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祭清明、祭祖讲解

挂青添土

祭祀

畲族祭祖除“哈逊”、“井逊”外，还有“四月八”与中秋节。

设“鬼房”祭祖，是畲族“哈逊”前的一个重要内容。“哈逊”为畲族的大典，每十三年一次，规模较大，气氛凝重，须举族人之力，才能完成。“哈逊”前，畲族要选取村子附近山高林密、人迹罕至的地方建“鬼房”。“鬼房”系独房，为树木穿榫接斗而成，不用钉铆，四壁秸秆绑扎，茅草盖顶，设门，无窗。建造“鬼房”之前，鬼师先卦方位，然后族主率众入山，寻找合适地点。地点定好后，便指定专人负责建造。砍竹伐木，择吉日动土盖房。“鬼房”建好后，便准备雄鸡果酒，画五色鬼幡数幅，鬼师祷告作法，接引祖灵进入五色幡内。民间传言“鬼房”中已住满了亡灵，不论是谁，若没有鬼师的导引，贸然到此，便会被亡灵勾去魂魄，无法救助，所以这一过程必须由鬼师指引。程序完成之后，大家逐次告退。直至“哈逊”结束，人们这才再次来此接引祖灵，与祖鼓一道，前往跳月场，接受子孙们的供奉，参与子孙们的狂欢。在此期间，不许任何人到此喧扰，更不许任何人进入“鬼房”。

有人质疑说，畲族的各房宗支都藏有祖鼓，祖鼓内又都设有祖宗牌位，为何还要另设“鬼房”？针对这种质问，民间有几种说法。一是畲族系迁徙的民族，每一次迁徙，都会有一些家族记忆被中断，导致孙不知祖，家不知源。大祭时，祖先们纷纷赶来了，但有的进不了祖鼓，便只好在村寨周围游荡。这样一来，就容易生灾惹病。建了“鬼房”，他们也就有了住处，少来骚扰子孙。二是明代以前，畲族一直“有族无姓”。一些人家虽有父子连名的家族记忆链条，但更多人家的父子连名却经常断档，没有记载，数不周全，自然也就无法照顾到所有的先祖。第三种说法，是说“岁首”、中秋与“井逊”都属小祭，那便罢了，“哈逊”是大祭，必须逐一请祖灵，才能尽到子孙的责任。畲家各宗支虽藏有祖鼓，但都以房族为单位，顾得了近祖，顾不了远祖。现逢大祭，各处的祖先灵魂齐集了，总要找个安静的地方给他们叙旧交流。“哈逊”的时间到了，房族子弟做东，亲戚朋友齐聚，祖鼓被挂到跳月场上了，住在“鬼房”里的祖宗魂灵也被鬼师请进祖鼓了，于是宰牛跳月，阖族同欢，人鬼共乐，这样才能得到祖灵的护佑。至于祭祀结束，祖宗离开前，为什么要用汉话大喊：“客家人来割尾巴了，请祖宗快走！”就连畲族人自己也说不明白。

