报纸（serious press）。例如，1889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财经报纸《华尔街时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英国1888年创办的国际性金融媒体《财经时报》（Financial Times）都是此种分类的代表。

第二，当新闻报道只包含少量严肃内容时，可归为半严肃报纸（semiserious press）。他们关注严肃的新闻议题，但在其报道中存在部分软新闻，并且所占比重会持续上升。如法国著名哲学家、作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于1973年创办的《解放报》（Libération）与其于1976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创刊的报纸《国家报》（El país）。

第三，严肃—大众型报纸（serious-popular press），它们关注丑闻、运动、娱乐信息等内容。例如，美国于1982年创办的彩色的全国性日报《今日美国》（USA Today）即是此种类的代表。

第四种是新闻标准小报（newsstand tabloid press），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此种类的差异较大。英国的《太阳报》（The Sun）和德国的《德国图片报》（German Bild）都为此类报纸。

第五种是超级市场小报（supermarket tabloid press）。事实上，此种报纸比较边缘化，目前在中国并不常见。相反，在美国等欧美国家，此种报刊的比例远远大于前四种报纸。（Sparks，2000）

图3-1　柯林·斯巴克斯的报纸种类划分

柯林·斯巴克斯的研究依据报道的内容与比例划分对报纸媒体进行了类型化分析，为新闻报道品质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另外，学者们也根据不同的评价标准展开研究。例如，除新闻报道内容可以成为探讨的依据外，我们还需注意新闻的生产流程，即新闻的发布和产出，探讨其是否受到商业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影响。例如，聚焦大众、娱乐化和反映流行趣味都是商业考量的重要因素。因此，新闻的生产和选择通常有三个动因：首先，是竞争；其次，是受众的种类和报道的地理区域；最后，是新闻机构的预算。（Allern，2002：145）

新闻是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的叙述，对事件的不同选择也体现了对新闻价值的不同判断。新闻价值是衡量一个事实是否值得报道的标准，也是一种效用（使用价值）。对接受者来说，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一种价值判断，一种特殊的即时性信息效用。达到标准的新闻或能满足读者对外部事物的好奇心和兴趣，或能帮助读者对利益相关的事情作出决策。在此，笔者主要探讨部分欧洲学者有关新闻价值的学术见解。

学者约翰·加尔东（John Galtung）与玛丽·鲁基（Mari Ruge）于1963年在奥斯陆和平研究大会上发表相关研究，后于1965年再次发表相关研究，并第一次系统地提供了新闻价值要素的列表，其中包括：频率（frequency）、出发点（threshold）、无歧义（unambiguity）、有意义（meaningfulness）、共鸣（consonance）、出乎意外（un-expectedness）、持续性（continuity）、构成（composition），以及相关精英国家、精英群体等。（Galtung　&　Ruge，1965）托尼·哈尔卡普与奥尼尔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竞争（competition）、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联合性（co-option）与预先制造（prefabrication）等因素。（Palmer，1998：378）40年后，他们的研究（Harcup　&　o’Neil，2001）成为新闻教育的重要参考。他们的研究也被认为是新闻价值研究的基础。随后，舒茨在此基础上提出新闻选择的6个维度：地位（status）、节奏（calence）、关联（relevance）、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共鸣（consonance）及动态（dynamics）。（Schulz，1982）以上研究均为判定新闻价值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并引发了学界对新闻价值判断的研究热情，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新闻价值展开了多重角度的研究。例如，学者拉维（Lavie）与雷曼·维兹（Lehman-Wilzig）通过受众分析，认为不同性别的群体对于新闻价值在广义上有相同的标准，只有少许不同。（Lavie&　Lehman-Wilzig，2003）另一方面，波士顿大学学者丹尼斯表达了不同意见，通过对38个国家的国际新闻报道进行研究，他发现，新闻报道无法用新闻价值单一标准进行解读，经济利益、信息可用性、国际新闻的生产成本等都对信息在不同国家的传播有影响。（Wu，2000）

真正有关高品质新闻报道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约翰·马瑞尔（John C.Merrill）对报纸新闻品质的研究，他认为高品质报纸的标志是自由的、勇敢的、可靠的、独立的，并对读者负责。他将高品质报纸的评价标准分为5点：

1．独立、财务稳定、诚信、社会关怀、良好的写作和编辑。

2．观点鲜明、阐释重点、世界意识、文章非感官化。

3．强调政治、国际关系、经济、社会福利、文化努力、教育和科学。

4．注重发展与培养聪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熟练的、善于表达的新闻从业者。

5．以服务、帮助吸引国内外受教育水平良好的知识读者，激发影响世界各地意见领袖。（Merrill，1968）

总体而言，新闻品质难以定义是因为它不仅反映消费产品的价值，同时也反映民主社会中达到社会、政治、文化传播目的所需的中心要素。学者皮卡尔（Picard）认为测量新闻品质的途径应是就新闻活动本身进行判断，例如新闻花费时间、付出努力越多，新闻品质就越高。因为充足的时间成本可以提高新闻实践的活动力和调查结果的品质，相反，不充足的时间会降低活动力和品质。皮卡尔用时间和金钱的付出来衡量新闻品质是一次有效的尝试，他将内部质性相连的概念量化：通过对访谈、电话收集信息、参与事件、阅读相关背景资料、新闻发源地的实地考察等行为的测量来判断新闻品质。（Picard，2000：97-101）

