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业化时期城市改造与更新的反思

二、对工业化时期城市改造与更新的反思

纵观整个工业化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更新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以形体规划（Physical Design）为核心的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思想的深刻影响。主要有豪斯曼（Haussmann）的巴黎改建，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Radiant City）以及以他为首的国际建筑协会（CIAM）提出的“现代城市”理论等。从本质上说，这些规划思想无一例外地继承了传统城市规划中的“形体决定论”观念，仍然把城市看做一个静止的事物，指望通过整体的形体规划来摆脱城市发展中的困境，它们大多寄希望于城市的田园诗般的图画和理想的模式会促使拥有足够资金的人们去实现这些规划思想所提出的蓝图。然而，在此思想指导下，工业化时期每一次城市更新的最初的美好愿望往往都伴随着严重的负面影响。以现代主义形体规划为主要特征的大规模改造将城市与其故有的历史和文化剥离，粗暴地用功能分区来划分城市，很少顾及城市真正的使用者——城市居民的需求，这是导致工业化时期城市更新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面对屡屡的失败，许多学者从现实出发，敏锐地觉察到了用传统的形体规划和用大规模的推倒重建来改造旧城的致命弱点，纷纷从不同立场和不同角度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和探索，破除旧观念的束缚，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理论。

（一）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理论

1961年，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出版了《城市发展史》一书，阐述了他对欧美城市发展历史的观察和综合思考。他深刻地指出：“在过去一百年时间里，特别在过去三十年间，相当一部分的城市改革工作和纠正工作只是表面上换上一种新的形式，实际上继续进行着同样无目的集中并破坏有机机能，结果又需治疗挽救。”^[1]他在书中强调，城市规划应当以人为中心，注意人的基本需要、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城市建设和改造应当符合“人的尺度”。他反对那种追求“巨大”和“宏伟”的巴洛克式的城市改造计划。

（二）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关于城市多样性的理论

简·雅各布斯从美国城市中的社会问题出发，调查了美国根据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建造的城市的弊端，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对大规模改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她认为大规模改建摧毁了有特性、有色彩、有活力的旧建筑物、城市空间以及赖以存在的城市文化、资源和财产。她在1961年推出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指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而大规模改造计划因缺少弹性和选择性，排斥中小商业必然会对城市的多样性产生破坏。她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大规模改造计划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耗费巨资却贡献不大；并未使贫民窟“非贫民窟化”（Unslum ing），仅仅是将贫民窟移动到别处，在更大的范围里造就新的贫民窟；使资金更多更容易地流失到投机市场中（Shadow World），给城市经济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她主张“小而灵活的规划”（Vital Little Plan），“从追求洪水般的剧烈变化到追求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2]。在后来的1980年国际城市设计会议上，她又指出：“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血液澎湃，使政客、地产商的血液奔腾，而广大群众往往成为受害者或牺牲品。”她主张进行从不间断的小规模的改建，认为小规模改建是有生命力、有生气和充满活力的，是城市中不可缺少的，并提出了一整套保护和加强地方性邻里区的原则。

（三）E.F.舒马赫的理论

1973年，英国学者E.F.舒马赫发表了一本颇有影响的论著《小的就是美的》，通过作者自己在印度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观察和思考，指出战后大规模经济发展模式的缺点和局限，提出了规划应当首先“考虑人的需要”（Mattering People），主张在城市的发展中采用“以人为尺度的生产方式”（Human Scale of Production）和“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3]。

（四）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理论

1975年，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发表了《俄勒冈实验》，也对大规模推倒重建提出了批评，并探讨了用新的连续性的规划指导城市改造的可能性。他认为，以往的大规模形体规划对现状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忽略和摧毁了城市历史环境中存在的诸多有价值的东西，不但不经济，而且导致了城市宜人环境的丧失。由此，他提出在今后的改造发展中应当注意保护城市环境中好的部分，同时积极改善和整治那些“差”的部分。他主张用中小规模的包容多种功能的逐步的改造，取代大规模的单一功能的迅速的改造，扶持中小规模的商业和文化设施的发展，同时对历史保护区内的新建筑建设进行严格控制^[4]。

（五）C.罗伊和F.考特的“拼贴城市”的理论

C.罗伊和F.考特于1975年出版了颇有影响的论著《拼贴城市》，从哲学的角度抨击了那种追求完整、统一的乌托邦式的设计传统。他们认为西方城市是一种小规模城镇自发产生而形成的。他们还提出了建筑师作为“拼贴家”的设想，即从城市旧区的文脉中诱发和产生拼贴的对象和方法，用一种“有机拼贴”的方式去建设城市^[5]。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学者如A.拉波波特、F.吉伯德、道萨迪亚斯等也都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指出了用大规划计划和形体规划方式来处理城市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应付人类需求不断变化的致命缺陷。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讴歌传统渐进式规划和更新方式对社会、历史、文化和人性的高度关怀。

随着城市更新观念和思想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也从工业化时期以大规模拆建为主，目标单一、内容狭窄的城市更新，转向后工业化时期以谨慎渐进式更新为主，目标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的社区综合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