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顿开启创造性心理学的研究

从研究的时间、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方法及其产生的影响四个方面来看，高尔顿都可以说是创造性心理学的奠基人。

从学术思想来分析，高尔顿的创造性心理学来自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如前所述，达尔文是博物学家，也是进化论的创立者。进化论的创立主要源于社会生产力的需要。19世纪前半期，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工业的繁荣要求农业、畜牧业的相应发展，农牧业的发展又要求不断改良品种，这就是进化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达尔文年轻时受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圣提雷尔（Geoffrog Saint-Hilaire，1772—1844）及自己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等人的生物进化观点的影响，对生物学具有极大的兴趣。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正值“贝格尔号”海军勘探船出航南美。几经周折，达尔文参加了这次航行。5年的环球考察，在大量的物种变异事实面前，他认识到了物种变异进化的实质。达尔文在晚年时说，“贝格尔号”的航行在他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决定了他的整个事业。回国后，达尔文一面钻研前人的著作，一面修建温室，还开辟了试验园地进行科学试验。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了《物种起源》，奠定了进化论的科学基础，这也成为生物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达尔文在书中用有力的证据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使“进化论”在整个欧洲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达尔文晚年进一步研究人类起源，写下了《人类的由来及选择》（1871）和《人和动物的表情》（1872）。在这两本著作里，达尔文不仅阐述了从猿到人的进化理论，还探讨了人与动物在心理上的连续性和差异性，指出：“尽管人类和高等动物之间的心理差异是巨大的，然而这种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并非种类上的。我们已经看到，人类所自夸的感觉和直觉，各种感情和心理能力，如爱、记忆、注意、好奇、模仿、推理等等，在低于人类的动物中都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有时甚至处于一种十分发达的状态。”（达尔文，1982）^[6]也就是说从进化论出发，生物最初从非生物发展而来，地球上生存的各种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在进化过程中，它们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达尔文虽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忽视了人类的社会历史性，但他的理论激起了人们对诸如天赋、天才等问题的探讨，于是出现了高尔顿的“遗传的天才”研究。

高尔顿是英国的心理学家，也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生于英国伯明翰附近一个富裕家庭。16岁那年，他被迫进入伯明翰综合医院学医，一年后转入皇家学院继续学医。又过了一年，他改变了计划，进入剑桥三一学院专攻数学。接着，旅行考察引起了高尔顿的兴趣，他分别于1845年和1850年去了苏丹和西南非洲，主要研究气象学。当达尔文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时，高尔顿立刻对进化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他开始从事进化的遗传方面的理论研究并十分重视其社会意义。19世纪60年代初期高尔顿转入心理学领域，研究心理遗传和个别差异。1869年，高尔顿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心理学著作《遗传的天才》，公布了他所研究的977名杰出人物或天才人物的思维特点，这一著作也是国际上研究创造性的第一部文献。紧接着，他又出版了《英国的科学家们：他们的禀赋和教养》，并在1883年创立了“优生学”，出版了《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1889年又出版了《自然的遗传》一书。这些著作开创了创造性心理学这一心理学分支。

尽管高尔顿对现代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不仅是理学家，还是一个“杂家”。他对后人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遗传决定论的观点，二是个别差异的测量，三是统计方法的创新。这三个方面对创造性心理学的研究及其发展都是有影响的，特别是遗传决定论的观点。此外，高尔顿是心理学界最早提出智力由一般智力（G）与特殊智力（S）构成的心理学家，这一思想后由其弟子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C.E.Spearman，1863—1945）继承并被称为“智力二因素论”。

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观点的基础是他的调查。他调查了1768年至1868年这100年间共977个英国伟人和学者的家谱，发现其中332人很有名望，而在一般百姓中4000人才产生这么一个有名望的人，从中他看到了杰出人士或创造性人才比一般人有较大的生育杰出子女的概率。于是，他得出伟人和天才出自名门世家的“智力遗传”的结论。他还研究了80对双生子，发现他们比非双生的兄弟姊妹在心理上更相像，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人的心理完全取决于遗传的论断。高尔顿所创立的优生学，正是他片面夸大遗传的作用、大肆宣扬天才遗传论的产物。

但是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一开始就遭到企图建立科学的儿童心理学及其理论的普莱尔的反对。普莱尔明确地反对“白板说”，也反对遗传决定论。于是，心理（包括创造性心理）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客观地说，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对后来有些心理学家产生了较深且不良的影响。

