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与极乐

创伤与极乐

人格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创伤经历，不论它是偶发的创伤性事件(例如性侵犯事件) ，还是长期的消极经验(例如父母对婴幼儿期子女的长期忽视) ，都可能成为人格偏差与缺陷的影响因素。这个看法的正确性对于临床工作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进一步理清某个体的心理障碍是源自偶发的创伤性事件还是长期的消极经验，是一个颇具诱惑性却又困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并不具有合理性。例如说某个强迫症患者的父母的一贯的教养方式是良好的，而把症状归因为几个重大的创伤性事件。对于这种思路，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疑问:　一贯良好的教养方式，难道不应该培育出能够良好地应对创伤性事件的个体?尤有进者，我们在心理治疗中面对的心理障碍患者，他们陈述的创伤性事件，就其强度而言，大多不是一些灾难性的强刺激事件，这些“创伤” ，在没有这种心理障碍的人群中也并不鲜见。把长期的不良成长环境看成心理障碍的主因，把那些创伤性事件看成症状的触发因素，在逻辑上是更为可靠的，它也更接近于临床工作的实际经验。或许记忆中某些最为鲜明的事件是心理障碍发展的标志，但对于这些标志性事件的回忆、解析和解决，往往并不能产生稳定的治愈效果。只有患者从那种在长期的不良的他者环境中形成的人格模式(图式)中走出来，方能比较根本性地防止症状的复发。

用创伤的概念解释症状的形成，犹如用天才的某个灵感来解释某件艺术杰作或科学发现的产生而忽略每一种创造事件必然具备的铺垫、背景与积淀，恐怕是人类普遍的思维误区——记忆对于那些印象鲜明的事物分外钟爱，作出并不完全真实的归因。针对创伤本身的心理干预，于人格障碍的治疗而言，能够缓解来访者郁结于心的某些消极情绪，但不能修复人格结构中的那些缺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伤是有缺陷的人格的几乎必然的结果^[1]。

但是笔者绝不否认一种情况:　某些特别的创伤性体验(例如遭遇惨重的自然灾害) ，会破坏发展良好的人格结构，使其暂时地处于瘫痪状态，而一旦创伤解除，人格的修复并不需要额外的工作。不过这种情况在强迫性人格障碍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并不多见。

我们还应该注意一种情况，即某些长期的过分积极的经验，也能够使人格停滞不前或瘫痪瓦解。

笔者的一位来访者T在儿童时期是一个头脑极为敏锐的学生。T在上课时聚精会神，课下几乎从不完成作业，但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另外，T在课外学习小提琴，在培训班里也是学得最快的一个。T总是提前几课学会那些被老师要求的曲目，在老师检查大家的练习效果时，总是那被最热烈地称赞的一个。这些表现，让T觉得自己的智商远远高于别人。 “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能超过别人”是其核心信念之一。然而到了高中之后，T再也不能仅凭着聪明就成为学习和才艺双优的学生。T并不能面对自己是一个平凡的学生的事实，依然在课上聚精会神(而且是过分聚精会神了)地听讲，避免课下完成作业。过去那种“不同于常人”的神奇学习经历，在T内心留下了太过美好的印象和极端的优越感。要告别这种印象，抱有客观的自我意识，对T来说是很痛苦的。

T的这些过分积极的经历(此处笔者把它定义为“极乐经验” ) ，产生了类似创伤经验起到的效果——它破坏了人格的完整，延缓了人格的发展。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未曾有过此种优越经历的“平凡”学生，恐怕会更为顺利地完成由初中向高中的学习转型，以及相应的人格变革。太过美好的过去——在此处，则是自恋式的夸大自体的体验——成了走向将来的障碍。

笔者的另一位来访者S在少年时代也是成绩出色的学生。在初一年级的会考中，获得过全地区的第一名。S在其后的学习生涯中对于这个成就念念不忘，但S认为自己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高度。虽然S的成绩依然是名列前茅，但成为第一的压力逐渐超出了心理承受的范围，这加重了S的某种神经症的发生和发展。获得过全地区第一的成绩，这让S产生了对自己智力的神话式判断。如果我们理智地分析S的欲求，能发现S的极乐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与灾难性的创伤类似。因为全区第一的成绩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这受到诸多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例如判卷的老师在作文上少给一分，S恐怕就不再是第一了) ，这种第一与买彩票中奖有类似之处，但S却把这幸运的机遇理解成自己智力优越于他人(最优秀)的证明。

的确，两位来访者都是通过不同寻常的努力获得了一些神奇的成功，但是由此而相信自己的非凡，他们对自身的能力和成功便产生扭曲的认识。正如买彩票而中大奖的人或多或少会认为自己真的与众不同，运气带来的过分炫目的成功就变成了一种深刻记忆和过于美好的感受，他们在这种感受的奴役下耕耘自己的生活，都患上了神经症。

随着人格的成熟，遭遇过非凡成功体验的人无非以两种方式整合自己的生活。一种，悼念这逝去的美好经历，放弃对非凡的渴求，回到平衡的生活。另一种，则是致力于在某个领域里追求卓越，继续追寻早年的极乐的成功感。此二者，都可看做正常的人格发展。尽管第二种人往往生活在期望与失望的冲突之中，而且，他们在某个领域里虽然成就非凡，但就整体人格而言，却可能大有缺撼。^[2]非凡成功体验并非总是以上文两种方式塑造人格，第三种情况是，个体把成功体验投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把获胜当成生活中唯一的主题，时时处处都沉醉于输赢之中，把生活的一切细节都围绕着成功而作出设计规划。这种违背人的天性的生存方式，几乎总是反过来折磨这个人的身心。

S获得地区第一的极乐体验所造成的人格损害其实建立在S长期的不良发展环境之上。对于S来说，来自家长、老师的正面评价——它取决于成绩的好坏——是其生活的意义感的唯一源泉。 “只有成功，才能感受到爱” ，被爱的渴望通过追逐成功而得以实现，强化了S追逐成功的狂热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由此简单地认为，过度追逐成功，都是由于对早年关系、关爱的缺失的补偿。我们能从强迫性人格者的案例中发现同样多的早年被溺爱的例子。被溺爱的个体，在离开那个“完美的”环境之后，也格外尖锐地感受到关系的缺失，却无力在新的环境中建立关系(原先的关系乃是那些施爱者单方面的付出而建立起来的) 。新的环境，对于此类个体来说，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冷漠与敌意的世界。

在中国家庭中甚为常见的控制溺爱型养育模式^[3]，是培养完美主义和强迫性人格的“温床” 。家长期望孩子在学习成绩上越出色越好，在生活上对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忽视他们的自理能力的培养。孩子通过获得好成就而得到更多的关爱，甚至是溺爱;而在另一方面，孩子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情感交流。父母把锦衣玉食奉献于前，类如献祭，却并不关心孩子想要什么;有的父母对孩子百依百顺，生怕孩子受了委屈。这两种方式，都让孩子难以发展出真实的自我，难以在真实的世界中与真实的人建立正常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施惠—被施惠的关系，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有显著的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