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学”的眼光—《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出版随想

外国文学的翻译进行到一定阶段，对于外国文学名著，作为文化积累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作家全集的翻译出版，一种是作家精选集的编选出版。前者是对作家作品全景式的展现，其资料性价值自不待言，但人力、财力的制约也显而易见；后者是作家作品精华的集汇，它可窥一斑知全豹，又具经济简便的易操作性。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在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方面，还是在求得文化积累的有效方式方面，作家精选集的编辑出版不仅更能体现文本研究功力和价值评判意义，而且也是一种量力而行的积极责任意识的表现。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山东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了《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第1批10种书一出版，立即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主编柳鸣九先生一见到样书，爱不释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契诃夫精选集》译者之一焦菊隐先生的女儿，前不久从美国回来参加香港回归庆典，看到样书，她对编辑、装帧、版式等都非常满意，说：“国内出版物很少有这样认真负责的。”并来信购买其他9种。《法朗士精选集》译者之一胡小跃先生，夸赞这套书“装帧设计极有特色，选题也好”。在1997年中央党校全国图书订货会和1997年西安全国文艺集团图书订货会上，这套书两次共订出6000套，码洋近180万元。从目前市场销售情况来看，这套书成了不是畅销书的畅销书，同时理所当然地又是常销书。

这套书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好评，说明它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它选题层次高，编选者有水平，出版者是从抓历史性文化工程的高度来运作，各方面力量的综合造就了一个新的出版景观。

起初，设计这一选题，是立足于建立出版社“选本特色”的思考，因此开宗明义就确立了“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的原则，这就要求主编和每卷编选者都应该是国内一流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在确定主编人选方面首先想到了柳鸣九先生。柳先生是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我国著名理论批评家、翻译家，在我国文学界，尤其是外国文学界德高望重，是最为合适的主编人选。但是，一个地方文艺出版社，要搞这么大的一个文化建设工程，能否取得柳先生的信任？对此，编辑曾犹豫过，但并未失去信心。1995年隆冬，文学编辑室的4位编辑，踏着厚厚的积雪，在事先未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冒昧登门，拜访柳先生。编辑们道明来意，然后向柳先生表示：一、我们虽是地方出版社，但决心“抓精品、创名牌、出特色、树形象”，这套书将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如果由柳先生担任主编，将是我们的荣幸，更是这套书的荣幸。二、我们会保证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地组织编辑，在装帧、印制方面也要创新，力争一流产品。编辑们的诚意打动了柳先生，他原则上同意担任主编。几日后，社领导又前去拜访了柳先生，在组织编选、出书规模、出版周期等方面达成共识。1996年初，这套书的出版合同签订，组编工作正式启动。

这套书的入选作家均为外国古典文学名家，总计30位，每人1卷；每卷编选者都是当今国内坚守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阵地、卓有建树和影响的外国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对于出版者来说，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书系”，实在是无比欣喜的事。

现在回忆，对这套《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不管是主编、编选者，还是编辑，各方面都是以极高的工作热情、审慎的工作态度，再加上自己的知识积累、评判力和想象力来参与。尽管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介入的角度和程度各不相同，但都能坚持“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的原则，尤其注重体现“名编选”，这就是“选学”的眼光。

“选学”的眼光，首先是面对世界文学的一种文化选择。外国文学名家群星璀璨，外国文学名著浩如烟海，如何在有限的框架之内集中而客观地体现“名家”、“名著”的风采，的确需要一种文化选择的穿透力。这套书系的使命，既是一种历史的筛选，更是为了营建一个跨向未来的可靠而坚实的基准点。在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达到一定高度的今天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应该对世界文学作怎样的文化选择？哪些世界文学巨匠和文学巨著将永久性地进入我国的精神宝库？毫无疑问，歌德、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普希金等早已与全人类的精神文明融为一体，他们的文学成就成了各民族公共的财产，尽管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各有不同。但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原来过于偏重的外国作家，现在看来其作品已失去了艺术生命力，而有些反映社会、人生深刻，艺术上又有突出成就的作家，如显克维奇、斯蒂文森，甚至包括惠特曼等，我们又重视不够，这就要求历史性眼光的审视。这一眼光尽管不是完美的，但至少代表了我国现阶段所能达到的文学观察和评判的最高水平。出版者的责任是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世界文学版本形象，并以历史性的选择，以创造性的基础劳动给未来的文化建设以新的基点。

