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

◎张原

作为走廊和通道的中国西南地区，其历史上纷繁复杂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及今天多民族交互共生的事实，对传统“分类学”式的民族研究和现代“马赛克”式的地区认识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也促使西南研究呈现出一种更加注重跨越与整合的区域模式（regional model）。与“单一民族”的研究模式不同，中国西南的区域研究强调对行政区划之突破、对民族界限之超越，并试图基于这一地区民族走廊和迁徙通道之特质，看到“西南”本身所蕴含的一种流动特性和关系结构。当前学界兴起的“藏彝走廊”“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课题，正将中国西南的区域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学术层次和学理认识之中。本文将基于这一学术浪潮之回顾与展望，试就当代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在关怀主旨、问题意识和视野方法上的未来发展与可能突破展开一些思考。

一、“走廊”学说：西南中国区域研究的形塑

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南研究的发展趋势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综合性的区域研究格局得以开创，如藏彝走廊、茶马古道等考察研究的兴起；二是专门性的单一民族研究渐成气候，如藏学会、彝学会、苗学会等以单一民族研究为主旨各种学会的成立等（李绍明，2009）。前者以区域性的社会人文特征为研究问题，代表的是一种学科意识的觉醒；后者则以民族为单位塑造研究对象，往往表现为一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然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贵州考察时就发现：“由于杂居的情况，各民族并不能构成独立的政治及经济单位，在共同的政治及经济单位中，各民族一般说是处于不同的地位……因之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民族关系”（费孝通，1999：235-257）。正是基于对中国西南地区由于历史上各族群间“交流掺杂、你来我去”的状态，而在现实中形成的这种“分而未裂、融而不合”的民族关系之认识，费先生认为，那种以单一民族为单位来展开的民族研究必然会导致诸多学理困境和现实问题。由此，他于1980年前后提出了“民族走廊”的概念，试图以一种区域研究的视角来突破单一民族研究的局限，以解决当代中国民族识别之种种问题。

以“白马人”的民族识别问题为例，费先生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扩大研究面，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洛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费孝通，1980）。通过对“藏彝走廊”的勾划，费先生阐述了一种具有区域研究特点的“走廊”学说：“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个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和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费孝通，1980）。实际上，“民族走廊”学说的提出，是出于费先生对“单一民族”研究的反思和批判。他认为，“过去的民族研究是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分别一个一个研究，在方法上固然有其长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费孝通，1983：90-91）。在《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一文中，费先生指出：“那时就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研究，写它的历史，不是从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来看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怎样影响它们的形成、合并和分化。……过去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而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而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我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费孝通，1982）。基于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现象的考察与总结，费先生还提出了中国族群迁徙流动和民族文化交流的三大走廊：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这些就是他所谓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他强调：“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费孝通，1982）。因此，“民族走廊”学说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阐发有重要意义，这也表明中国人类学民族研究的区域性视野的成熟。

实际上，用“走廊”和“通道”来对西南中国的地理环境特征和民族流动特质加以概括，这也是早期海内外学界的一个学术共识。特别是针对“藏彝走廊”这一区域的相关论述，可追溯至章太炎先生的《西南属夷小记》、方国瑜先生的《麽些民族考》、任乃强先生的《羌族源流考》、马长寿先生的《钵教源流》等20世纪早期的民族史著述中（李绍明，2008：15-16）。值得注意的是，在藏彝走廊的南端，陶云逵先生1939年的《碧落雪山之傈僳族》就强调了这一区域地理上南北向的山水通道与族群间南北流动的迁徙走廊之间的关联（陶云逵，2012：189-291）；而在藏彝走廊的北端，法国学者石泰安（R.A.Stein）1961年的《汉藏走廊古部落》一书则从古部落名称与地名的考释还原了这一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历史和族群交互关系（石泰安，2013）。从上述学人对“走廊学说”所奠定的学术基础来看，在一个区域整体内来考察族群间的流动性和交互性，研究历史上该地区各民族互动交融的关系格局，正是开展中国西南研究的关键。

