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独山教授永垂青史

荣独山教授永垂青史

中山医院放射科

荣独山的名字，在我国的医学界尤其是放射学界是众所周知的。他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放射学奠基人之一。他自幼勤奋好学，聪慧机灵。1915年考入上海华童公学，3年后转入圣约翰大学中学部。1919年春因参加爱国运动而被迫退学，改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20年9月考取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后又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协和医院任放射科住院医师。他工作积极努力，善于思考，不断研究，改进工作，并经常参加各科查房，与临床医师讨论解决疑难病例的诊断问题，深得各科教授的赞赏和信任。1933年10月被学校选派到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医学院Mallinchrodt研究所，师从Sherwood Moore教授进修放射诊断。该医学院附属的Barnes医院同时聘任他为临床助教，参加医院内日常的X线诊断工作。当时他进修的课题之一为国内最常见的疾病肺结核，他又特地到纽约市康奈尔（Cornell）大学医学院随病理科Eugene Opie教授学习肺结核病理4个月。1934年12月学成回国，继续在协和医院工作，任放射科主治医师。1935年晋升为讲师。1936年5月任南京中央医院放射科主任。

1937年抗战爆发，荣独山教授以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响应，参加了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大队。他一方面制定捐购X线机的计划，一方面主持训练X线技师，还亲自至各医院为伤员作透视和摄片检查。抗日战争中，南京危急，中央医院奉命撤退时，他主持留守工作，直至南京沦陷前夕才随部队撤离。1937年11月到达长沙，12月去汉口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总队部，任X线队队长，后任医务股主任及代理总队长等职，授少将军医衔。1938年夏救护总队部在长沙曾组织4个医疗队，携带医疗用品和器材，包括轻便X线机，分赴陕北和山西工作，其中一台X线机装在延安山洞中应用。救护总队部还拨给新四军不少药品器材，并为白求恩在陕北设立的和平医院运送器材。1942年他辞去救护总队职务，任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附属陆军医院医务主任。他在贵阳图云关期间曾开办X线技术员和放射科医师训练班，培养基层工作人员。同时为贵阳医学院、湘雅医学院以及成都联合医学院讲授X线诊断学课程，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他作为随军训练团工作人员，再度被派往美国，在密苏里州立肿瘤医院随放射治疗专家Juan A．Del Regato教授进修放射治疗。他参加该院的日常放射治疗工作，进行肿瘤病人的随访检查，并和各科专家作病例讨论。1947年冬回国，继续任上海国防医学院放射科主任、教授，同时兼同济大学医学院（后迁往武汉）教授。1949年初国防医学院决定全院迁往台湾，要求他同去并代为购买飞机票，但被他断然拒绝。他于1949年7月离职。

1949年9月，他同夫人林飞卿教授一起以愉快的心情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部门的邀请，放弃开业，来到上海医学院任教，任放射学教研室主任，兼附属中山医院放射科主任。从此，开始了他在医学道路上新的里程。他将国外放射诊断与治疗工作的经验应用于中山医院。1955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他与陈又新、赵惠扬、徐家裕等教授在中山医院和瑞金医院筹备和建立了同位素实验室，在他的指导下，核医学在上海逐步发展壮大。“文革”期间，因历史问题受到隔离审查。1972年回科室任一般医师工作。恢复工作后他依然认真负责，阅读X线片上的每个细节，包括摄片条件和暗室处理是否正确。对各个疑点做深入的复查，特别对做胃肠检查的病人，有时反复检查观察达3—4次，以高超的医术为许多病人解决了诊断上的疑难问题。他常常亲自检查病人，并要求科内工作人员对病人做必要的临床检查，要求青年医生从一开始工作就要刻苦学习，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牢固的基本功服务于病人。此优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980年他响应党中央关于干部队伍年轻化的号召，主动辞去上海医科大学放射学教研室主任、中山医院放射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退居二线，积极支持新班子抓好学科建设，认真培养中青年医师，总结自己一生丰富的临床经验，著书立说。

