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制定《标准治疗指南》

指南提供了一个可能性，患者不论到什么地方或哪一级医疗机构就诊，不论哪一个医师接诊，都可以得到同样类似的处理和治疗。对医学专业而言，推广应用指南有助于提高决策的质量，并支持质量持续改进工作。因为一个好的指南往往代表了临床实际工作的较高水平，通常会说明如何诊断或处理患者才是最好或是较好。政府、医疗保险者发现，临床指南非常有利于提高效率（通过治疗的标准化来达到），使成本效果最佳。执行指南可降低住院日，减少处方药、手术以及其他处理方法的消费。严格遵守指南有助于改进医疗机构在公众中的形象。这说明他们履行承诺，从而得到公众的支持并取得经费。很多人相信正是这些在指南后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大大推动了指南制定工作，成为目前世界的流行趋势。

在看到指南巨大利益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它的局限性和有害的一面，指南最主要的局限性是其建议的内容可能有错误（或至少对一些具体患者是错的）。这与3种因素有关：首先是建议往往受指南制定专家组中专家的组成、临床经验和意见的影响。由于知识有限或过于匆忙，专家认为对患者有用和有效的治疗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并不优于其他选择，甚至可能是无效或有害的。这些不是最佳或者不好的建议所依据的数据往往是有争论的，或者基于专家个人的理解和记忆。其次在制定指南时，除考虑患者利益外，还会考虑控制成本，服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或者保护某些方面的利益，例如医师的利益和风险管理等。

《标准治疗指南》是合理用药的依据，在传统的医疗活动中，医生们常常只能凭经验医疗患者，无暇顾及他使用的方法是否仍然有效或已经被证明有害。即使在大医院医生用于指导临床决策的科学根据也常常限于教科书、零散的研究报告，这虽然非常有用，但缺陷是常常因过时或不全面而有偏差。

治疗上无标准规范状态往往导致病人治疗上的延误和资源上的浪费，常常看到针对同一种病，不同医生可以开出不同的处方。同为一个感冒患者，有的医生开出了几百元的处方，有的医生只开几元钱的处方，照样也治好了病。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以医学为例，新知识以6.7%／年的速率递增，各种治疗方法和药物层出不穷地增长，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个内科医师即使只想基本掌握、了解本学科的最新进展和成果，那么他必须坚持每天阅读至少19篇文献。研究表明，医生毕业时间越长，知识越老化。1956年，当时的哈佛医学院院长Burnell曾对他的学生这样说：医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的知识中，有50%在10年中将被证明是错误的。而糟糕的是，没有一位教师知道哪50%是错误的。

由于上述原因，WHO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把制定和推广《标准治疗指南》作为提高医疗质量，促进合理用药的重要措施和手段。这些建议不是指令性的，而是就相关的治疗方法对临床医师加以指导。对于各种治疗方法，《标准治疗指南》还概括总结了其有效性的证据力度，这有助于理解各种推荐性意见的理论依据。《标准治疗指南》既指明了哪些患者最有可能得益于某种特定疗法，也指明了哪方面尚无满意的治疗标准，以及什么时候进行临床试验是恰当的。由于指出了现有知识的不足，新指南也有助于确定优先的研究方向。在关于药物治疗方面，《标准治疗指南》提出各类药物在选择时要合理使用药物，哪些情况应该使用，哪些情况不该使用；应该选择哪种药物；什么情况应选用两种药物联合应用，以及哪两种联合为宜。即使选择了所谓合理的药物，有时效果也不尽人意。因此，要求合理使用应从药物的药效学特征、药代动力学、药物稳定性等多方面考虑，还应关注患者的依从性及药物经济学。

据悉WHO已制定120多种标准治疗指南。WHO和指南的制定者指出，这些标准的确定有充分的科学依据，除了实验研究的结果外，还有很多前瞻性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支持。这些《标准治疗指南》包括：治疗目标、起始评估、疾病活动评估、药物及非药物治疗、各级医师在RA治疗中所承担的责任，以及费用考虑等方面的因素，其主要目的是给予临床医生一些指导，而非必须人人遵守的规定，故此各国、各地区可以此为基础，制定符合本地区情况的治疗推荐意见。

为促进国内医学界的规范诊断与治疗，提高我国对疾病的医疗水平，我国也已重视标准治疗指南的制定，旨在总结诊断与治疗的方法和结果，促进协作，推动规范化，以积累统一标准的大样本资料，不断提高诊断水平，改善治疗预后。在充分参考国外诊治经验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情况，制订《标准治疗指南》。据悉，国家卫生部已委托中华医学会组织专家，编写全国临床护理规范。由北京友谊医院领衔，国家投入1　500万元，7大医院联手攻克急救医学难题《重症感染创伤并发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诊治规范》多中心研究启动，5年后拿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