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对外辐射

2．2．5　中医的对外辐射

随着中医在理论和临床治疗上的日益完善，中医开始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一部分并向世界各地输出，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炼丹术在8世纪前已传入阿拉伯，对世界制药、化学影响深远。脉学知识也被阿维森纳《医典》收录，中国的川芎、白芷等药也输往海外。元代随着成吉思汗的扩张，中国与阿拉伯的医学交流尤为广泛。当时波斯国（今伊朗）学者拉希德·丁·哈达尼（Rashidal Dinal Hamdani，1247—1318）编纂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中，包括了中医学的脉学、解剖、妇产、药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脏腑和诊脉部位图。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人参、大黄、麝香、茯苓等药传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种术外传欧洲，对牛痘的发明有直接的影响。

而与中国临近的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受中医的影响则更大，其中尤以日本和朝鲜受中医的影响和辐射最大。

1．中日之间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秦汉以来，就开始了文化交流，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徐福渡海的传说。由于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因此，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单就医药来说，一直是以汉医药为主导，中医学传入日本，为日本传统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早在南北朝时的公元552年，我国就给日本送去《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又携带《明堂图》和其他医书164卷东渡日本，对日本的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公元608年，日本天皇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华学医，并于公元623年学成回国，随船带回《诸病源候论》等重要医籍。而日本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医家和医著，如公元808年出云广员的《大同类聚方》，是为最早的日本汉医方，深江辅仁的《掌中要方》、《本草和名》等，以及其他医家和气广世、小野根藏等，也都是有名的汉方医家，这些都与中医系统地传入所打下的基础密切相关。

中日大规模的医药交流始自唐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恢弘的朝代，而日本大规模派往中国学习的遣唐使将中国的文化包括医药带回了日本。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制定的医药职令——《大宝律令·疾医令》，就基本以我国唐代医药制度作为蓝本。《疾医令》规定，医学生学习医药，都要以《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黄帝针灸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中国医典为必读课本。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随遣唐大使前来中国留学。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荣睿、普照的足迹又随小原来到扬州，当时正在大明寺里讲律的鉴真和尚，有感于他们的一再邀请，下决心东渡日本讲学。鉴真除佛学外，兼明医学，因此，有不少日本人士请鉴真诊病。其后于公元805年，又有日本医家营原清在我国学成回国，再一次把我国医药带回了日本。自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到日本之后，中国历代主要医药书籍无不迅速传至日本。例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891年）记载的中医书已达163部、1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侣的往来，是医药书籍传入日本的主要途径，鉴真东渡也带去了中国的医药知识。中医书传入日本，对其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多种在中国失传的医籍（或其内容）在日本国保存下来，以后又陆续传回中国，为中医发展做出了贡献。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残卷。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2年），汇辑了中国隋唐以前200余家方书，其中引用的许多医书在中国早已失传。日本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引进了中国唐代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荣西携茶种归国，又著《吃茶养生记》，开日本饮茶风气之先。某些古代中国出现的重要医学学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响（如李东垣、朱丹溪等）。

宋元时期，中日两国政府文化交往虽然处于低潮阶段，但民间交流活动仍较频繁。其贸易品中重要部分就是药物，当时我国输出日本的主要是“香药”，如福州客商周文裔在公元1028年到日本献给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方药中，就有“麝香二脐、丁香五十两、沉香五两、熏陆香二十两、诃黎勒十两”等。这一时期，还有宋医郎元房入日本，侨居镰仓达30余年，得到北条时赖和北条时宗的知遇，担任他们的侍医，对中医学在日本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国“金元医学”兴起后，中日医药交流更为频繁。日本学者田代三喜来中国留学，尤其崇尚东垣、丹溪学说，归国后将丹溪学说等传入日本，授予曲直濑道三，并建立“丹溪学社”，在日本传播，影响很大，逐渐成为日本医学“后世派”。公元1492—1500年，日本坡净运到中国学习中医与仲景学说，并将《伤寒杂病论》带回日本，向日本医界介绍、传播仲景学说，受其影响，永田德本也崇尚仲景学说，而逐渐形成“古方派”，其后的名古屋玄医、吉益东洞等也属于古方派的代表。还有被称为“考证学派”者，如多纪元孝等，他们对古典医籍进行训诂学考证，其后代多纪元简继承了这项工作，著有《素问识》、《灵枢识》等书。丹波元胤继丹波元简之后，广泛收集历代中医书3000余种，编成《医籍考》（现名《中国医籍考》），刊于1831年，对整理、研究中医文献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7世纪初期以后，《本草纲目》的多种版本陆续从中国传到日本，引起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多种《本草纲目》的刻本。大约在公元1653年前后，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又把人痘接种术等传授给日本医界。17世纪末，《救荒本草》流传到日本后，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总之，近百年来，日本汉方医学虽然加入了自身的研究重点，但可以说其基本理论体系仍然是承袭中国传统医学的。