荣教授从青年时期就立志于我国放射学事业，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研究，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作为中国最早的放射学专家之一，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期间，就与著名胸外科专家C．M．Van Allen教授合作进行论证手术后肺不张成因的实验研究。发现单纯肺叶分支气管的结扎并不形成肺不张，这是由于侧支呼吸的关系。他所著的《手术后肺不张与侧支呼吸》论文，在美国第14届胸外科年会中宣读，于1931年发表在美国Journal of Thoracic Surgery（《胸外科杂志》）创刊号上（为第一篇）。此侧支呼吸的新观点，为各国医学家所重视和接受。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国际上曾一度以二氧化钍胶体溶液作为造影剂，用于血管造影、脑室造影和肝脾造影等。他与外科、解剖学科、神经科等学科的专家合作，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二氧化钍的实验研究后，发现二氧化钍胶体会积聚在网状内皮系统细胞内，不易排泄，并会引起各种组织反应和出血性紫癜等疾病。这一研究为最后废弃二氧化钍作造影剂提供了科学依据。矽肺是严重影响有关工厂和矿山工人健康的职业病。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对矽肺的X线诊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亲自到淮南煤矿和江西盘古山钨矿等地，深入矿井作业现场做实地调查，访视了矿工医院内的矽肺病人，阅读数以千计的厂矿工人胸部X线片，与国内外专家进行讨论，并参阅有关的病理标本。1958年他亲自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矽肺X线诊断标准。1984年，又修订了新的矽肺诊断标准。他还对消化系统和骨骼系统疾病的X线诊断和鉴别诊断，以及单个椎体压缩性病变的X线诊断、膈运动功能等方面进行了不少的研究。

70—80年代他又对肺癌进行了系列的研究。在他的晚年，指导研究生对周围型肺癌X线诊断进行研究，在肺与癌交界面、胸膜凹陷征及空泡征的X线、病理对照与X线研究等方面，获得重要成果，该研究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荣教授的丰富临床经验和学术成就贯穿于他各时期的许多学术著作中，1953年他主编《普通X线诊断学》，1961年主编《X线诊断学》，成为国内最早的高校统编教材和蓝本。“文革”结束后不久，刚刚获得“解放”的他即以加倍的努力，亲自主持制订编辑大纲，收集5个附属医院放射科多年积累的资料，完成了大型参考书《X线诊断学》（3册）。该书有190余万字和3 000多幅插图，被公认是我国第一部图文并茂的放射诊断学系列专著，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并荣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80年代中期，他已80多岁高龄，在王快雄教授的协助下，他又召集上海医科大学及国内知名专家对大型参考书《X线诊断学》进行修订再版，使其更适合时代的需要，成为不朽的经典著作。1982年他主编《X线诊断学近展》和《医学百科全书——X线诊断学分册》。在纵隔肿瘤和先天性心脏病的X线平片诊断等方面也发表了一些论著。他强调质量至上，对重要论著或代人修改论文常几易其稿。对疑难病例，常反复推敲，且不耻下问。《临床放射学杂志》在武汉创刊时，他为该刊题词：“保证质量，具有特色，重视临床，提高普及”。在1982年《临床放射学杂志》第2期上，他又发表了《对X线诊断工作的一些经验体会和要求》的文章，要求广大放射线工作者对事业必须持严谨负责的态度，充分反映他严谨求实、技术精湛、一丝不苟的学风。

作为中华放射学会创始人之一，1952年他与谢志光和汪绍训教授等合作创办中华放射学会和中华放射学杂志。他曾担任上海市放射学会副主任委员和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以及上海市政协常委和《中华放射学杂志》副主编。

鉴于他对新中国放射学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1956年12月被卫生部评聘为一级教授。80年代中期美国放射学院授予他高级名誉会员（Honorary Fellow）称号。

半个多世纪以来，荣教授直接和间接培养的学生数以千计，遍布全国各地和海内外，其中绝大多数的学生早已成为我国放射学界的著名教授和专家。荣教授传授的不仅仅是他的渊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平时他待人宽容，虽然在“文革”中他蒙冤受屈多年，但事后置之度外，不计个人恩怨，仍对党对祖国怀有无限的热爱。1981年他与夫人将一生积蓄的人民币6万元捐赠给学校，第一个在上医设立“荣林氏奖学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每年有15—20名优秀学生获此奖学金。他的这一关心、培养青年的义举，令全校师生感动不已。他又为家乡无锡捐赠X线机一台，用于发展乡村卫生事业。在病重期间，荣教授还将多年珍藏的中外文书籍赠给中山医院，在放射科建立了“荣独山图书馆”，并捐赠1万元作为图书基金，资助和鼓励优秀医生。他廉洁奉公，从不以公家物品作私用，还常常为科内添置教具等物品。他和夫人林教授的晚年生活宁静淡泊又十分节俭。1987年冬季检查时被发现患晚期肾癌，他在病危之际，立下遗嘱“愿将遗体奉献给医学院，作为对医学事业最后的贡献”。1988年8月5日清晨，我国放射学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荣教授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华奉献于伟大祖国的医学事业。他为放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精神和他的业绩一样永垂青史，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