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研究方法与科学的客观性

临床研究方法与科学的客观性

把科学也看做一种隐喻，并认为这种隐喻与传说、神话具有相似性，这种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观点对于我们理解认识过程确有启发。但如果由此进一步推论，认为科学隐喻和神话隐喻之间可互换，未免荒谬不实。

例如:　月球是一只遍布环形山的巨大球体，这是科学的说法，而在印度、巴比伦和中国的古神话传说中，它是神的一只眼睛。一位激进的相对主义者曾向笔者坚持说:　两种说法同样正确。这位相对主义者坚持认为水、植物都具有心灵活动，能够回应来自人类的语言和情绪。他认为既然科学不能证实而只能证伪，科学亦不过是一种隐喻，那么他关于植物具有喜怒哀乐的信念，就不应该被科学知识所否定。

此类相对主义者以为只要抓住“科学也是一种建构、一种隐喻” ，就能够对科学置之不理，安然回到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里去了。

为了便于辨析相对主义者的思路，笔者再举一例。某个物体以某个速度飞行，是否能够穿透1厘米厚的钢板?科学——更确切地说，是工程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回答方式自不待言，而执着于万物有灵的人会说:　这要看这块钢板当时的毅力，每一个物体都自有它的灵魂。他会认为这种解释可以和科学解释同等对待。笔者发现，持这种相对主义观点的人不会是一个工程师或者材料力学家。这并不因为工程师或力学家在心理上执着于有利于自己的隐喻，而是在实际上，不坚持科学的隐喻，他们必然一败涂地。如果一个工程师相信对钢板念念有词有助于提高钢板的硬度，他的工作一天也不能维持下去。持相对主义观点的，是不需要直面现实考验的人，或者，用一个隐喻的说法，是有幸能够享受“醒着做梦”的奢侈的人。

关于月球是什么，关于物体为什么能或不能穿透钢板，科学的解释具有更大的真实性，甚至，我们可以说，这种真实性，虽然在科学的框架内是“相对的” (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原有的解释会受到修改) ，而比之于神话和传说中的解释，它的真实性其实是绝对的。这种绝对性，不是说它绝对的正确，而是说，对于解释月球是什么、物质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科学的路径(或者说思路)是正确的，而神话和传说的思考方法与真相南辕北辙。

笔者并非主张神话、传说的方法毫无价值以至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诗人说“温柔的月亮每夜注视着我”或者“她的愤怒像一粒子弹一样向他扑去，而他，却像一块钢板，毫发无损， ”我们恐怕不会试图纠正说:　月球是个蛮荒的球体，反射太阳的光，它是不可能注视你的，或者说钢板根本就无有情绪。我们会感到诗人的这两个比喻蕴含着另一种真实性。

神话、传说和文学隐喻不是在描述物质世界的规律，而是在折射人类心理的事实。正如自然科学往往借用心理的概念(例如力、时间、空间)并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来描述客观世界，关乎心灵的神话、传说、文学，也往往借助客观世界的存在物来叙写主观的世界。它们对客观世界的存在物施加了彻底的心理意义上的改造。这些被改造的存在物不过是悬挂心灵叙事的钉子。^[6]

概言之，尽管神话、传说和文学采用隐喻的方式，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具有隐喻性，两者根本不可等同而论。这好比苹果和梨子是两种本质上非常相似的存在，却不能说苹果就是梨子一样，它们是各有自己结构的不同存在物。当福柯之类的学者提出精神障碍患者的症状不过是认识外在世界的另一种方式时，便是犯了把相似性视作相同性的认识论错误。精神病状态下的心理活动，例如幻觉，是脱离现实的神经活动，而不是对客体的表象活动。我们对于客体的表象能够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作为真相的因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作为规律判断的因果，幻觉则完全抛弃了这些过程，不可能引导个体抵达外在事物的真相或规律。

在探究和反映物质世界时，自然科学的路径是正确的，而神话、传说和文学的方式是错误的;而在探究和反映心灵世界时，自然科学的方法无法完成人文科学的核心目标。神话、传说和文学隐喻，比自然科学的方法更接近心灵本身。不过，神话、传说和文学隐喻作为折射心灵现象的工具，也并不能有效地完成人文科学的核心目标。人文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但是它仍需要科学精神对传统的人文方法的改造——正如现代科学也经历过对古代朴素科学的改造的阶段。神话、传说和文学时而是对心灵世界的描述(通过观察、内省和共情) ，时而又是心灵活动的展露(即欲望的运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两种过程的交织。人文科学不单要区分这两种过程，还要处理两个过程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时间和空间的精确测量，得益于文艺复兴之后精密的工具和仪器的发展。它的结果是，就物质的运动而言，人类找到了较为精确的数学规律，物质的运动终于可以被准确地预测(至少在宏观尺度上如此) 。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同样与工具仪器的发展并驾齐驱。

然而在心理学领域，探究人类心灵，工具和仪器总显得捉襟见肘。我们能够通过仪器，精确测量哪些心理概念呢?我们的研究成果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预测人的行为呢?心理学和物理学的相似程度越高，它就越是在探究物质世界的规律，而不是精神世界的。物理学让我们能够从一块石头的运动规律推演行星的运动规律，却无法推测一片森林的发展规律。物理学的方法用在生物学、生态学中都难以为继，那么草率地用之于心理学，把心理学变成心理物理学，对这个学科必然大有损害。