“高尔顿是科学地研究行为遗传学的先驱，这一学科近年来逐渐萌芽并产生出巨大的社会影响。”[艾森克（H.J.Eysenck）]高尔顿以进化论的遗传变迁观点来研究天才即人的创造性。他在《遗传的天才》一书中，主要阐述了关于天才或创造性人才的如下观点。

高尔顿关于天才分类的前提是，人类的自然能力是由遗传产生的，与整个有机世界的形式和物理特征几乎处于一样的限制下。尽管有这些限制，但通过仔细选择还是能够获得独特的天赋的，因此通过连续几代的明智的婚姻来产生具有很高天赋的人是非常可行的。由此可见，高尔顿关于天才分类的理论基础是遗传变异论。

1.依据声望分类

天才的人物肯定有声望。在论述天赋甚至天才来自遗传之前，高尔顿相当重视两个概念：一是杰出的（eminent）和著名的（illustrious）的筛选标准，二是声望作为能力测试的可接受程度。事实上，这两者很难分开论述。声望往往是人是否杰出的表现，于是外部世界就依据一个人的表现，同时整合其所有优点，下意识地给某个人打出一个得分，这就是依据声望将人加以分类。声望排在前面的人，就是杰出的人物。

杰出的人才在人类中占多少比例？高尔顿通过自传体手册《时代众人》（Man of the Time），得出杰出人物的筛选标准是425∶1 000 000；更严格些，则是250∶1 000 000，它更强调杰出人物工作的原创性或者带头性。如果将筛选标准降低，就无法保证偶然和机遇的影响，不能将有名与杰出区分开。他最后得出结论：当说一个人是“杰出的”时，标准是1∶4 000或者250∶1 000 000。如果标准更严苛的时候，则用“著名的”这个词。

2.依据天赋分类

在依据声望还是依据天赋进行分类的问题上，高尔顿更倾向于依据天赋将人分类，并认为按声望分类与按天赋分类具有一致性，有声望的杰出人物，其声望往往来自天赋。

高尔顿指出，人的发展是先天遗传所决定的。智力与品质在生殖细胞的基因中就被决定了，后天和教育的影响只能延迟或加速其遗传能力的实现。对此，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说明：婴儿的差异是先天的，他并不认同“勤勉努力”是个体间差异的唯一解释；个体自入学到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心智水平与天赋是一致的；许多天才的天赋都是普遍的，人与人之间能力的差异是巨大的；职业选择与兴趣有关，一个有天赋的人在选择他的职业之前通常是反复无常的、变化的，但是一旦选择之后，将以一种真正热情的态度投入其中；应根据天生的能力大小，对人进行分类和排序；能力评定应用离均差的定律，苏格兰男性士兵与法国男性的生理指标，甚至智力，在人群中的分布也符合离均差定律；从智力由一般智力与特殊智力构成的观念出发，对于1000000个人的一般能力和在绘画、音乐或政治等方面特殊的天赋能力，根据其得分等距分为14类，会形成常态分布的趋势，50%集中在中峰，然后以80%、95%分布，天赋能力在两头的（天才与低能）不到5%。

3.声望与天赋的能力

首先，要澄清声望和能力这两个概念。声望，是同一时期的人对一个人的看法，许多传记作者对某个人的性格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最终呈现一个经由后代雕琢后的人物形象。天生的能力，是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和性情。他在一个人的行为过程中起着促进和限制作用，使一个人获得声望。

声望可以衡量一个人天生的能力吗？或者说，一个人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他的机遇，又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天生的能力或智力？这是高尔顿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他比较了两个阶层。

一个极具天赋的人，即使处于下等阶层，也能够很容易地跨越下等社会阶层的种种阻碍，跻身精英阶层。这种阻碍无疑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系统，用以压制平凡的人们，即使这些人们拥有和上等阶层相同的能力，最终成功的也不是他们。但是，如果一个人拥有巨大的天赋，渴望工作，并且有工作的能力，高尔顿相信这样一个人不会被社会阶层所阻碍。

英国在下等阶层向上等阶层流动方面设置了太多阻碍，那些不存在如此多阻碍的国家，会给一个人提供更好的文化环境，促使他成功。但这类人并不是前文提到的那类杰出人士。在美国，文化传递非常广泛。他们的中产阶级和下等阶级所受到的教育已经大大提升，但是即便如此，美国在一流的文学作品、哲学或艺术方面仍然不能达到英国的水平。即使像美国一样，英国社会中跻身精英阶层的障碍被移除，英国社会的杰出人士也不会大幅度增加。