自1980年民族学人类学学科重建以来，西南研究就开始呈现出“区域研究”的特征。特别是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成立，更标志着西南研究区域视野与实践的开启。在该学会的推动下，西南研究的学术力量被整合组织在一起，进行了一系列“流域”“走廊”“通道”等具有较强区域性研究的专题调研，如横断山区六江流域、西南丝绸之路、贵州六山六水、南昆铁路沿线、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等研究，从而开启了学科重建以来西南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系列的考察由李绍明、童恩正、何耀华、蔡家骐等先生组织率队，充分体现了地区整体性视野和学科综合交叉的特点。用“民族走廊”和“山水通道”来重启当代人类学的西南研究，其意义恰如李绍明先生在总结藏彝走廊研究的“区域范式”时所强调的：“这提供一个区域的、动态的、相互联系的研究视角，把藏彝走廊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一区域内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及今天的民族互动与文化影响，在此基础上，来理解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以解释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原因”（李锦、李绍明，2008）。这也正是西南中国的区域研究对当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所作出的一个巨大贡献，其不仅克服了以往民族研究中区隔化和碎片化之弊病，也深刻揭示了中国西南作为迁徙通道和民族走廊的多族交互共生之历史事实，并与“乡村社区研究”和“单一民族研究”这两大中国人类学研究范式构成了一次真正的学理对话。

2000年以来，以藏彝走廊为专题的研究有一种井喷之势。如四川大学石硕教授主持的“明清以来藏彝走廊地区的汉、藏文化互动研究”、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主持的“多民族聚落与文化互动研究:以藏彝走廊为例”、中国台湾“中研院”黄树民教授主持的“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社会文化互动”等课题。关于藏彝走廊研究对于区域模式之拓展和深化的意义，石硕认为，这对于从具体的“历史—民族区域”角度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的民族格局，建立我国民族研究的宏观整体视野将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石硕，2005：13-31）。黄树民在《藏彝走廊——区域研究的沃土》一文中强调，这一地区的考察最为理想的就是区域研究方式（黄树民，2007）。王铭铭则在《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一书中，提倡在“民族走廊”这样的框架下展开一种“关系主义的民族学”，以此来重新认识和概括中国西南地区的社会人文形态，并就人类学本身的理论方法加以反思和重构（王铭铭，2008：186-191）。可见，在中国西南所提出的“走廊学说”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学科反思与发展而言，意义重大。

二、“通道”研究：西南中国区域研究的拓展

改革开放之后，西南研究陆续出现了“区域模式”“族群模式（ethnicity model）”和“跨境模式（transnational model）”三种研究范式（王铭铭、杨正文、彭文斌，2008）。这其中，后两种研究范式带有明显的个体化特征与世界体系化趋向，是对现代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种被动学术反映；而“区域模式”则无疑更贴近于社会历史现实，其研究实践具有强烈的学科问题意识。正如王铭铭在《东南与西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一文中所指出：任何民族志研究都是在区域场景中进行的，许多人类学思想也带着区域色彩。所以当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表现出个体化与世界体系化的趋向时，人类学再区域化有着尚未被认识的重大意义，它能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人类学认识方式的实质特征（王铭铭，2008：92-93）。因此，作为这一学术区的一大传统和标志，西南研究中的“区域模式”正是人类学突破行政边界和民族单位，并基于民族志的区域性特征所开创的一种具有创新意识的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所推动开展的一系列学术考察活动已成为西南研究“区域模式”之典型代表。至21世纪，基于历史上民族的源流考察与走势判断，西南作为一个充满流动性和交融性的民族走廊或迁徙通道之区域性特征，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特别是诸如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黔驿道、进藏公路等“通道”研究在近些年来呈现出此起彼伏、方兴未艾、如火如荼之势。

