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史道德墓出土的金覆面

石  磊

内容摘要 覆面是人类历史上遮盖死者面部使用的一种葬具，在中国古代、古埃及、墨西哥的玛雅文化和古希腊都普遍使用覆面葬俗，其体现了某种特定的埋葬思想。据考古发现而知，我国境内目前出土覆面的墓葬达到200多座，其中固原北朝隋唐墓地中史道德墓出土了一套金覆面，体现了中亚粟特人徙居固原后仍然保持了在中亚的葬俗文化以及丝绸之路上中西亚文化交流的事实。

关键词  固原 史道德墓 覆面

覆面是人类遮盖死者面部使用的一种葬具，这种葬俗历史悠久，使用范围广泛。在古代中国、古埃及、墨西哥的玛雅文化和古希腊都普遍存在着覆面葬俗，体现了某种特定的埋葬思想。[1]而在我国，据考古发现，不完全统计，目前出土覆面的墓葬多达200多座。从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看出，覆面的样式很多，材质各异，制作工艺和具体使用方法也不尽相同，而各个时代的“覆面”也不尽一致，各有特点。1982年，在宁夏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史道德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金覆面，使用金片打押而成，其上钻有与丝织物缀合而用的穿孔。这组覆面体现了中西亚粟特人崇拜日月相关习俗和独特葬俗，为研究粟特人在固原境内随俗而葬后仍保留中亚先祖的某些丧葬习俗提供了依据。

一、史道德墓出土的金覆面

史道德墓[2]（唐仪凤三年，678年），1982年10—11月由宁夏博物馆和固原文物工作站发掘。墓葬南北向，由封土、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组成。墓葬整体平面呈刀把形，墓室平面基本呈正方形。该墓虽遭严重被盗，但仍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以金器为多，陶制品次之，共20余件。除此之外，还出土了“大唐故人史府君之铭”墓志一盒，志文题目为“唐给事郎兰池正监史府君墓志并序”。还有动物纹圆形金饰、兽面金饰、素面小铜镜和金带扣、方形金等器物。墓主人口含金币一枚，头骨旁有金覆面一套。金覆面由11件金质构件组成，分别为护额饰、护眉饰、护眼饰、护鼻饰、护唇、护颌饰、护鬓饰。

护额饰：圆形直径1.9厘米，半月形直径3厘米，其上为一半月形，半月间托一圆形。下端有一穿孔。

护眉饰：两件，一件长5.9厘米，宽1厘米。另一件长4.5厘米，宽0.9厘米。形似柳叶，上凸下凹，两端尖弯，各有一穿孔。

护眼饰：两件，一件长4.3厘米，宽2厘米，孔径1厘米。另一件长3.9厘米，宽1.9厘米，孔径1厘米。均为鎏金铜片打制，已有锈蚀，左眼稍残，上有圆孔，孔边及边缘均起凸棱，端有一穿孔。

护鼻饰：残长6.3厘米，下宽2.5厘米，高1.5厘米。形似鼻状，上端稍残，有一圆孔。中部起脊，较平直，背面凹下，下端有两孔，两侧有斜对三穿孔。

护唇：两件，一件长4.4厘米，宽1.2厘米；另一件长4厘米，宽1.1厘米。合起之后形似上下嘴唇，表面稍鼓，背凹，两端稍尖，端有两孔。

护颌饰：长17.3厘米，宽1.4厘米。两侧为长条形，上端呈圆形，有一穿孔。每侧由三节铆接而成，上两节有四叶状铆片，四叶间各有一枚铆钉，下端则由两铆钉直接铆制。中部形似枣核。

护鬓饰：两件，一件残长5.1厘米，宽3.8厘米。另一件残长4.8厘米，宽4厘米。形制相同，均有残缺。下有一长条形扁片，上焊接一长方形片饰，一角削去，上锤揲凸起叶纹。