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享受良好社会资源的人们并不能成为杰出人士，除非他们天生拥有极高的能力。如果一个人天生的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即便为他提供良好的社会资源，他也无法跻身精英阶层。

这里的心理机制是什么？高尔顿提出了各种品质。天赋的杰出人物，正是由于这种品质结合得好（Galton，1978）^[7]。那么，是哪些品质呢？是三种品质的结合：脑力、热情和体力，这三者对于人们冲破社会底层是必要的。

政治家只需要脑力和体力，因为他一旦进入公众生活，就有了兴趣，可以给他的凡夫俗子之心提供必要的刺激。因此，成功的政治家肯定出身上流社会，出身社会底层的人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家。

统治者需要若干重要品质，包括献身于特种学问、坚定的毅力、社会关系方面亲切坦率、国家最强大脑都为他工作、平等地看待兴趣和观点、知道如何产生受人民欢迎的想法、能够忍受孤独等。另外，统治者不需要智力超群，因为国家中智力最好的人都在为统治者服务。

指挥家的特质是特别的，需要有策略。策略就像下象棋一样，需要大量的练习。在和平时期很难看到策略是如何与极致的耐力、无畏的勇气、不安分的性格结合来实现卓越的。

煽动家需要勇气和力量，不需要智力超群。

那些战胜反对派的高级政治家和统治者们，一定都拥有极大的天赋。

获得高声望的过程可以看作一场对高才能的公平测试。高尔顿认为没有被赋予极高能力的人是不可能获得极大的名声的，而拥有极高能力的人是不会在获得声名的过程中失败的。

从高尔顿“天才的分类”中可见，他认为声望与天赋能力是一致的。而对天才或创造性人才的测量，正是从高尔顿开始的。

高尔顿在《遗传的天才》里的论证中，十分重视家庭因素，因为他把家庭视为遗传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比较分析了超过300个家庭、将近1000名杰出人物。如果存在决定天才在家庭中的分布规律的话，通过这个大样本，高尔顿向社会展示了这一规律。

图3-1 最具卓越天赋的家庭中每一代卓越人物的比例

我们这里仅引用了高尔顿研究中的一幅画（F.Galton，1978）^[8]，反映了家庭与天才或遗传比例的“规律”。高尔顿认为图3-1只涉及了那些特别杰出的家庭，以非常准确的方式显示了相比远亲属关系，近亲属关系在遗传天赋方面的巨大贡献。大体上来讲，亲属关系隔一代，下一代遗传的比例就是1/4了。结果就是，第一代的比例大约是28，第二代大约是7，第三代大约是1.5。他又指出，能力从长远来看，不是突然地出现和消失的，而是从家庭生活的普遍水平逐渐地、有序地上升。随着血液的逐渐稀释，法官的后代达到杰出的顶峰逐渐显示出不可能。能力必须基于一个稳定的三角，其中每一条腿必须稳扎。具体来说，一个人为了遗传能力，他必须遗传三种分离和独立的东西，即必须遗传才能、热情和活力。如果没有三种，至少应该具备联合起来的其中的两种，否则就没有希望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物。

家庭由父母与子女组成，但通常研究只考察父子的关系而忽视了母亲的因素。高尔顿却重视这个问题，并做了如下的说明。很大数量的杰出人物的后代成为有名的人，说明这个人的妻子应该是超越平庸的。杰出人物的妻子，通常应该是在他的社交场合能够碰到的，因此不太可能是愚昧的女人。并且事实上，大量杰出的男人都与杰出的女人成婚。接下来，他对比了男性和女性亲属间的能力传递的强度。高尔顿从研究中看到5种名人类型（法官、政治家、军事家、文化人、科学家）男性和女性的总体亲属比例几乎一致，男性∶女性=70∶30，或者超过2∶1，其他名人类型也超过2∶1。他又指出唯有在神学家这一类上出现男女比例的翻转，女性在宗教培养上的影响力是显著的。因此，“伟人背后都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应该只是伟人孝顺心理的一种夸张的表达。