中国西南地区的“通道”意象，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关于这一地区“封闭隔绝”的偏见认识。实际上，早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对西南连接印度的“蜀身毒道”有记载，并说明这一地区是中国与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交通往来的战略重地。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古代西南地区交通网络的记述也颇多，如“五尺道”“旄牛道”“灵关道”“石门道”“麋冷交趾道”等。虽然传统史料记载有其模糊性，但西南地区存在着的勾连中原与南亚的通道网络和文化接触之事实却不可轻易否认。至20世纪初，专门对中国西南与印度和东南亚的通道线路和文化交流进行考证的学者，海外有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之《交广印度两道考》（1955），国内有梁启超之《中国印度之交通》（1921），二人开启了西南地区通道考证的现代研究。20世纪30—40年代，国内学者严德一先生的《论西南国际交通路线》（1938）和方国瑜先生的《云南与印度缅甸至古代交通》（1941）之研究，则更进一步地对历史上中国西南沟通印度和东南亚的通道网络开展了历史地理学的辨析，呈现出西南地区交通中印两大文明体系之流动开放的区域图景。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学科重建之势，西南地区的通道研究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西南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使得历史上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到印度和缅甸，最终至中亚和西亚的通道网络，被整体贯穿地呈现于世人面前。之后童恩正先生主持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考察”的研究项目，则以中国西南与南亚、东南亚的贸易交通和文化交流为重点，认为历史上西南地区的通道网络与“西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地位同等，均是古代中国沟通世界的重要通道。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对于是否用“丝绸之路”之名来描述西南的通道网络产生了质疑。随之“茶马古道”的概念在21世纪之初逐渐兴起，最终成为西南地区古代通道网络之代称（周重林、凌文锋，2010）。除了历史地理学视角的交通网络之考证，茶马古道的研究也注重区域性的货物贸易与文化交流之考察，此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物质文化研究理论也被引入。特别是，人类学关于物及其象征意义在区域性的流通传播过程中对于社会整合与文化接触之影响的相关理论探讨，也逐渐成为当前茶马古道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关注点（凌文峰，2012）。当然，初期的茶马古道研究在关怀和视野上也有一种“重内不重海外，重茶不重他物”的局限，如何呈现中国西南与外界世界的关联，以及茶之外的其他物品的贸易流通对于西南通道的形塑之影响，正是当前学人要克服突破的问题。因此，当前学界试图用更为宽泛的“通道”概念，来对这一类型的区域研究加以定位，以就西南历史与现实中的流动性加以更为深入的探讨。如彭文斌《西南“道”与“行”之个案》（2007）强调了西南从古至今作为各民族迁徙移民、帝国教化拓边与商邦贸易往来的通道，有着丰富多样的区域性交通关联类型。

与“走廊”学说更关注于“人”的迁徙流动与文化间的交互接触不同，“通道”研究则更关注于“物”的贸易流动和文明间的传播打通。跨区域的经济贸易往来与跨文明的政治权力互动，成为西南区域研究新的关注点，特别是围绕着茶、马、盐、木材等物品，西南与周边的文明体之间形成了何种关系，其区域内部又构成了何种关联，都成为了通道研究新近的热题。如陈保亚（2007）教授新近基于茶马古道的考察来论述陆路佛教传播路线西南转向的研究，就表明了在跨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以滇藏川三角地带为中心的茶马古道上所进行的不仅是茶、马、盐、酒、糖、皮毛、药材等商品的交换，还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传播。法国学者施帝恩（Stéphane Gros）在滇西北的研究，基于对盐、茶、奴隶在藏族、怒族和独龙族之间的区域性流动，指出依托于流动性的商品在不同地理空间与文化边界上的穿行，各民族及区域间如何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等级性的往来互动关系，从而实现区域内的社会关系整合与文化接触交流（Gros，2006）。张应强（2006）教授的《木材之流动》，将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社会置于王朝、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把握，通过对以木材采运活动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历史基本过程的梳理和描述，探讨了一个区域市场网络的发展，以及传统中国的国家力量与相应区域的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对区域社会变迁之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和多种关系复合一体的过程，进行了地域化的理解并作出历史性的解释，最终呈现了一幅围绕木材之流动所形成的区域社会历史图景。舒瑜（2010）博士的《微“盐”大义》则基于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来呈现“盐”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物品如何勾连起特定地方“内外”“上下”的“关系”丛结，最终形塑一个区域内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图景。上述这些基于物的流动来开展的通道研究，对西南中国区域性的社会关联和文化接触的历史现实图景之展现极为生动，并对其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族群互动关系和文化观念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特别是，张应强与舒瑜二人的研究都强调了西南地区“通道”的形塑与帝国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有着深刻的关联。

