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医药科研基地建设亟待加强

张东风

在本次全国政协会上，民族医药的科研问题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周超凡的特别关注。民族医药科研条件差、投入少、科研能力差，民族医药继承不足、丢失过多，民族医药队伍文化水平、学历低，这些都给民族医药的继承发展带来了许多困难。

周超凡说，民族医药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各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要努力发掘、整理、总结、提高，充分发挥其保护各民族人民健康的作用。”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不少民族医药的基础理论、临床难题、药物作用无法得到说明和证明。例如藏药制作中有一道工艺叫“佐太”，是把多种金属、多种矿物、多种草药和汞一起反复炼制，作为不少“珍宝药”的配伍成分，历代应用，疗效卓著。藏医认为这个工艺起到了“减毒增效”“去毒存性”的作用，但现代药学家则认为含有汞和其他重金属，不宜使用。类似这样的问题，都必需用现代科研和进一步的临床实践予以证明，可是目前的一些西医药和中医药研究机构，尽管对民族医药有兴趣，但他们的选题都是随机的、表浅的、零星的，多凭印象和兴趣出发。

据了解，全国现有藏、蒙、维、傣、壮等民族医医院197所，西藏藏医学院、内蒙古蒙医学院、新疆维吾尔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民族医药高等院校5所。国家批准生产的民族药有865个品种，涉及藏、蒙、维、傣、苗、彝6个民族，其中进入《医保目录》的仅有47个品种。

周超凡委员经常在各地调研。他认为，现有分布在各民族地区的民族医药研究所，都是规模小、设备差、人手少、经费不足的小型研究机构，只能做一些调查研究、文献整理、药物初选、临床观察等基础工作，缺乏对民族医药科研全面规划、高瓴选题的能力，更谈不上做基础研究。

为此，他建议国家针对各民族医药的特点和地区分布，建立或扩建3个民族医药研究基地：把青海藏医药研究所扩建为青海藏医药研究院，主要承担藏医药的研究任务；选择云南或贵州建立南方民族医药研究院，着重解决苗、彝、侗、土家等民族医药的研究问题；在北京建立中国民族医药研究院，全面承担民族医药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同时，各民族自治区和多民族省的民族医药研究所以及西双版纳（傣医药）、黔东南（苗、侗医药）、湘西（土家族、苗族医药）、恩施（土家族、苗族医药）、延边（朝鲜族医药）等州的民族医药研究所也都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业务建设。

周超凡告诉记者，他已将此写成提案，提交了政协会议。他希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与有关地方政府商定后就这些民族医药研究院、所的建设做出计划，由发改委和财政部直接列项拨款，把这项建设作为特殊政策和抢救任务办理，限定完成期限，以免遥遥无期。

【原文见张东风．民族医药科研基地建设亟待加强［N］．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3月13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