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所在的课题组设计了“公众参与城市管理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采用网络问卷和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研，网络问卷通过杭州市城市管理办公室网站和专业调查网站进行发布，纸质问卷主要是为了弥补网络问卷调查范围的不足，抽取了杭州部分街道（社区）、单位和大学进行发放。共计发放问卷800份，其中网络问卷500份，全部回收，纸质问卷300份，回收271份，共回收问卷771份，问卷回收率达96.38%。
问卷回收后，对问卷进行筛选，删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依据的原则主要有三个：一是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没有全部回答，有遗漏的；二是重复的问卷；三是受访者在填写问卷时具有随意性，主要依据问卷中的反向检测语句。经过筛选，共发现无效问卷98份，有效问卷67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84.13%。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7.3.1指标体系分析
1.信度分析
信度即可靠性，是反映测量稳定性与一致性的指标。通常有5种信度系数用来估计测量工具的信度，即再测信度、折半信度、克朗巴哈α系数、复本信度和评分者信度（杜智敏，2010）。本文采用克朗巴哈α系数测量问卷信度。整个指标体系26项指标的克朗巴哈α系数是0.953，内在信度很高。
2.描述性统计分析
将公众对26个指标影响程度的评价，按照无影响、不太有影响、一般、比较有影响、非常有影响分别为1分、2分、3分、4分、5分进行赋值，计算各指标影响程度的描述性统计量。
3.因子分析
由于指标体系的KMO统计量为0.954，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11327.508，对应的概率p=0.0000.01，很适合作因子分析，所以，本章运用因子分析来验证指标体系构成，采用因子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因子的旋转方式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方式，采用观察碎石图的方法确定公共因子。
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因子矩阵，第一主因子在“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参与效能感、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预期收益、公民权利意识、法律政策标准知晓度、参与成本、参与经历、社会责任意识、合作能力、专业知识掌握程度”这12个变量上负荷较大，定义为公众因素；第二主因子在“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应程度、公众参与权利的法律保障程度、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公众参与程序的制度化程度、激励机制、公众参与形式的多样化程度、政府对公众参与的认同度、公众参与内容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程度、公众参与的经费保障程度”这9个变量上负荷较大，定义为政府因素；第三主因子在“新闻媒体、网络媒体、社区组织、政治文化、专家支持”这5个变量上负荷较大，定义为社会因素。实证研究的结果与理论研究中假设的指标体系结构一致，且除了“公众参与的经费保障程度”的因子负荷为0.573、“专家支持”的因子负荷为0.526外，其余各项指标的因子负荷均在0.6以上，验证了公众参与城市管理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
因为公众因素和政府因素的指标较多，为进一步探索指标体系内部构成，对公众因素和政府因素的各项指标再分别进行因子分析。
公众因素指标的KMO统计量为0.937，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4965.269，对应的概率p=0.0000.01，很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公众因素的碎石图决定提取两个公共因子。将因子矩阵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第一主因子在“参与效能感、参与成本、预期收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参与经历、公民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上负荷较大，可解释为与参与意识相关的因素，将该因子命名为参与意识；第二主因子在“专业知识掌握程度、理解能力、合作能力、法律政策标准知晓度、表达能力”上负荷较大，可解释为与参与能力相关的因素，将该因子命名为参与能力。且各项指标的因子负荷均在0.6以上。
政府因素指标的KMO统计量为0.928，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3377.935，对应的概率p=0.0000.01，很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政府因素的碎石图决定提取两个公共因子。将因子矩阵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第一主因子在“公众参与的经费保障程度、公众参与内容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程度、公众参与程序的制度化程度、激励机制、公众参与形式的多样化程度、公众参与权利的法律保障程度”上负荷较大，可解释为与制度保障相关的因素，将该因子命名为制度保障；第二主因子在“政府对公众参与的认同度、政府信息公开程度、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应程度”上负荷较大，可解释为与政府态度相关的因素，将该因子命名为政府态度。且各项指标的因子负荷均在0.6以上。
因子分析验证了理论分析中假设的公众参与城市管理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成，并进一步探讨了公众因素和政府因素指标的内部结构。
