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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路遥》的背后

时间:2022-02-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日前,以其生活创作为主线的八集纪录片《路遥》面世。9日,纪录片《路遥》的制片人吴建荣、策划者之一张井做客本报,接受记者专访。抢救性记录与路遥有关的珍贵资料,成为重中之重。这是张井参与进来后对整个纪录片定的基调。要完成这样史诗性的纪录片,纪录片《路遥》要拍就得拍出一流水准。2008年元月,王天笑的病情变得相当严重,生命垂危。于是,尽力拍摄纪录片的任务落在了张井身上。
纪录片《路遥》的背后_蝶变:纪念三秦都市报创刊20周年:全3 册

刊于2010年12月14日

全国省级晚报都市报优秀新闻奖三等奖

路遥,当代作家中,一个苍凉厚重的写实主义符号。在文学征战的道路上活活把自己累垮,这种写作精神在浮躁喧哗的作家圈中已日渐稀有。

日前,以其生活创作为主线的八集纪录片《路遥》面世。在前不久举行的小型看片会上,不少观众为这部由本土自费制作的纪录片泪洒现场。

9日,纪录片《路遥》的制片人吴建荣、策划者之一张井做客本报,接受记者专访。现在,让我们试试找回难得的安静之心,和他们二人一起回忆,体味片子拍摄的艰辛,以及路遥带给当下的启示。

民间力量 不谋而合

“从7点多开始到晚上12点40分,没有一个人溜号,很多人都哭咧。”回忆看片会当天,张井用陕北口音的普通话说。

路遥,以刻画黄土高坡的陕北人沉重命运的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后者获得茅盾文学奖。成为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最受老师和学生喜爱的新课标读书

1992年11月17日的早晨,在清冷的寒风中,路遥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土地和人民,独自远行了。

文学评论家李星说:“路遥逝世应该说是天缺一隅。”

人事更迭 时光永逝

十八年过去,只是在故纸堆中,某一句话、某一个神态,才成全了我们对他的印象。

2006年的冬天,当第一场大雪覆盖了陕北的大地时,路遥的弟弟王天笑和榆阳电视台的记者刘瑞平带着一部摄像机来到王家堡,踏上了拍摄资料片《路遥》的道路。那时在他们的心中仅仅是想用手中的摄像机沿着这位作家走过的路再走一次,寻找他曾走过的足迹,感受他曾经的呼吸。一个简简单单的想法,一种对亲人无限哀思的表达,但是在他们迈开寻找的步伐后,才发现跟随的人越来越多。

抢救性记录珍贵资料

当时王天乐(路遥四弟)给这部纪录片命名《寻找路遥走过的足迹》。

“给他大哥做这么件事”,张井回忆说,“那时他的身体(癌症)还没有暴露出来。”

正在大家为这部片子忙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个噩耗传来,王天乐也被检查出患有肝癌!正月,王天笑(路遥五弟)在一次活动上和回到老家的张井说起此事,他们两人相识已有二十多年,张井当即表态:“能起什么作用我将全力以赴。”这是张井对这部片子的第一次表态。

清明节刚过,刘瑞平对王天乐进行了一次采访,而这段录像却成了他有生之年最珍贵的一段有关于路遥故事的影像资料。

而路遥当年那些朋友,也正将渐次离世。

抢救性记录与路遥有关的珍贵资料,成为重中之重。但第一阶段的拍摄由于王天笑的身体状况以及资金的短缺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路遥的精神感染了太多的人,他们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触摸到但无力安慰的贫穷和梦想,那是怎样一种漫长而惆怅的体验。

一波三折 寻找资金

“讲述路遥的传奇人生,展现陕北大地的人文魅力。”这是张井参与进来后对整个纪录片定的基调。“片子要求壮观,路遥不能孤立地存在。必须反映陕北内在文化、宗教、民族、人性山川河流、地理风貌。”

要完成这样史诗性的纪录片,纪录片《路遥》要拍就得拍出一流水准。初步规划每集30万,共八集,需240万。一个庞大的数字首先摆在了大家面前,他们七拼八凑了几十万,剩下的资金从何而来。到哪里去筹集这笔资金?他们东奔西走,四处游说,希望寻求有关组织的帮助。虽然有关方面都表示出了道义上的支持,行动上却是躲避的。谁叫他们只是有着几张陌生面孔的青年后生呢?