在研究杰出人物与家庭关系的同时，高尔顿也涉及了杰出人物与亲戚的关系、与不同职业以及教育和机遇的关系。他指出，能力在亲戚类型上的一般性分布规律也是很明显的。名人家庭中，有名的儿子的数量总是多于有名的兄弟，同时他们的数量略高于有名的父亲。按照亲疏远近，第二级和第三级亲戚关系的名人数量骤减（堂/表兄妹相对于其他第三级关系仍具有较大的数量）。在所有名人类型的分组上，不同亲戚级别的名人比例相近。其中一个异常值是军事家的儿子的数量（31）远低于平均值（48），这与军事工作的性质不无关系。但军事家的孙子的数量与其他类别没有差别，高尔顿将之归因于教育的优势，即良好的教育确保了亲戚成名的比例。另一个异常值是伟大科学家的有名父亲的数量（26）远低于儿子的数量（60）。这是因为科学成就应归因于训练和母亲的遗传，并且家庭中第一位具有科学天赋的人往往不那么容易获得成就，而他们的后代被教导以科学为专业，会少走很多弯路。另外，艺术家家庭的数量（28）并不比诗人家庭的数量（20）大很多，但艺术家有名的儿子的数量（89）却极大。对科学家后代超过前辈的解释同样适用于艺术家。伟大艺术家的后代，比那些具有同等天赋但缺少专业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专业的名人。艺术家的儿子成为名人数量之大，证明了特殊能力的强烈的遗传特征。以上仅呈现出一般规律的很小的变异，可以这么说，高尔顿发现每10个名人的家庭中，有2～4个有名的父亲，4～5个有名的兄弟，5～6个有名的儿子，这能正确估计24个案例中的17个，其中7个案例估计错误，而这个错误在其中2个案例（军事家的父亲、文化人）中将小于1个单位，在4个案例（诗人的父亲、法官、军事家、神学家的儿子）中等于1个单位，在1个案例（艺术家的儿子）中大于1个单位。他还指出，如果仅考虑一个人与某位名人的亲戚关系，那么有多大可能他会成名？总体的结果是，恰好1/2的名人具有1个或更多有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某数列的数值除以2，将得到对应的另一数列——成功的可能性。

从杰出人物与家庭等诸多关系来分析，高尔顿强调的天才主要来自遗传。他用其测量统计方法比较了近亲与远亲的差异，仍然在证明天才或创造人才发展的第一因素是遗传。与此同时，高尔顿也承认某些教育、机遇即环境因素在天才或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中起到了加速或延迟遗传能力发展的作用，但真正改变某些遗传基础的是变异。

高尔顿在《遗传的天才》中还进行了种族、国家和历史的比较。比较的前提是什么？是天赋的智力。他指出，文明是群居高智力动物的必要产物。智力同体力及其他自然天赋一样重要。因此，任何在其他方面享有同等天赋的物种之间，拥有最优智力的物种无疑在生存斗争中最有优势。类似地，与人类一样有智力的动物，在其他品质同等的条件下，最具社交能力的物种最有优势。

高尔顿首先比较了种族。他对研究对象做如下的假设：假设能力等级的间隔在所有种族间相同，即如果某种族的能力等级A等于另一种族的能力等级C，那么前者的能力等级B等于后者的能力等级D。他比较了黑人种族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那些能够独自成为法官、政治家等不同类型名人的品质，结果发现了他们与白人之间的差异。在一个国家，不同地区或种族之间也是有差异的。例如，英格兰和英国北部的人比普通英国人智力上具有一些优势，因为前者杰出人士的数量远高于他们自身种族按比例所能达到的数量。同样的优势，还出现在幸福感的比较上。

高尔顿还做了历史比较分析，比较种族的智力差异。通过历史分析法，他指出古希腊毫无疑问是历史记录上有才华的种族，二部分是因为他们在智力活动上的杰出事迹仍未能被超越，另一部分是因为创造杰出事迹的人口很小。古希腊不同的亚种中，阿提卡是最有才华的，主要是因为雅典不加选择地吸纳移民，吸引了很多高能力的人。阿提卡在公元前530年到公元前430年共产生了14名杰出人物，我们对该时间段内阿提卡的人口进行近似估计，得到杰出人物产生比例为1∶4 300或者更高。雅典种族的平均能力几乎比今天白人的种族高两个等级，就像白人的智力高于非洲黑人两个等级一样。

如何提高当前人们的智力呢？高尔顿断言，如果种族的平均能力提高一个等级，当今杰出人士数量将提高10倍。将整个国家平均能力提高一个等级，社会上有天赋的人数将提高17倍。具体措施是什么？高尔顿从通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思想出发，提出以下三条建议（Galton，1978）^[9]。

一是倡导文明。我们当前平均能力的提高对于将来后代的幸福必不可少。文明是能够通过历史进程作用于人类的新条件。它们或者通过自然选择修正种族的属性（当改变足够缓慢，种族适应性足够强时），或者摧毁种族（当改变太过突然时，种族不能妥协时）。集权化、交流和文化，需要比种族平均水平更高的脑力和耐力。目前我们的种族是超负荷的，需要倡导文明以提高智力。