2．中朝之间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交往。西汉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在医、药、卫生等方面的交流就已经开始，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则逐渐频繁。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阿道、墨胡子等会施疗，出入于宫廷，边传教，边施疗。随着以施疗为主的僧医逐步增多，朝鲜曾一度盛行僧侣医学。随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国养生法及炼丹、炼金术（朝鲜称之为“仙道术”）等也相继传入朝鲜。

隋唐时期已有高丽、新罗学生来我国留学，因新罗等国不断派弟子来中国求学，所以朝鲜国内有许多制度和中国相似。如公元693年，新罗仿照唐朝的医校制度，置医学博士2人，以中国医书《神农本草经》、《黄帝针灸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教授学生。

到宋代，出于结好朝鲜共同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目的，中朝两国的医药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突出的是“三送”。

一是送书。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和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曾两次赠送《太平圣惠方》给高丽。公元1091年，宋哲宗诏令抄录一批医药书目交与当时回国的高丽使者李资义，其中有《古今录验方》、《张仲景方》、《深师方》、《黄帝针经》、《黄帝九虚经》、《陈延之小品方》、《陶隐居效验方》、《名医别录》、《桐君药录》、《黄帝太素》等，目前在中国已经散佚的大批书籍，在高丽却尚存有许多善本，说明中国医书传入朝鲜之多之广。公元1101年5月，高丽使臣回国，徽宗赐予《神医普救方》。11世纪中叶，高丽刊刻了许多中国医书，如《黄帝八十一难经》、《川玉集》、《伤寒杂病论》、《本草括要》、《小儿巢氏病源》（即《诸病源候论》小儿部分）、《肘后备急方》、《疑狱集》等书。由于不断学习汲取，朝鲜医家还对中医中药学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与钻研，如金礼蒙等自1443年底起，对15世纪以前的150多种中国医籍与文献进行研究，从中辑录各医家的论述及方剂，用中文分类汇编，于1445年编成大型中医学丛书《医方类聚》。公元1611年，朝鲜医家许浚从中医医籍内选摘多种病证的病因、证候、治法、方剂、药物、经络、针灸等内容，用中文分类汇编成《东医宝鉴》，这是两部影响重大的中医文献巨著。

北宋时中国保存的《黄帝针经》（即《灵枢》）已残缺不全，正是依靠高丽所藏的全本，才使该书在中国重新流传。

二是送医。公元1074年11月，马世安等8人受命赴高丽。1078年高丽文帝60岁，染病中风，宋派王舜封率医疗团赴高丽，重要成员有翰林医官邢恺、朱道能、沈绅、邵化等。1103年6月，宋徽宗应高丽之请求，派遣医官牟介等赴高丽，设学馆于兴盛宫，充当医生与教授。至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宋朝再一次派遣翰林医官杨崇立、杜舜华、董成湘、陈宗仁等人去高丽分科教授医术长达3年，有力地推动了高丽医药与临床的发展。

三是送药。送药是比较频繁的，每次往来都有相互赠送，但最大规模的、最有价值的一次是1079年，朝廷代表团赴高丽带去100多种药材，还有牛黄、朱砂、麝香等珍贵名药等。

两宋时期是中朝医学交流的高潮，随之而来的元明两代大一统朝代，朝鲜和中国的医学交流频率和强度虽有所减弱，但也一直在进行中。朝鲜数次派遣医官来华切磋医学，并将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书（如《朝鲜医学问答》、《医学疑问》、《高丽质问录》等），成为中朝医学交流的宝贵史料。朝鲜医家编撰的名著《医方类聚》（1445年）、《东医宝鉴》（1596年）中，辑录了众多的中国传统医学资料。

朝鲜分裂后，韩国医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融入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仍未脱离中医理论的基本架构。韩国称自己的医学为“韩医”、“四象医学”等，但它们的理论体系基础均为中医学，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从现在二者的治疗手段和治疗理念中就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