“一拍就是烧钱。”当时,整个摄制组感到心慌。幸好,这时,又有了一批关键力量加入进来。吴建荣,一位普通的工人带着他全部的家当也加入到了纪录片的二次拍摄中。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全部身家100万,而他愿意改变在西安买套房的想法,就是因为心里有一个梦想路遥的精神是属于民族的,他创作的对象也全是民间的东西,如何将这笔精神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下来?真实记录路遥这个即将被人们淡忘的作家,向世界传达真相,和人们分享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看法。

于是,一群怀有热情和理想的人不谋而合地走在了一起,这股全然来自民间的力量逐渐拧在了一起。这是无数热爱路遥的人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哀思。

王天笑、刘瑞平、张井、吴建荣等又一次扛起了机器,人员的增加、资金的聚拢,力量也就强大了起来。这次重聚他们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要将《路遥》拍摄成一部纪录片,不仅是用来回忆这位文学巨匠,更要让他成为陕西的一张名片

重新定位 史诗高度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为再次开拍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将拍摄的高度重新定位,改资料片为纪录片。为了让影片的质量达到一定水准,他们首先更新了设备,然后又一次投入到了新一轮的拍摄中。

当大家对未来抱着憧憬时,困难又一次出现了,资金短缺、拍摄水平不尽如人意等等,新的问题又一次考验着大家,第二次的拍摄工作不得已又只好暂停下来了。

但很显然,这个梦,好像真的只能想想而已。

2008年元月,王天笑的病情变得相当严重,生命垂危。这时各界集资,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7月,张井和他两人“拉(话)了两个多小时。”这是一次长话,尽管王天笑总保持着大气、豁达的一面,但他的心情确实不太好,悲色连天,说出了“不知将来能不能做好,如果出现什么事,朋友弟兄们都请帮忙”这样的话。

顿时,张井心中顿起慷慨悲昂之意,他决绝地表示:“如果我能参与,将倾力而为。”于是,尽力拍摄纪录片的任务落在了张井身上。

再现当时场景是艰难的,但叙述时张井眼中流露的伤感、指中不断升腾的香烟还是泄露了秘密。“我们是一起谈生谈死的好弟兄。九娃(王天笑)是个顽强的革命斗士,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是整个摄影组的灵魂人物。他是皮实的轮胎,耐戳打。”

今天,回忆到当时王天笑的神情,张井仍有极大的怅惘。

导演田波 接手拍摄

尽管,抵达难度:艰难。但是路遥的精神却时时刻刻的感染着大家,他们谁也不愿就此停手,于是大家在各显神通地继续寻找“钱路”的同时,也再一次遍寻着新的拍摄人员。

田波,这个毕业于西安美院的80后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他独立摄制的纪录片《佛陀墕》用充满原始和异域色调的画笔行云流水地勾勒了榆林子洲县小山村佛陀墕的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他本人也被提名国际青年影像季最佳纪录片导演。以他们的视角重新解读,“当大家看到他的作品时,感觉很对路。前两次拍摄都无法超越自己,但田波他们能受罪,没白没黑,这些人有思想,可能会使整个片子有提升。”对此,吴建荣的回忆似乎更能让我们同意这种判断。“正如路遥自己的创作习惯,早晨从中午开始,我几次去探班时,都发现这些年轻人夜里二三点仍在激情四射地讨论。”

有计划、有高度、专业性。于是,很快的,第三次拍摄,以田波为导演的摄制组正式成立了。“如果说现在这支队伍是奥迪A6,那原来那支就是小奥拓。”张井露出得意神色。“田波现在电影《白鹿原》里任副导演。”一旁的吴建荣微笑,默默点头。

一波三折,这次终于可以顺利地进行了。很快,新的摄制组就投入了战斗。

用了三个月时间,田波和他的战友们反复查阅与路遥相关的人物、地点,“路遥哪年在哪儿干过啥”,在一幅大大的,像军事地形的手绘地图上一一标注。路遥一生的细枝末节,穿镜而过。

思路理顺了,后面的拍摄就显得顺利很多。之后,整个摄制组辗转于延安、延川、清涧、铜川、北京几地。并且每到一处,当地政府都表示支持,吃住行上,朋友们也“没有让花上一分钱”。作为路遥文学娘家人,中国作协、省委宣传部、省作协等各方面也都对这部片子产生了极大的关注,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路遥精神 激励拍摄

“一个人,一生中要完成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以宗教般的信念和初恋般的热情,才能做完它。你休想用一种投机取巧的办法,完成一项宏大的工程。”路遥如此说,《路遥》摄制组也正是抱着这种信念来做。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这是路遥为自己制定的目标,也是摄制组人心中暗使的一股子狠劲。三年来,制片人吴建荣几乎一年到头不回家,“孩子们都大了,媳妇的三千元工资也够吃喝的了。”

今年5月,这部名为《路遥》的纪录片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杀青了。

大匠不授人以璞,张井再次提出精益求精,好作品都是剪出来的:“模拟镜头中,凡是有斧凿痕迹的,假的全部去掉。只留下剪影、背影”;

“画面整体色调要统一,主色调要一致。不重要、勉强的人物通通舍弃,长篇大论的只取其要义”;“音乐必须是原创。薛九英一人用各种乐器演奏后,然后再合成在一起,没有办法,如果能用爱乐乐团,表现细腻情绪的小提琴,表现大情绪的唢呐,那就牛啦。但光交响一项就得一百多万。”张井遗憾地说,但“这再次证明,艺术总是留有缺憾的”。

本报记者 夏明勤 丁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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