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补眼论和病证

（三）增补眼论和病证

书中眼论增加到17篇，其中11篇为傅氏新撰，主要集中在卷一；此外卷二前部有三论，即“目不专重脉诊说”、“目症相同所治用药不同并戒慎问答”、“君臣佐使逆从反正说”，它们位于卷二“目病有三因”和“诊视”之后（两者主要为引录的内容），《原机启微》十八病之前，位置与卷一虽稍有间隔，但体例和内容与卷一诸眼论并无二致，故亦应作为眼论对待。

所列17篇眼论根据所讨论的内容可将其大体分为二类：其一，有关眼科理论和辨证；其二，为治疗和用药的问题。前者共七论，即“五轮所属论”、“八廓所属论”、“五轮不可忽论”、“勿以八廓为无用论”、“目为至宝论”、“目不专重脉诊说”、“内障二障论”；后者共十论，即“开导之后宜补论”、“眼不医不瞎辩论”、“点服之药各有不同问答论”、“用片脑得效后宜少用勿用论”、“钩割针烙宜戒慎论”、“弃邪归正论”、“用药寒热论”、“用药生熟各宜论”、“目症相同所治用药不同并戒慎问答”、“君臣佐使逆从反正说”。

“五轮所属论”在《证治准绳》“五轮”论的基础上对五轮的含义（“其象如车轮圆转运动之义也”）、五轮的分属及特点有更为准确地阐发。如两睑阴阳动静关系；风轮鉴视万物；瞳神为人身之宝，犹天之明，损则不能治等。

“五轮不可忽论”对轮脏对应关系有更多新的见解。认为轮为标，脏为本，眼部症状是五脏功能失调所致。如“脏之有病，必现于轮”，“轮也，色也”，“大约轮标也；脏本也。轮之有病，由脏之不平所致”等新认识，主张从身体的强弱及在气在血、“自传并合等症”等全身情况着手，应掌握顺逆、反、正、攻守等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论目治目，而不应只是局限于眼局部的范畴。

“勿以八廓为无用论”提出“验廓之病与轮不同。轮以通部形色为证，而廓惟以轮上血脉丝络为凭。或粗细连断，或乱直赤紫，起于何位，侵犯何部，以辨何脏何腑之受病。”使八廓辨证方法从此有据可凭。此说的内容不少为《银海指南》中“轮廓解”所承袭。

“目为至宝论”的主要内容源于《证治准绳》“五轮”，后面结尾部分文字有增补。

“眼不医不瞎辩论”对“眼不医不瞎”的民间传言进行了批驳，强调眼病必须毫不犹豫地早期治疗，“治之少迟，即医治虽无全功，亦可以免枯凸之害”。感慨“目之感病最易，而治之最难”，最后理直气壮地提出“人之目若不早医，病必日深而必瞎矣”，主张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眼不医必瞎”，对眼科医生而言，其说是何等地痛快。

“用片脑得效后宜少用勿用论”对于当时医家滥用片脑外用治目的倾向提出了批抨，指出如医者不加辨别过用将造成“方见片脑生寒，火兼水化之害”。从其功效的利弊两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片脑利害兼有，功过相半，然利害虽在片脑之性味，而功过则由医者用之当不当耳”。提出其主要作用：“而内治之药未能达于目，故用外劫之药……如凝脂赤肿、天行暴风、蟹睛赤虬、风烂涩痛等症。”上述所举各症，俱为眼部热证，“如若火息、不赤痛涩烂之症，皆宜减去片脑。片脑之功，只能散赤劫火，润涩定痛”，由此进一步明确了它的功效用法。

“弃邪归正论”对治疗时药不对症、寒热错置、过用凉药熨洗或过饮烧酒辛辣、烘火，以舌舔目、信巫祝、用有毒药物点眼敷眼、用指甲金玉骨屑点目等多种有害的行为提出尖锐的批抨。“如此妄治，皆愚人自取其祸，若医者为之，则不才之甚者也。”此论的内容不少为《银海指南》“守正辟邪论”所承袭。

“用药寒热论”对庸医乱用寒药治目的治法进行了批评，提出“外障者养血去障，内障者滋胆开郁”的治疗原则，主张苦寒药宜酒炒，用药应因人因病因时制宜等。

“用药生熟各宜论”在前贤认识的基础上，从药性特点出发，对生药、熟药的不同性能，炮制后的药效进行分析，认为“药之生熟，补泻在焉”，“盖生者性悍而味重，其攻也急，其性也刚，主乎泻；熟者性淳而味轻，其攻也缓，其性也柔，主乎补”。并论及眼病辨证论治方法和用药心得，详细讨论了药之生熟的不同使用方法，最后以“天下乱则演武，天下治则修文”作比喻。

“内障二障论”对内外二障的概念和不同特点以及治法进行了精彩的论述，认为“障者，遮也，如物遮隔，故云障也。内外障者，一百零八症之总名也。其外障者，乃睛外为云翳所遮，故云外障。然外障可治者，有下手处也；内障难治者，外不见症，无下手处也。且内障之人，二目光明同于无病者，最难分别，惟目珠不动，微可辨耳。”这成为古代对内外障概念及特点的著名论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内障由“久病生郁，久郁生病”产生，反对“今之治者……惟言肝肾之虚，止以补肝补肾之剂投之”的世俗通行治疗方法，提出“良由通光脉道之瘀阻”的新说，此说成为现代临床选用通窍活血药物治疗目病的理论基础，对现代使用通窍活血药物治疗视神经萎缩有重要启示。反对治疗外障时“今之业，是科者，煎剂多用寒凉以伐火，暂图取效；点药皆用砒硇以取翳，只顾目前”的庸俗倾向，认为使用这种不加辨证的简单方法，是造成“是以目久病而不愈也”的主要原因。并明确提出傅氏家传眼科用药的特点：“所用煎剂，惟以宽中开郁、顺气消痰、滋阴降火、补肾疏风为主，点药专以去翳明目为先。”

“目不专重脉诊说”认为目病重在眼局部审视，不能仅靠“诊其脉即欲治其病”，“必于诊脉之外，更加详视，始不至有误矣”。

“目症相同所治用药不同并戒慎问答”对同病异治的机制进行了阐述，尤其是对病目者念动泄精自称泄火之说的危害进行了剖析。

以上数论切中时弊，是对当时庸医治目及世俗偏见及不实传言进行的尖锐批评，是对社会上种种异端邪说义正词严的批判，表达了作者满腔热情地盼望患者以正确心态就医的立场。

最后一论“君臣佐使逆从反正说”，解释君臣佐使系“置方之规”、“逆则攻，从则顺，反则异，正则宜，治症之要也”的基本治则，主要讨论了中医的各种治疗原则和选方用药的理论问题。

书中将病证从178证删减为116证，删去的61证多为临床少见或命名不科学的病证，较《证治准绳》更为合理。另外书中小儿疳眼症、目睛动、目剳3证为新增，并将小儿眼病专门分为目病2类（治小儿斑疹疳伤并暴赤疼痛翳膜诸方、小儿目闭不开睊目直视目仰视目睛动目扎诸症验方）10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