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研究从萌芽、发生到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文明指社会进步，有文化的状态。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有许多分歧。如第二章所述，我们不妨采用《辞海》的定义。《辞海》指出，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辞海编辑委员会，1999）[1]由此可见，文明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而后者更被社会所关注。更为重要的是，文明或文化与人类的创造紧密联系着。离开了创造，文明或文化的传承就难以实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就会停滞不前，社会文明与社会进步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就是我们把创造性心理学史与人类文明史联系在一起的缘由。
在斯腾伯格主编的《创造力手册》之“创造力研究的历史”章节中，他提出创造性心理学史有一个以达尔文为分界线的“史前史”。“史前史”从前基督史、前创造力的观点谈起，提出了“天才”（genius）这一影响人类几个世纪的概念。斯腾伯格论述早期西方的创造力时提到，“自此有了工匠遵从上帝的意思在地球上造物的理念”。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出现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三大科学家，于是出现“研究的发明”的观点。在17—18世纪，从培根（Francis Bacon，1605）所著的《学术的进步》开始，人类开启了对创造发明实证研究重要性的探索，不仅建立了法国的皇家学会机构，也出现了哲学先驱者对创造性的研究和思考。18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对创造性与天赋、原产性、才能以及正规教育的含义做了明确的区分，可惜又陷入了“伟大而几乎无尽”的学术争论（斯腾伯格，2005）[2]。所有这些为创造性心理学的发生与发展奠定了“史前”的研究基础。而上述“史前史”所出现的几个不同的阶段，正是西方历史进入文明史过程的一步。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创造性心理学史的发展，应该从达尔文（C.Darwin，1809—1882）特别是其表弟高尔顿（F.Galton，1822—1911）——创造性心理学的开拓者——进入正题。然而，创造性心理学的出现正是社会文明与创造发明两者关系统一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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