2005年之后，关于驿道的人类学考察在贵州开始兴起。与商道有所不同的是，驿道本身是国家化的产物，是帝国王朝在西南地区进行拓疆和经营边地的重要手段。明代以来，中央王朝对滇黔驿道的构筑将贵州与中原更为紧密地勾连在一起，这极大地改变了贵州当地的社会文化形貌与民族间交往互动的关系格局。近年来，关于黔中驿道沿线族群关系与文化接触的研究（汤芸，2008），以及针对黔中驿道沿线屯堡社会的礼俗考察（张原，2008），表明了帝国王朝的边疆经营与文明教化对于贵州当地民族间交互共生关系的形塑，以及汉人移民群体的社会人文特质的生成有着深切影响。黔中的屯堡作为一种屹立于驿道沿线的、拥有城墙的村庄，其形成缘起的历史背景与地方文化的形塑过程，均突显了这一区域的聚落格局与社会形态具有一种流动与封闭的双重特色。因此，驿道与屯墙，在突显黔中屯堡村寨与一个更大的文明体系之间的种种关联之同时，也显示了屯堡人与当地不同的族群之间所发生的多层级的交流互动关系，这些地景正是中国西南历史进程和现实社会图景的一个典型缩影（汤芸，2011）。孙兆霞等人的《“通道”与贵州明清时期民族关系的建构与反思》一文则考察了明清时期“西南大通道”的建构过程中，国家与西南边疆民族的互动关系，强调国家力量对于中国西南流动性和开放性之塑造，对当地“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建构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孙兆霞、金燕，2010）。相比于云南的商道研究而言，贵州的驿道考察不仅关注于民族间的“内外”互动，更强调国家与地方的“上下”通达，这体现了加入“国家”的维度来深化和拓展西南中国之区域研究的一种努力。

在西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公路的大量修建令人瞩目。公路的修筑所导致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变迁，正是人类学的“路学（roadology）”研究的一个主题。中国西南的公路修筑与现代性的“国家化”与“市场化”进程紧密相关，由此，公路所勾连的不仅是地理空间，也是地方与世界体系的关系贯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周永明教授近期在西南所提倡的“路学”研究，正是对西南区域研究的一种拓展，其以四川、云南的藏区公路的建设研究为例，认为针对当代中国西南的区域性研究应该重视现代公路的构筑及其引发的社会文化影响，特别是公路带来的双向流动性，对于我们在一个更广阔的关系格局中，去理解西南民族地区在遭遇国家和市场时的变迁境遇是非常关键的（周永明，2010）。在一定程度上，“路学”的引入使西南的“通道”研究更为贴近于当代的场景之中，也拓展了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问题意识。而无论是传统的“通道”研究之勃发，还是新近“路学”讨论之兴起，区域性的关联整合与民族间的交往互动均是探讨的主题，这些研究都与“走廊”学说构成了一种互补映照，是对西南研究区域模式的进一步细化与拓展。