二、固原北朝隋唐墓地与“昭武九姓”人

从1982年至1995年，在距固原县城西南五公里的南郊乡羊坊村、小马庄村、王涝坝村先后发掘了一处隋唐墓葬群，包括9座墓葬，其中隋墓1座，余则为唐墓，7座墓葬出土有墓志铭。罗丰先生把考古发掘成果研究编撰成《固原南郊隋唐墓地》一书，南郊隋唐墓地因此而得名，也有称固原南郊“史氏墓地”者。[3]墓葬均坐北朝南，每座墓葬之间距离数百米不等，从东至西依次排列，顺序为史索岩墓、史铁棒墓、87M1、史诃耽墓、史道洛墓、史射勿墓、史道德墓、82M2。据墓志记载分析可知，他们并非出自同支。史射勿、史诃耽、史道洛、史铁棒同出一系，互为子孙。史索岩和史道德属一系，为叔侄关系，两支史氏同姓而不同系，却葬于同一墓地，有可能为认同关系下的聚族而葬。墓葬形制盛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单室墓的做法，由封土、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等组成，九座墓均有天井，天井数量2～7个不等，天井的多少仅与地质条件有关而与官职的高低无直接关系。单墓室分为砖室和土洞两类，只有史诃耽墓为砖室墓，规模较大，有石门、石棺床。余则为土洞墓，其中史索岩墓有石门。学术界通过研究表明，认为石棺床的使用是一种特殊荣誉，石门亦为三品以上的官吏和望族才能使用。[4]墓葬虽均遭盗掘，但仍然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如罗马金币、萨珊银币、金覆面、蓝宝石印章等，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5]另外出土了大量的壁画，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有极高的价值。[6]隋史射勿墓墓道、天井绘有武士、侍从壁画十幅，过洞有门楼、莲花壁画，墓室内绘侍女，是一座大型壁画墓，为隋代考古中少见，艺术价值颇高。唐墓中的史索岩墓、梁元珍墓均绘有壁画。史索岩墓中仅存的朱雀图，其目的被认为是引导墓主人的灵魂，是北朝传统的延续。[7]梁元珍墓的牵马图，风格别致，增添了对唐墓壁画的新认识。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据载史氏墓葬的主人属中亚粟特侨民，即“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为研究史系家族在中国的生活状况提供了极其可贵的史料。

隋唐时期，中国史籍把活动于中亚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索格底亚那地区的粟特人统称为中亚“昭武九姓”，据《魏书·西域传》卷一〇二“康国”条记载，“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为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子孙分王为政，建立九国，即康国、何国、米国、史国、曹国、石国、安国、火寻、戊地九国。[8]流寓中国的粟特人，均以国为姓，素以善于经商著称于世，利之所在，不远千里，他们通过丝绸之路来往于中亚与中国之间，进行国际商贸活动，不仅如此，而且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传播者。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发掘的史系家族墓葬既属于“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史道德就是史姓家族的成员之一。“昭武九姓”的史国人，是通过新疆、河西走廊到北朝时流寓原州的。他们大致沿着丝绸之路一线，从西向东发展。首先到达今天新疆塔里木盆地边缘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一些著名城市，如和田、楼兰、龟兹、喀什等地，形成了新疆地区第一个粟特人的聚落分布区，再向东进入吐鲁番地区，形成新疆地区又一个粟特人的重要居住区。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粟特人又进入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并在这里进行商业贸易、农业生产，参与政治等活动，逐步把河西地区发展成为粟特人的重要聚散地，并通过这里向中国其他地区徙居。史铁棒墓志云：“曾祖多思……酒泉县令”。史诃耽墓志云：“曾祖尼……张掖县令”。史道德墓志云：“其先建康飞桥人氏”。因为史射勿墓志中称其为平凉平高县人，其先出自西国，史铁棒墓志也称其为原州平高县人，可见他们在这里居住很久了，视自己为当地人。而另一系的史索岩、史道德其先建康人，“从宦因家原州”。史氏在原州的势力很大，多为中级官员，史射勿担任骠骑将军、史索岩任平凉郡都尉、史诃耽为朝廷直中书省朝会翻译，史道德为兰池监、史铁棒为司驭寺右十七监，二者管理马政，史道洛任左亲卫。除史氏之外，当时原州之地还生活有其他“昭武九姓”人，如史索岩之妻安氏墓志记载了其出自中亚安国，还有史道洛之妻康氏。