7.3.2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在回归分析中，通过容忍度、方差膨胀因素（VIF）、条件指标三个数据诊断多重共线性问题。容忍度的值界于0至1间，容忍度值愈接近0表示多重共线性问题愈严重，一般的判别标准是容忍度值小于0.1，自变量间可能存有共线性问题。方差膨胀因素（VIF）为容忍度值的倒数，一般而言，VIF值大于10时，表示自变量间可能有线性重合的问题。条件指标（CI值）愈大，愈有共线性问题，CI值如果在15以上则表示可能有多重共线性，如果在30以上，表示有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如果在100以上，表示共线性问题十分严重。
我们有以下假设：
h1：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应程度对参与效能感具有正向影响；
h2：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参与效能感具有正向影响。
h3：参与效能感对参与意识具有正向影响；
h4：公民权利意识对参与意识具有正向影响；
h5：社会责任意识对参与意识具有正向影响。
h6：法律政策标准知晓度对参与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h7：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对参与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h8：参与意识对参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h9：参与能力对参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h10：社区组织发育程度对参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在获取城市管理政府信息的途径选择上，老年人、离退休人员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一般选择电视和报刊；中青年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一般选择网络；政府公报的选择比例总体偏低，除了党政机关工作者和事业单位职工选择比例略高外，其余人群的选择比例都很低，说明这一信息公布途径还未被广泛接受；随着网络媒体和电视媒体的普及，广播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已大为减小。因此，政府信息的发布渠道应该尽量多元化，这样不同的群体都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渠道获得比较相应的信息。
研究还显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参与城市管理途径的选择有较大区别，相比较而言，年轻人更多地选择网络媒体等比较先进的电子技术，而老年人更多地选择“12345”等政府热线和社区组织作为主要的参与途径。然而，听证会等参与方式很少应用，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国的公众参与还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上。
7.4提高公众参与程度的政策建议
公众的参与可以提高决策质量，使政策获得广泛支持，进而促进政策执行的功效。为了最大限度地引导和促进公众参与行动，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我们有如下的政策建议。
首先，努力提升公众的参与意识，不断提高公众的参与能力。让公众不断参与，参与经历的不断积累会增强公众有效介入复杂的城市管理问题的能力。教育和经济收入同样会影响公众的参与，培育合格公众，提升公众的参与能力将直接影响参与效果。因此，政府应该：（1）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开设城市管理专题，让公众在潜移默化中自觉参与到城市管理中，在这一过程中，有关部门要特别重视对公众意见的吸纳和回复，出台重大决策或者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事项时尽量能阐明对公众意见的采纳情况，努力提高公众的参与效能感。（2）提升公众参与技能、经验和知识，促进其人力资本的发展科尔甚至认为行政管理者和公民双方需要经历一些无计划、特定的、在职的学习过程，他通过一项有关公民在社区保健组织中成功参与的案例，说明参与过程是从“最初的乐观主义”到“冲突对抗”，再从“僵局”到“调节斡旋”，最后到“有效政策制定”。政府可以借助新闻媒体、政府网站、社区宣传橱窗、现场咨询会、市民学校以及派遣相关专业人员进入社区等活动，为社区居民普及城市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3）广泛关注家庭、社区组织和政府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促进社会资本的发展。政府需要回应社区的需求，支持社区的能力建设，努力与社区达成共识，推进双方的合作。
其次，加大政府信息公开，提高公众对法规政策的知晓度。信息化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公民获得政府政务治理与管理绩效方面的信息提供了可能性，“为公民的有力参与提供了技术化基础”。政府应该加大电子政务建设，大力拓展信息公开渠道，及时公布政府的城市管理方案和相关决策，公开城市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以及重大工作部署等信息。另外，在电视节目中创办专题节目，供公众学习和讨论；每月定期向居民派发有关城市管理的新闻简报等都是可以选择的方式。
第三，完善公众参与承载体制建设。“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使得“第三种力量”——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悄然兴起，并成为公民参与强有力的组织基础。政府应该着力建设公民参与的承载机制，包括培育社会组织，将城市管理的重心逐步下沉到社区，构建以社区组织为核心的参与载体。在社区的发展中特别要加强社区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规章制度建设，确保社区组织有章理事；帮助公众和社区组织形成公共利益价值导向的集体政策诉求活动，强化他们（作为社区利益的捍卫者）采取共同行动的能力；为了使社区组织更好地运转，政府有还应该提供适当的经费支持，并加强对社区组织成员的教育与培训，明确其参与的范围、方式、程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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