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化和系统化

18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物理学的进步上，牛顿三定律的出现标志物理学的新起点。其他，如电学、无机化学也有进步；18世纪对植物呼吸作用的研究发现，植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1785年从碳酸气中分离出氧气。

17世纪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奠定了生理学的基础，至18世纪，生理学向更深层次发展了。被称为近代生理学之父的哈勒（Haller A．von，1708－1777），他的8卷本著作《生理学纲要》一书中研究了呼吸运动、骨骼运动、胎儿的生长发育，并重点研究了神经系统的生理功能。哈勒以前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只限于罗列简单的观察现象，而且还笼罩着浓厚的迷信色彩。人们普遍认为，神经系统依赖某种体液的存在而发挥作用。这种体液通过神经到达肌肉（包括心肌），使肌肉膨胀，肌肉膨胀促进肌纤维缩短，从而达到肌肉收缩的目的。但哈勒研究发现，肌纤维（包括心肌纤维）受到刺激时即可发生收缩，刺激消失，肌纤维又恢复正常，这是肌纤维固有的特性。他还证明，肌肉组织除具备上述固有特性外，还接受神经中枢某种力量的支配。他又证明，一切神经集中于脑，大脑皮质是完成大脑功能的主要物质基础。以后，霍尔（Hall M，1770－1857）研究了随意运动和反射运动，并证明这是两种不同的运动。大脑是随意运动的中心，而脊髓是反射运动的中心。同时，他发现交感神经，其功能在于司营养和分泌。1856年，路易（Ludwig K，1816－1895）发现心脏的抑制神经，后人称之为迷走神经。19世纪末，伟大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Pavlov UN，1849－1936）发现，支配心脏活动的传出神经有4种，即减慢神经、加速神经、减弱神经和加强神经。1920年，洛伊维（Loewi O，1873－1961）首次证实迷走神经末梢释放一种化学物质可以抑制心脏，而交感神经末梢释放另一种化学物质可以加速心脏的活动。以后，又经多年研究，证明心脏抑制物质即乙酰胆碱，而心脏兴奋物质就是去甲肾上腺素。20世纪中叶，研究发现神经递质都是通过心脏相应受体而发挥效应的。近年研究进一步发现，心脏活动除受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调节外，还受多种因素所调控。而这些因素都要通过各自受体才能对心肌细胞功能发挥影响。随着受体学说研究的深入，所发现的心脏受体愈来愈多。目前，一般根据受体结构和信息传递方式将其分为三大类：离子通道型受体家族，G蛋白偶联型受体家族和酪氨酸激酶型受体家族。关于心脏受体的研究，涉及到心脏的发育机制、心脏功能调控、心肌生长与心肌肥厚等，前景非常广阔。

自维萨里开始到18世纪，病理解剖学开始出现。意大利解剖学家贝格里芬（Baglivi G，1668－1706），最早创导床边教学，主张应将观察与推理结合起来；他最早描述心力衰竭、心包钙化。阿贝提尼（Albertini FI，1662－1738）主张应将病人症状和病理检查发现相联系。南西斯（Lancisi GM，1654－1720）对临床检查发现和死后尸检结果作过系统总结。他认为猝死与心脏有关，特别与心脏扩大和冠状动脉钙化有关。他还发现心脏肥大不同于心脏扩大，心脏肥大可由瓣膜狭窄性病变引起。此外，他还发现瓣膜钙化和瓣膜赘生物、心脏梅毒、各种动脉瘤，并提出心脏病有遗传倾向。意大利人莫干尼（Morgagni GB，1682－1721），后人称之为病理解剖学奠基人，他的不朽名著《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肯定一切疾病的发生都有一定的部位，只有脏器发生改变才是疾病的真正原因。他对心脏病的贡献在于：描述了四个瓣膜的病变，发现了冠状动脉硬化和主动脉瘤。享德（Hunter W，1718－1783）于1762年报道动静脉瘘，以后又报道肺动脉狭窄合并心室间隔缺损（后人称为法洛四联症）。发明种牛痘的贞纳（Jenner E，1749－1823）于1789年提出急性风湿热后可能遗留下心脏病变，1799年他又提出心绞痛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关。18世纪末，毕沙（Bichat MFX，1771－180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确认疾病来自病变器官的组织，他完全摒弃了古老的体液病理学（humoral pathology），使病理解剖学又向器官病理学跨进了一大步。

18世纪，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就，鼓舞了启蒙时代的医生采取机械论的方法研究医学，促使人类疾病分类学成为时尚，特别是瑞典博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将分类学带到自然科学的舞台，林奈的著作《疾病种类》（Genera Morborun，1763）将疾病分成11类，并进一步分成属和种。

法国医生兼植物学家索瓦热（Francois Boissier de Sauvages，1706－1767）将疾病分类学作为医疗实践和教学的中心，他的著作《按照次序和植物学的疾病分类》（Nouvelles classes des maladies dans un ordreà celui des botanistes）第1版出版于1731年。

18世纪，西医病理解剖学的建立，重新把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联系起来，又由于有临床医学家布尔哈未（Boerhaave H，1668－1738）大声呼吁“医学需要回到病人身边”，西医的临床医学才得以“复兴”，西医学逐渐对疾病重视起来。以器官病理学为准则，只有发现器官的病理改变才能判断疾病发生，并认为器官的病理改变不仅指示疾病的位置，而且显示疾病的原因，这是18世纪西医学在认识疾病问题上的重大发现。

1751年，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Auenbrugger L，1722－1809）开始对胸部疾病与叩击胸部的叩诊音之间的关系做研究，并把这一研究与病理解剖所见加以比较和对照，最后得出结论：使用叩诊的方法可以判断胸部的疾病。但是这项伟大的发明却被人们忽视了。直到法国医生高尔维沙（Corvisart JN，1755－1821）出版了《新发明》这本著作，认识到叩诊方法对于临床诊断疾病的价值。叩诊法使医生在疾病面前从被动变为主动。虽然叩诊法只适宜诊断胸部和腹部疾病，但这已经是18世纪临床医学的巨大进步了。

回顾西医学在18世纪对疾病的认识，从疾病的病理改变，到对疾病的分类和诊断，都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西医学的病因理论倾向于自然界具体存在的实实在在的致病物质，虽然18世纪人类未能找到致病物质，但寻找致病物质的思想已经形成。

西医对疾病的认识是在病理解剖的基础上，通过观察和实验逐步证实的。17世纪发生在欧洲的科学革命，使归纳法和科学实验成为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思想工具，量度观察和实验方法逐渐深入医学领域。18世纪，西医对疾病的认识是肤浅的，但是其思想方法决定了18世纪以后西医学的发展方向，从这一点来说，18世纪是西医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近代西医学形成疾病观念的重要时期。

18世纪，西医器官病理学的建立，使西医学开始了以疾病为主体的历史。器官病理学的出现，使形态结构研究进入西医临床，西医学开始了“治病不见人”的历史，疾病主宰了西医学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