对于科学概念的测量，要放在该概念所使用的“上下文”(context)中予以考察。在心理学中，“情绪” 、“动机” 、“行为”等概念，与时间和空间等物理概念属于不同的类型。虽然时间和空间在本质上也源自人的“时间感”与“空间感” ，但人类建立起了能够在不同个体之间通用的尺度。而情绪、动机等心理学概念，则是复杂的系统运作过程的外在显现，至今没有可供在个体之间完整而精确传播的有效工具。

要探究心理过程，不应局限于还原的观点，应该引入系统的观点。还原的观点对于人类向来具有最大的诱惑力，这从我们看到的科学神话中可见一斑。牛顿以他的万有引力定律得到世人推崇，爱因斯坦以他更简洁的质能方程而成为更为神奇的神话人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对我们当今生活的影响同样巨大的半导体电路是谁的发明，也很少有人知道使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的那些伟大的电磁学家们(例如麦克斯韦) 。他们的工作难以用简洁的公式产生神话效应。在心理学领域，人们津津乐道于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和荣格的原型，他们都试图用最简单的理论解释一切心理现象。他们为世人所崇拜，首先不是因其学术的贡献，而是因为其理论的简洁。如果考虑到“预言家”诺查丹玛斯也有着同样高昂的知名度，我们就更能够看到科学的悲剧性——它最终也要像伪科学那样迎合大众的神话，或者被大众以神话的方式改造，方能被广为传播。正确性永远不是公众对科学感兴趣的最主要的因素。

带着追求简洁的诱惑，心理学研究进入了一种误区:　宁可去研究一片叶子，也不要关心一座森林。因为一片叶子能够告诉你简洁精确的东西，而一片森林不能。

研究心灵现象，还要面对它与物理现象的另一个概念差异:　物理学能够把主观感受客观化而心理学难以这么做。当空间感用仪器来测量，它变得更精确。客观物质的体积、形状，在仪器测量的过程中排除了主观偏差的影响而更为贴近物质的真实情况。而“快乐”这样的概念，在心理学测量过程中却变得更不准确。这是因为，在主观上，快乐是一种感受，在客观上，快乐是一种过程和结构，而不是一个实体，它不具备可量化的特点。研究快乐，要么研究快乐的过程和结构，要么研究快乐的感觉。如果研究后者，现有的自然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显得力不从心。

运用数字和方程，固然是科学的高明之处，但绝不是科学的本质，炼金术也热衷运用数学，东方的风水、占卜也是以数字为基础。心理学对数字的追求，丝毫不能成为它的科学性的证据。

科学的本质应该首先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所要研究的对象，科学家不能把自己想象的、期望的东西强加在对象之上，这是科学精神和迷信精神根本的不同。至于是不是精确，是不是运用了数学，是不是能够把规律公式化，都不是判断一种科学的必要条件，也不是研究成果的价值性的最终判据。

再者，科学研究中的主观与客观，与哲学认识论中的主、客二分概念应该加以明确区别。主、客二分，是在说明人类是认识世界的主体，他认识的世界永远只是人与世界相遇的过程中产生的既不是人本身、也不是世界本身的第三种存在。科学研究提倡客观、避免主观，但绝不应该只把客观世界作为探究对象，也不应该限定科学研究只能使用“客观的”工具。人类对自己的内心活动的内省，以及对他人内心活动的共情，通过这些途径进行心理学研究，也可以是科学的。通过内省和共情，个体把自己和他人的心理活动作为观察对象，这种观察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在探究的过程中，研究者本着求实的精神，而不是期望他观察的对象符合自己的想象，这是科学研究最为核心的态度。而使科学结论最终得以确立的，莫过于实证过程。最典型的是药效研究中的对比试验。只有对比试验才能够产生因果推断。心理学采用医学模式进行因果推断肯定相当困难，有时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实证也并不一定采用如此严格的方式。在夏天被太阳暴晒会感到炎热，人们都会相信阳光是炎热之因，都会知道躲到阴凉处避暑。这个因果关系并不需要对照试验去验证，人们通过大量的体验、对比，已经能够得出可靠的结论。当然，这种验证方式肯定大有缺陷。例如，当某个人服下某种中药数天后感冒痊愈，就有可能认为是药物的功劳。其实感冒可以自愈，任何一种声称能够治疗感冒的药物持续地被大量的人使用，就会产生它能够治疗感冒的假象。但是，人们又能够发现，即使不使用该药物，感冒也会在同样的时间内痊愈。通过这种对比，药物的有效性就遭到怀疑。另外，药物使用后症状是否有立刻的改善，也能够作为衡量药效的依据。类此，对于采用内省和共情的方式得到的研究结论，即使没有严格的验证方法，却也并非毫无核考之手段。一种心理咨询方法是否有效，有时严格的对照研究很难进行(例如对于人格障碍的长期治疗) ，但是只要对比接受咨询的个体和与之同样问题个体的发展，拥有了大量的例证，便可以有比较清楚的判断。但前提是，研究者本身必须有客观的精神，否则自我欺骗的态度总能让他找到支持自己的例证，把谬误当成真实。在内省和共情方法的研究中，研究者本人就是研究工具、仪器，这工具和仪器的可靠性，是研究价值的基础。培养客观公正的研究者大为不易，而客观公正也不是公众对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的接受性的首要因素，这正是人文科学研究的艰难之处。但它也正是人文科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否则，求助于仪器、量化和实验室，非但不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反而成了逃避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