“选学”的眼光，也是对“拿来”的一种历史思考。早在上世纪末之前，我国译介“西学”的工作即已开始，但那时所译之书主要集中在兵学、技术及政事几方面，极少有文学作品的译介。直到1899年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才引发了文学翻译的第一个热潮。回眸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国后“十七年”间、“文革”以后，翻译文学的热潮一个接着一个。这些翻译文学作品在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充实和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建设，创作与译作的并存并生状态，成为我国新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它开辟了中国文学向世界化发展的道路，其意义不可低估。但也不可否认，因为政治的需要、改造国民性的需要以至文化派别建立的需要等，在某一时期，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也出现过饥不择食的无序状态。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应该说对“拿来”的外国文学遗产进行了历史性的评判与选择，其主导思想是，把是否具备世界文学意识，作为衡量是否真正意义上的外国文学名家的标志；把是否代表人类文化品格，作为衡量是否真正意义上的外国文学名著的标志。总之，它客观地反映了文学历史的实际，显示出面对外国文学的一种文化选择的历史思考。

翻译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需要很高的外语和中文造诣，还要求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而且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也要有一定的功力，这样，译出的文学作品才能准确地传达原作的神韵。《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的名卷编选者对于同一作品的不同的中文译本，通过比较以定取舍。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傅雷之于巴尔扎克、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冯至之于歌德、郝运之于莫泊桑、顾蕴璞之于普希金、王了一之于左拉等等，构成了这套书系一道“名家”、“名译”珠联璧合的景观。文学翻译界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翻译家并不懂原著原文，而是从其他语种转换为中文；早先的译本，现在看来已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等等，这就需要重译。还有这样的情况：国内的出版社已拥有翻译家所译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对此，能获取版权转让者，尽量争取，否则便重译。《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中有近一半的重译作品。因在版本的选择、译者的选择方面，都经过认真的考虑，这些重译作品与原有译作相比，大多都能更胜一筹。这又是这套书系的一道景观。

“选学”的眼光，还是一种发展壮大中国文化的厚重的历史责任感。诚然，外国文学是一种外来文化，但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一个民族的文化接受其他民族文化的熏染势所必然，也大有益处。反观20世纪初以来，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论是在文学观念的更新、新的文学形式的引进方面，还是在创作手法的嬗变方面，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大师，以鲁迅为代表，没有哪一个不是牢牢立足于博大深长的传统文化根基上，又具有全方位的开放意识，他们从不讳言自己受过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学家的影响。《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的编选者都充分注意到了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他们在篇幅有限的“编选者序”中，或梳理中国文学某些思潮、某些流派的来龙去脉，或探究我国某些作家、作品艺术表现手法的渊源，均站在新世纪世界文学交流的高度，带着促进中国文学发展壮大的历史责任感审视外国作家作品，选章定篇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是进行历史性文化工程建设所不可或缺的学术品格。

对于一个出版社，“选学”的眼光也是至关重要的。早在组织《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之前，山东文艺出版社就已出版过《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文库》、《中外文学传世之作》等大型选集丛书。随着《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的陆续出版，出版社的“选集特色”渐趋形成。山东文艺出版社目标是，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基本出齐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的选集。“选学”的眼光，促使编辑从根本上立足于人类文化的建设来自觉坚持出版方向，这样就不会随波逐流，就不会无原则地去抓平庸选题。可以预料，像《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这样的历史性文化工程，随着它的文化价值的不断深入人心，将会成为出版社恒久的财富。

（原载《新闻出版导刊》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