祭神

祭神仪式

畲族的记忆出现断裂了，《平越直隶州志》与民国版《麻哈县志》所述的习俗，居然也都失踪了。相隔的时间虽不长，但遗忘得却很彻底——那时举族参与，亲戚共庆，连官府都有记录的节庆，怎么说消失就消失，说没有就没有了呢？关于这，官方的资料没载，畲族的口碑没传，询问他人，更是不能了。逆推《平越直隶州志》的编辑时间，也不过百年。十代以内啊，“哈逊”没有了，“四月八”变异了，中秋节淡化了，“井逊”虽仍零散存在，但已简单到非畲非汉，儒道夹杂了，就是畲族最为核心的文化——导引亡灵回归祖居之地的过程与仪式，过去必须“开东家路”的，现在也可以“开客家路”（汉语）了；过去必须用《开路经》，讲东家话，行东家礼的，现在可以请道师，做道场，行“超度”之法了。原来在“夏首”、中秋祭祖的，现在也都一统到春节、清明了。田野踏访中，同仁调侃说：“是不是时代不同了，讲东家话的祖先也会客家话了？”当然不是。有人认为，导致贵州畲族记忆零落，习俗断代的原因，与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民族整合有关。这三次整合，一是明洪武年间的“调北征南”；二是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三是民国时候的一统政策。可以说，这三次着眼于“大一统”的整合，差点儿断送了贵州畲族的文化血脉。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平定云贵高原的敌对势力之后，鉴于贵州“地僻处而输粮艰”，一旦有事，就“无粮可打”的实际，朱元璋认为要“备边在足兵，足兵在屯田”，于是令30万雄兵先期进入了贵州，按三七份额作城乡布置。即三成军队驻城市，七成兵力驻农村，实行军屯与民屯。屯军具有双重身份，平时为民，握锄头；战时是兵，舞长枪。无论军屯与民屯，入屯的人须就地落籍。娶妻生子，也是军士，叫做“军户”。贵州《平坝县志》明文具载：洪武间，政府从湖南长沙等地“三丁抽一”填平坝。随后明军征云南，大规模移民120万填云南，贵州道（经凯里、贵阳）为明王朝的“通京大道”，路过的移民大量逃逸，因原籍不可回而就地落户。战争冲乱了民族地区原有的格局，移民又带进了大量汉文化，屯田当地，娶当地女，或入当地户，畲族遭遇了第一次文化交融。清雍正四年至九年（1726～1731年），先后六次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由于推行的过程过于血腥，造成了“神焦鬼烂，百里内外咸震号”的局面。“据张广泗后来向朝廷报告，当时焚十四寨，斩首一万七千名，俘虏二万五千余名，获铳四万六千五百条，刀矛弓箭不计其数。”（周春元《贵州古代史》）“改土归流”既是转土官为汉官，又干吗去掳民焚寨？显然，“改土归流”中首当其冲，受害最深的，依然还是当地世居的民族。在此情况下，世居民族想不被冲散，不被肢解，的确很难。然而这些都只能算是冲击，还不是剥除。有组织、有目的地剥除民族文化特征的行动，是民国三十四至三十六年（1945～1947年）。当时，在国民党“大一统”政策背景下，贵州省主席杨森在全省范围内，动用行政与军事手段，提出“要下最大的决心，不让一个民族有不同的服饰、文字和语言”，“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铲除一切民族特征。要在几年之内，使贵州听不到悬殊的语言，看不到奇异的服装，找不到各族相互间的界限……”

贵州明代屯堡

屯堡的来历

屯堡源于明初朱元璋的调北征南事件。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云南梁王巴扎刺瓦尔密仍不肯归顺，第二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和沐英率30万大军征南，经过3个月的战争，击败了梁王的抵抗。经过这次事件，朱元璋认识到了西南稳定的重要性，于是命30万大军就地屯军。这一屯，屯出了悠悠600年的“明代历史活化石”。《安顺府志·风俗志》载：“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屯堡人即明代屯军之裔嗣也。”在今天的安顺，许多大家族的族谱，记载均与史料相同。《叶氏家谱》载：“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初年被派遣南征……平服世乱之后……令屯军为民、垦田为生。”在漫长的岁月中，征南大军及家眷带来的各自的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经过600多年的传承、发展和演变，“屯堡文化”因此而形成。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当头风”。本就已日趋式微的贵州世居民族，这下又被置于风雨飘摇中。这样做的后果，是许多世居民族“有族”而无特征。黔东南州麻江县虽有三个布依族乡，却没有一件布依族服装在身上，没有半句布依族话挂在嘴边了。一些同根同宗的房族，有的说苗语，有的说汉话，有的是畲族，有的是他族。虽然现在他们还知道自己是同宗，但只怕再过些时日，到儿子的儿子以后，有关的家世又会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