纵观高品质新闻报道研究，笔者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对高品质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学者李欧·伯格特（Leo Bogart）运用量化研究为后人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1977年他对746位美国报纸编辑进行访谈，之后得出结论：“任何产品和服务的品质都可以由其创造者和生产者判断。”他的研究主要对以下三方面进行测量：编辑自己撰写的文章、无广告的编辑内容及对新闻背景的阐释。品质与价值不同，消费者对利益的评定与消费相关，价值是主观的判断，品质的提高需要付出代价，但是某些方面的微小提高对消费者来说要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Bogart，2004）但伯格特并没有给新闻品质下明确定义。

其次，从新闻生产及经济角度进行调查。媒介及经济学者史蒂芬·赖斯（Stephen Lacy）认为内容品质与发行量相关，因此基于伯格特的研究，赖斯与弗雷德日克·费柯（Frederick　&　Fico）于1984年随机选择了美国114家日报进行研究，测量的要素包括拷贝新闻和员工原创写作的比例、非广告版面的数量、硬新闻深度报道的比例、线上服务人员的数量、图表比例、新闻故事的平均长度及员工总数中知名作者的数量。结果显示，1995年报纸发行量下降率达到22%，这与1984年的报纸品质有关。但同时，发行量随新闻编辑部投资的增加而上升，发行量的三分之一与新闻品质相关，当品质达到一定程度，这种影响便减退。奇怪的是，商业竞争却促使报道改进、促使报道者更加努力。同时，发行量与内容有关，许多研究支持这种联系。（Laly　&　Fico，1990）

除此之外，薪资水平也是影响新闻品质的重要因素。以印度为例，其媒体面临广告缩减、受众碎片化等问题，媒体经营受到多重打击，这直接导致了印度记者的薪资水平离国际水平有巨大差距。因此，许多记者为生计放弃特殊话题并在从业过程中牺牲了其自身的职业道德。（Sonwalkar，2014：267-280）

最后，从媒介文化及数字化呈现的角度进行了反思。在对阿拉伯国家进行的高品质新闻报道研究中，研究者强调了文化和宗教的特殊属性。根据2007年的记者调查，97%的记者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列为首要的身份认同因素。（Weaver，Beam，Brownlee　&　Voakes，2007）在阿拉伯国家的新闻环境中，也无法将文化、宗教、政治立场和反对者形态等因素剥离开来。

高品质的报道内容可以提高新闻的社会影响和可信度，学者菲利普·梅耶（Philip Meyer）将其称为影响模式（influence model）。尽管他并未提出有效评测高品质新闻报道的方式，但他认为新闻品质的某些方面是可以测量的，如新闻的可信度、高品质新闻报道与收益率之间的联系等。另外，他为新闻组织加强新闻内容品质与商业运行的关系提出了建议。（Meyer，2010）

面对数字时代媒体的娱乐化倾向，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著作《娱乐至死》阐述了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的过程，他认为电视传媒的娱乐本性使得非娱乐性的信息利用声像包装了自己，最终导致这些信息在内涵上缩水。（波兹曼，2011）在线新闻报道网站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由点击率、广告引起的娱乐化使得在线新闻报道在品质上无法与传统媒体抗衡，特别是在纸质媒体一贯保质的情况下，在线新闻报道从传统媒体的格式化样态转变为非固定的、流水般顺畅的传播方式，即波兰社会学家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定义的，传统的新闻传媒正由固态走向液态（流动状态），即一种不停地随实践变形的、不稳定的状态。（鲍曼，2013）

相反，尽管媒体市场出现了大范围商业化及娱乐化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商业媒体必然为媒体内容的品质下降负责。另一方面，传统报纸在进行跟风似的数字化之前，并没有正确预估内容免费发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Ogala　&　Rodny-Gumede，2014：283-294）

杰夫瑞·舍尔（Jeffrey Scheuer）认为，高品质新闻报道是民主价值的核心，并倾向于将高品质新闻报道称为新闻的卓越（journalistic excellence）。他强调事实的道德准则、内容的知识准则、独立的政治及机构准则与新闻报道之间的互动关系。（Scheuer，2008：45）新闻社会学家舒德森认为，新闻在民主社会中具有多重功能，包括提供信息、观察、分析、社会移情与公共讨论空间。（舒德森，2010：235-234）

进入互联网时代，出于商业考量，许多新闻网站被要求制作更多易获点击量的内容。互联网记者则同时面临技术变迁与新闻获取更多关注所带来的压力，而这些以技术为支撑的娱乐化内容被认为有损传统新闻的水准。同时，技术带来的传播速度的提升也被认为是其内容真实性没有保障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