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双重进化与生命伦理问题的起源

二、人类的双重进化与生命伦理问题的起源

人类与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在共同的生物进化基础上独具文化进化，故人类是“生物与文化”双重进化的产物。人类的“双重进化”使其在行为和心理等复杂或高级性状上表现出生物与文化的“双重属性”^［5］。

1.人类的双重进化与双重属性

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类的生物进化已然与众不同。约500万年前，人类远祖先于其它灵长类从树栖进化为陆栖，为其直立行走，解放上肢，利用和制造工具以及大脑的高度进化奠定了基础。此外，优于其它灵长类的结群行为和协作秩序，是人类原始道德文明产生的重要前提，同时也增进了其对信息交流的需求，为人类语言的产生打下了不可或缺的进化基础。人类生物进化的优越最终体现在脑量及其结构上的高度进化。人类“加速度”式的生物进化“承上启下”，为人类文化进化的起源和“超速发展”打下了进化生物学基础^［6］。

何谓文化及其源于何时，尚众说纷纭，在此不做赘述。若以农业文明为发端，人类的文化进化不过一万年，然而，仅仅用去进化时间的1/500，人类就实现了社会分工、私有制、国家产生、金属冶炼和科学与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文化突变”。与生物进化相比，人类的文化进化极其短暂。若将人类进化的500万年比拟划分为一天24小时，则有：21万年/小时，3472年/分钟，58年/秒。据此，诞生于5万年前的史前文化在这一天的最后15分钟才姗姗来迟。作为人类文化传播载体的文字则诞生于6000多年前，其历史仅相当于人类进化长河的1/830，而只有100多年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也只不过经历了全部人类进化史的1/5000000^［7］。

以上比对表明，人类的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之间存在巨大的时间反差，这种反差使人类的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之间存在复杂的矛盾冲突。

人类具有生物属性（biological attribute），是生命起源与进化之因果，人类独具文化属性（cultural attribute），是其文化进化之必然，故而，人类的双重属性是其“生物与文化”双重进化的产物^［8］。人类的生物学属性在机体构成、生殖繁衍、新陈代谢、生老病死、通讯和学习行为等生存所必需的性状中及个体发育初期表达更为显著，而其中有一些是人类文化属性发生的前提。如平均达1400mL，皮层极为发达的脑是人类智慧产生的解剖生理学基础，直立行走及灵巧的双手则是人类利用和制造工具的行为生物学基础。所谓“文化属性”应指那些生物属性以外的特性。如语言、文字、宗教、法律、教育、商业、文学、艺术、体育、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以及战争等。当然，其它动物有无“文化”，应另当别论。文化属性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首要”标准，而将人类属性划分为“生物的”和“文化的”，并非是将其简化为一种“加性”关系，主要是为了方便研究。

文化源于自然，时而可超越自然，但绝不能脱离自然，故绝对意义上的人类文化属性并不曾存在过，而当今人类也早已基本上失去了纯粹的生物属性，故仅以生物学或文化规律均无法完全解读人类行为。生命伦理问题的发生与人类的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及其互作密切相关。只有从人类的双重进化与双重属性出发，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才有可能弄清生命伦理学问题的由来，并对其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2.人类进化的双重性与伦理问题的起源

人类基因组研究表明，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差异仅为1～2％，从昆虫到哺乳动物直至人类，基因组差异远没有人们预想那么大。生命的基因组成在长达数十亿年进化中的保守性进一步说明了人类的属性与数十亿年的进化过程息息相关，同时也反衬出人类与其它生物的巨大反差主要是文化上的^［9］。这种反差造成了人类的生物学属性与文化属性之间存在极大的不适应，从而使人类在其行为表达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矛盾冲突。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生命伦理问题是人类行为表达过程中，两种属性之间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10］。例如，在数百万年的繁衍过程中，人类的自然属性对由自然选择调控其后代的有无已经习以为常，但人类文化社会却对这种原本自然的现象大加诋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并营造出“试管婴儿”、“克隆生殖”等一系列引发生命伦理问题的“发明”。种群数量受生存环境调节原本是人类的生物学属性，但科学技术几乎使人类失去了除病原物以外的所有天敌，从而造成人口的“爆炸”，出现了人口伦理无序，无奈以“计划生育”加以控制，但这又引出“限制生育权”等伦理问题。自然进化最重要的属性之一是当代与世代之间的“生态平衡”，但文化进化使人类欲望横溢，对大自然巧取豪夺，不仅使当代出现资源匮乏，而且将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破坏殆尽，从而引发出大量的生态伦理问题。“生老病死”本属自然，但在人类社会中，这种生命活动的基本现象也分别以“优生学”、“老年学”、“生物医学”和“安乐死”等冠以相应的文化属性，然而，生育伦理、老龄化、医学伦理和死亡伦理等问题相继发生。

人类在进化上的双重性决定了其行为上的双重属性，双重属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必然会导致生命伦理问题的产生。人类生物属性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在解剖结构、生理代谢、心理行为等诸多方面均已打上了不可泯灭且十分保守的进化印记。人类文化属性形成所经历的时间极其短暂，但文化进化所形成的后天法则却对人类行为有着强大的选择压力，有时，“文化选择”的作用甚至会大于“自然选择”。而长期进化所形成的人类生物学属性不可能在极其短暂的文化进化过程中适应激烈的“文化选择”。其结果必然是：人类行为在其表达过程中出现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上的矛盾冲突，从而产生难以协调的伦理问题。若要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生命伦理学难题，则必需缩小或协调人类生物属性与其文化属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两者相互适应^［11］。文化属性一旦形成，独立的生物进化系统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的“双重进化”。文化将会成为人类进化上的新动因，其作用的激烈程度可能比“基因突变”还大，带给人类社会的矛盾冲突也更多。认清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和判断人类行为的价值取向至关重要。生物学属性与文化属性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不是“加性”的，而是一种“动态互作”的关系^［12］。

生命伦理问题发生后依然处于“生物与文化”双重选择下，故其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双重进化”对生命伦理问题的选择可能有多种结果：一是“生物与文化”的双重选择互不退让，从而加剧生命伦理问题的严重程度，此类情况居多。例如，自然生态环境不会因人类的“战天斗地”精神改变其演化规律，而人类似乎也无意或无法对生态环境选择的压力做出真正的“妥协”，故而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伦理问题将日益加剧。二是“文化选择”减弱或退出，则会使生命伦理问题的影响下降，这一点人类应该尽量尝试。例如，人类限制对野生动物的捕杀、对草原放牧的限制，但这种情况多为局部或暂时的。三是“生物选择”减弱，“文化选择”增强，但生命伦理问题的影响不会减弱。例如，在医学科学等文化选择作用下，自然选择对人口死亡率的作用日益减少。几个世纪前，50％的儿童在青春期前死亡，且多死于出生后的第一年，而目前，先进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常常不到1％。尽管如此，人口伦理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的发展。不论生命伦理问题如何演变，总体上其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会继续加大^［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