三、“关系”考察：西南中国区域研究的实质

在西南中国，以及延伸出去的东南亚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形态的族群之间存在着一种“分而未裂，融而不合”的交互关系与共生状态。这使得利奇（E.R.Leach）在这一区域研究的经典《上缅甸高地诸政治体制》中发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感叹：“在诸如克钦山区这样的地区，传统人类学里‘一个社会’之概念造出了许多难题”（利奇，2010：19）。实际上，正是那种以“单一性”和“同一化”之特征所界定的“社会”或“文化”概念，使得现代人类学陷入了一种认识和表述的困境。恰如利奇所指出：“因为人类学家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把‘一个社会’这个虚拟之物当作孤立体，所以他们仍无任何语言可用以描述同时代而且相邻的——亦即有实际交互关系的——多个社会体系”（利奇，2010：284）。也如萨林斯（M.Sahlins）所言：“由于传统上将社会和文化视为自组织的单子，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学卷入一个重大的理论丑闻中。这个丑闻是，尽管文化常被视为自主的、自我生成的，但它们从来便处于由文化他者组成的更大范围的历史场域之中，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在彼此参照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历史角度看，文化是相互依存的，但它们却被视为自主的”（萨林斯，2009）。或如沃尔夫（E.R.Wolf）所批评的：“如果说社会学始终沉迷于共同体与社会的神话，那么人类学一直深陷于它自身的‘远古原始人’神话。它们都生活在虚构之中，否认了始终存在的关系与纠葛这一事实”（沃尔夫，2006：26）。在这样的学科困境下，当前的人类学界，一部分学者进入了一个个所谓“孤绝”的地方，成为了研究某个“部落”“社区”的专家；而另一部分学者则离开一个个“实在”的区域，成为了关心“国家”与“世界体系”的政客。如果说，人类学对他者的研究实为一种“自传”的话，那么前者在一个个孤岛与部落之中，将自己装扮成为一个“背对世界，没有历史”的“安达曼岛人”；而后者则在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不经意地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普及者，从而认为在整个世界生活着的都是“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因此，如何在理论旨趣和视野方法上，突破“社会”“文化”“民族”“国家”等现代社会科学中的核心概念给现实研究所带来的种种限制和困境，这应是人类学的西南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区域模式”的兴起，正是对“族群模式”的民族划分和“跨境模式”的国家界限的补充和修正。实际上，人类学如果不努力获得这种区域性的视野，那么面对中国西南这样一个多族交互共生的区域，就将如利奇所感叹的“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从而陷入认识的危机与表述的困境之中，或费力地用种种“单一性”和“同一化”的现代概念，来误读和曲解这个地区实际的社会生活状态与历史变迁过程。所以，人类学只有认真地思考在一个区域内这种多族交互共生关系的生存，以及“分而未裂，融而不合”的关系格局，方能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近年来，在学界关于西南中国研究的种种讨论中，学者们开始试图从一种人文关系格局的角度出发来认识中国西南的区域人文特质。就此，王铭铭教授专门提出了一种“关系主义民族学”的西南研究。其《文明在周边——“藏彝走廊”“中间圈”与关系主义民族学》一文指出，所谓“中间圈”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个地带中的人居住方式不是以单一民族为格局，而是相互错综复杂混居在一起，且因人口的流动，自古就与核心圈的东部汉人杂居与交融，并与外圈的海外世界有诸多勾连和接触。因此，中间圈的研究重点在于考察这一区域内部及其与核心圈和外圈之间的种种关系，以此提炼出相关的民族关系史、文化交流史、政治制度史的观念，从而理解整个中国的世界秩序。而作为中间圈一部分的“西南”，对之必须进行“民族研究”，特别是以“民族关系史”为前提和特色，进而展开与核心圈研究的对话（王铭铭，2008：148-192）。在某种程度上，“关系”之考察就是西南中国区域研究的实质。

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这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世界图式，也有助于具体研究者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认知主体性。恰如王铭铭所言：“藏彝走廊作为一个意境，昭示着一种基于关系主义民族学而重新构思人类学的可能。这个意境富含的‘中间性’，为我们体会、理解和认识横向连接与纵向差序之间的纽带提供了机会”（王铭铭，2008：192）。因此，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必须基于“区域性”的大视野来展开，在一种关系格局中来寻找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如此才能摆脱“民族性”的现代叙事，对“民族认同”这样的问题有所超越，最终回归到当地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文形态特质来深化对中国西南的认识把握，从而在学理上展开一些更为深入的对话，以就现代社会学科本身提出真正的问题。

（原载《民族学刊》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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