三、覆面丧葬习俗的流变

所谓“覆面”，即直接掩盖于死者面部之上的覆盖物，除“覆面”外，还有“面罩”“布巾”“布衣”“面具”等其他不同的叫法，各种称谓都有其特色，而“覆面”作为其统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更直接、鲜明地涵盖了其文物特征与时代特色。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出土各类质地“覆面”的墓葬已达到200余座。据考古资料记载，我国覆面丧葬习俗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山西天马曲村遗址西周晋侯墓地出土的双层缀玉覆面开启了玉文化与覆面丧葬文化完美结合的时代，而这一文化特征在两汉时期达到了顶峰，无论江苏徐州子房山汉墓发掘出土的缀玉覆面、玉覆面，还是山东长清县双乳山西汉济北王墓出土的玉覆面，都说明了覆面文化在我国丧葬习俗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也显示了中国古人对于覆面这一丧葬习俗的喜爱。随着历史的发展，覆面文化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南北朝至唐时期，我国出土的覆面多为绵、绢、绮、纸质地，以套帽式、锦面式居多。随着冶金技术的不断发展，唐至宋辽时期的覆面多以铜制鎏金、银质鎏金以及金制为主，多用薄银板或薄铜板加工打制而成。[9]

我国覆面文化习俗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与价值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纵向看，从西周、两汉时期的早期玉质地覆面到南北朝、唐时期的丝织品织锦类覆面，再到宋辽时期的金属制覆面，不同时期地域间的文化赋予了覆面文化不同的特色。横向看，世界范围内覆面文化在丧葬文化习俗中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其存在的意义。生活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着使用金属覆面的悠长历史与习俗。公元前3000年左右，地中海东部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出土的随葬金面具、护眼与护嘴等器物已经出现了覆面习俗的雏形，而相似性质的器物在埃及、迈锡尼、色雷斯、塞浦路斯等地都有发现。[10]帕提亚人在公元纪年左右，将覆面这一习俗向辽阔区域内逐步传播，与我国出土的早期覆面不同，地中海地区的金属面具、护眼、护嘴等器物，没有用纺织品做底缀，而是通过金属线将面具固定于死者背颈部。帕提亚人通过改革与创新，创造出了丝织覆面与眼罩，而这种习俗在高加索、波斯海北岸和克里米亚半岛等地区迅速传播。在这种影响下，公元1000年前半期，中亚出现了丝绸覆面上缀缝各种贵金属的习俗，这种习俗深刻影响了中古时期生活在中亚两河流域的“昭武九姓”粟特人，徙居固原“昭武九姓”之中的史姓在去世后仍然保留了祖上在中亚使用的“覆面”习俗。[11]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就是中国古代内地贵族覆面丧葬习俗与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金属覆面葬俗文化的完美结合，在包容迥异文明文化的同时，又彰显了兼收并蓄的厚重美感。就史道德使用金覆面这一墓葬习俗而言，其特征由于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不断地交融与接纳，仍然与我国古代传统覆面有着一定的差异。正如罗丰先生在其著作《固原南郊隋唐墓地》中《关于金覆面的问题》所陈述的：“高昌地区和史道德口含金币的习俗与覆面在高昌地区的普遍流行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12]因此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所使用的金属面具与中国古代内地贵族葬俗中的覆面有着惊人的一致却也具有自己的特色。而固原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作为完美融合两种文明文化的艺术品，有着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四、丝路重镇固原的覆面文化交流