二是改变落后的种族。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社会关系变得复杂，在大部分野蛮人身上发现游牧文化不再适应新条件。游牧文化与开明文化的差异在于，前者的本能是猎食，满足野蛮生活的需要，不需要思考过去和未来，而这样的本能在文明社会中则是完全行不通的。人类种族在最初完全是野蛮的，在未开化的无数年之后，人们才逐渐发现通往道德和文明的路。

三是改革结婚年龄。民族的本能和智力影响国家的发展，而婚姻的年龄能从遗传变异角度提高民族的本能和智力。于是高尔顿提倡：最明智的政策应当让那些软弱的种族或阶层的平均结婚年龄得以推迟，而让那些充满活力的阶层或种族的平均结婚年龄得以提前。但让他感到惋惜和痛心的是，许多社会行为强烈地且致命地走向这一政策的反面。

高尔顿用统计方法详尽地分析了杰出人才或创造性人才与种族的关系，无论是在创造性心理学史上，还是在整个心理学史上，都是第一次。并且，这既是一个典型的遗传决定论观点的体现，又是他提倡优生学以改良人种的体现。智力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抑或是先天与后天的结晶，这是心理学的一个古老问题，也是当今世界耗资最多的一个研究项目。对于智力的种族差异，距高尔顿研究整整百年后，1969年詹森（A.R.Jensen）通过总结四大洲八个国家100多个不同的研究，在《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智商（IQ）和学业成就》的文章，表达了与高尔顿100年前相似的观念。他指出亲缘关系越近智商相关越高的研究结果表明，种族的智力差异是存在的，智力变异的环境影响远远小于遗传影响，可以认为智力是出生时就定型了的，甚至教育的最大努力也很难改变（Arthur & Gopinathan，1981）^[10]。 詹森与高尔顿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以人类一般智力为研究对象，后者则是以杰出人才或创造性人才的智力与能力为研究基础，但两者形成的都是悲观的种族智力遗传决定论。

心理学界公认，高尔顿的《遗传的天才》不仅是遗传决定论的最初心理学著作，也是创造性心理学的奠基著作。

首先，高尔顿确定创造性或杰出人物的活动是心智或智力与能力的活动，而智力与心智分一般智力与特殊智力。高尔顿从一般智力与特殊智力构成智力的角度出发，论证了杰出人物或创造性人才在一般智力与特殊智力上的表现。他把特殊智力分为14级水平，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常态分配趋势，这“两头小”之一就是杰出人物或创造性人才。高尔顿就这样开启了创造性心理学研究之先河。

其次，高尔顿论述了创造性人才或天才的基础是遗传，也就是反复阐述杰出人物来自天赋。他从个人发展、家庭成员和种族特征等诸方面论述了遗传决定杰出人物或创造性人才的类型。换句话说，他认为创造性来自遗传。这一观点引发了心理学界一百多年激烈的争论，于是包括创造性在内的智能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或者是先天与后天的结合，成为心理学界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结论最难确定的课题。这也是心理学界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相互决定论的缘起。

最后，高尔顿在创造性心理学领域乃至对心理学方法论上的贡献是他的测量学、统计学与心理学具体研究手段的创新。他应用统计方法来处理心理资料，并在收集了大量资料后证明人的心理特征尤其是生理指标与智力指标是呈常态分布的。他在研究杰出人才及其声望与家庭关系时，创造了一种数学统计方法，运用相关系数（r）来表示遗传对智能差异的影响，前边列举的图示法表征了相关系数的基本性质。高尔顿最早研究联想和问卷问题，以此来测定并表示杰出人才与非杰出人才心理特别是意向的差异指标。此外，高尔顿还发明了测定视觉距离最小可觉差的仪器——高尔顿横木（bar）和测量音高绝对上阈的仪器——高尔顿音笛（tube）。

如果说高尔顿的创造性心理学研究有何不足之处，绝对不会是他的遗传决定之天才观，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性争论的课题。作为创造性心理学的开创者或者奠基人，高尔顿通过杰出人才的天赋论来研究创造性心理学仅仅只是个开始，他没有建立创造性心理学的体系，也没有应用他创造的心理学仪器开展创造性的实验研究，甚至连基本的实验研究都没有开展。然而作为一名开创者，高尔顿的贡献是永远无法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