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丝绸之路鼎盛之际，固原作为丝路重镇，途经固原的丝路东段北道这条线路距离较短，行走便捷，商贾、贡使、僧侣往来频繁，络绎不绝，成为了关中通往河西走廊的主干道。在中西、南北文化交流，商业贸易往来，民族迁徙融合等诸多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出土了一批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进一步说明了在隋唐丝绸之路的昌盛繁荣时期，再现了固原的丝路重镇地位。史射勿墓中出土的一枚金戒指，正中原镶有宝石，这种镶宝石戒指据认为是中亚、西亚传入的。史诃耽墓中出土的蓝色宝石印章，一面抛光，一面中央雕刻卧狮与生命树，四边有一周铭文，在蓝色宝石上雕刻图案的做法，流行于传入中国的西方文物，其上的铭文属古波斯的帕勒维文，是萨珊王朝的一种祈祷文。也有学者认为铭文是中古波斯文。墓中石门门额刻有联珠纹，内填怪兽，联珠纹是起源于萨珊，在中亚地区流行后东渐传入我国的，在我国流行的时间有限，初唐以后既衰落。[13]固原南郊隋唐墓中发现口含金币和覆面的葬俗与中亚地区有着密切联系，口含金币的埋葬习俗与古希腊神话有着联系。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人去世后要到遥远的地狱世界，灵魂要由赫尔墨斯领至冥界的门口，再由卡戎用渡船运过斯蒂克斯河，人们要付给卡戎摆渡钱，而希腊人把这种钱置于死者的口中，后来罗马人沿袭了这一习俗。20世纪后半期在中亚地区发掘的从公元1世纪至8世纪的许多墓葬中，都见到有死者口含或手握金银币的现象。[14]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兽面金饰、动物纹圆形金饰等器物均表现出了西亚、中亚风格。覆面的葬俗与波斯、中亚的覆面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额饰上半月形间托一圆形，圆形或表示太阳，与西亚、中亚崇拜日月的习俗有关，这种覆面葬俗的发现，无疑是他们保留祖上在中亚的埋葬习俗。不难看出，北朝至隋唐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丝绸之路上商贾络绎不绝，各种西亚、中亚的习俗、遗物源源不断流传到中国，固原作为丝路关隘要塞重镇，发现诸多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就可想而知了，尤其史系家族本身作为中亚粟特人的后裔，又是丝绸之路上的权臣，充当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中间媒介情理所在。

在固原发现的史道德墓及其几位史姓家族成员墓葬，都发现了带有明显中西亚文化特征的文物。目前学界已然公认该史姓即中国“昭武九姓”中的史姓，其祖先为中亚粟特人，最初定居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地区。大概在魏晋时期，沿丝绸之路来到固原定居。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两河流域，以撒马尔罕（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被称为“东方腓尼基人”，以善于理财经商而闻名。其足迹到达丝绸之路各个角落，是亚洲经济与文化传播的中介民族，早于波斯人，即帕提亚人有着长期的外交与经济联系。因此，帕提亚人的习俗对粟特人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就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的作用而言，学术界有着不同的声音。有一种观点认为：覆面的产生与我国古代先民对自然敬畏心理而产生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崇拜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覆面从单纯遮掩死者面目，避免狰狞恐怖感的作用进而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而在中西亚发现的覆面无疑有着更为浓厚的宗教色彩与特征。固原史姓中最长者史射勿墓志记载，其“曾祖妙尼、祖波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而萨宝是祆教中最高职位官员的称呼。这一说明直接道出了墓中金覆面的本质，即欧亚草原粟特人金属面具与中原汉族覆面丧葬文化的结合。由于贵金属深受游牧民族推崇与喜爱，长久以来一直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加之相较于中原汉文化而言，对玉石这一质地的材料并无特殊感情，便将贵金属代替玉石装饰于覆面之上，进而形成了金覆面的独特形式。

（作者系宁夏固原博物馆馆员）

[1]郭淑云：《北方丧葬面具与萨满教灵魂观念》，《北方文物》2005年第1期（总第81期），第29页。

[2]韩孔乐、韩兆民：《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第21-30页。

[3]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4]③④⑤马建军：《固原隋唐时期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④⑤马建军：《固原隋唐时期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6]③④⑤马建军：《固原隋唐时期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7]③④⑤马建军：《固原隋唐时期文物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8]罗丰：《北周、隋唐时期的原州墓葬》，见宁夏固原博物馆、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编《原州古墓集成》，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9]马沙：《我国古代“覆面”研究》，《汉江研究》1999年第1期。

[10]②苏银梅：《固原出土的唐代金覆面源流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9月增刊，第87页。

[11]苏银梅：《固原出土的唐代金覆面源流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9月增刊，第87页。

[12]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13]林梅村：《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14]马建军：《二十世纪固原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