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化教材有必要吗

▲戴国华

作者简介：戴国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

【摘要】通过回顾作者与“国别化”教材概念提出的微妙关系，以多年一线教师的身份对此概念提出质疑。从六个方面提出疑问，言简意赅地论证国别化教材毫无推广必要。以刘珣教授所编的《实用汉语课本》为例，尝试找出所谓国别化教材的出路。

【关键词】国别；教学；教材

2008—2009年，在维也纳孔子学院工作时，接到汉办的一个调查问卷，咨询对境外汉语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当时维也纳孔子学院处于初创期，我们尝试使用过的课本非常有限，没有德语译本的汉语教材。加上当时我完全不懂德语，学生中50岁以上的学生居多，他们的英语也有限，师生双方的交流有很多困难。基于这些客观原因和当时的心理期待，我在汉办的问卷上顺手填写了一个建议，即“需要国别性汉语教材”。问卷寄回没多久，就看到了相关论文的发表，并风闻关于国别性教材的研究开展起来了。虽然不知道是否和我的建议有关，但后来搜索并粗览了相关论文，至少在2008年前，汉办是没有支持过这方面成体系的研究的。

一、不支持国别化教材的原因

在提出这项建议后没多久，我就开始后悔当时的经验不足和沉不住气。其实再适应一段，就会找到教材、教法与学生结合的好方法。作为学术研究，国别化教材的提出不失为一个新思路。但从一线教学的角度看，这项研究的实用性有待考证。作为多年的一线教师，我不支持大规模展开国别化教材研究，原因如下：

第一，根据我自己的外语学习经验，成人学习者可以不参考国别教材就能逐步掌握一门语言。

在维也纳孔子学院任教期间，也就是在那项不成熟的建议提出之后不久，我正式参加了维也纳大学的德语培训项目，该项目是奥地利最权威的德语培训项目。作为一个零起点成人学习者，经过一学期（10周，每周3小时）的学习，我拿到维也纳大学颁发的德语初级证书。参加这个培训，一方面是当时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是带着私心，想看看他们是如何培训零起点成人习得者的。我所在的班共15人，来自9个国家，都是成人，最后只有一人因事放弃考试，其他人都成功通过初级考试。

我在这里展示一下当时使用过的教材，如图1所示，维也纳大学使用的课本是他们的通用教材，即他们常说的海豚教材。图2选拍了其中任意一页第11页，含我的批注。仅仅到第11页，学生已经被训练写简单的信件了。图3是练习册的任意页，和图2一样，没有任何中介语提示，也没有任何国别内容，连练习的要求都是德语的，通篇都是以奥地利国情为背景内容。学生完全是在教师的导引下，一步步被迫习惯德语语境和德语思维的。

图1

图2

图3

这对我们的教材编写是一种启发。我们的教材首先不能抛弃的就是中介语，有的考试说明也常常使用中介语。甚至高级教材中都含有大量中介语，如单词解释、语法说明、练习要求等。对教师来说，这可能更易操作；但对学生来说，只能放慢其学习速度，而不能使其很快融入汉语语境，使用汉语思维。如果在教材中再增加了国别内容，那更是一种纵容，一种拐杖了。

十年前，我赴日工作，也曾参加过一个当地的公益性日语班。当时我只有很少的基础，但老师让我参加高级班，她用汉译过来是“激活”的这个词鼓励我。意思是在高级班，我的基础语法和词汇都会很快被强化和激活，进步很快。果然，两个月后，我完全可以用日语跟日本同事进行沟通了。而当时使用的教材完全没有中介语。也是在十几个外国人的班上，老师一句中介语都没有使用过，课堂操练也一直贯穿日本的风土人情，不许学生用自己国家的情况做课堂范例。

历次在境外非英语国家工作期间，我特别观察过我的英美同事。他们在进行对外英语教学时，无论什么课型，都是使用纯母语文化背景的课本，没有中介语，没有国别内容。有过境外工作经验的老师应该也观察到过同样的情况。

我非正式地咨询了一些外国同行，在他们各自的对外语言教学中，目前还没有成规模的国别化教材研究，包括英语、日语、德语、马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当然这并不表示未来没有这样的研究。

第二，从初学者的角度看，世界各地初学者的需要都是大同小异的，即入门知识大致相同，先学会发音，然后学会简单的沟通，再解决衣食住行的基本问题。所以，国别化教材到底要在哪个层级“国别”？至少初级阶段是不需要“别”的。高级阶段的学生有了一定的能力和不同的需求，就更不需要国别了。

第三，到底什么是“国别”？同样的课本的不同语言译本一定不是“国别”。“国别”是一个大概念，是需要根据该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内容剪裁和选择的，有明显该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特色的东西。试问，一个母语国家的人学自己国家文化，他有多大兴趣？如果只把汉语课本中的“天安门”换成“埃菲尔铁塔”，既不会更多增加一个法国学生的兴趣，也不叫真正的“国别”教材。

第四，学生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大多数汉语学习者是主动学习者，既然他们选择学习汉语，了解中国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在课本中学习自己熟悉的本国情况？我们不需要在内容上迎合外国人的需要，是他们选择了我们。

第五，如何做到公平？除非是特殊项目中背景完全一致的学生，对外汉语教师无论在境内还是在境外，大多数情况下面对的是国际班的学生，怎么才能做到公平？难道上课时十国的学生要拿着十个版本的课本？怎么保证他们同时翻到同一页书？怎么保证他们能理解其他国家学生课本中的内容？

第六，国别化研究的经济损失。百度解释：国别，国家的不同，国与国间的区别。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要在教材中体现出这么多国家的区别，需要动用的不仅包括语言学师资，还需要求助熟悉该国国情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语言，可以想象“国别”教材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得不偿失。

二、尝试解决“国别”的建议

首先，当然是相信我们的教师。我们的专业教师都是经过培训上岗的，根据学生的国别因人施教，适当在课堂内容上“国别”是教师的一项基本技能。以我的外语学习经验为例，教师的国别教法，或者说“人别”教法比教材的“国别”重要得多。再如上文中“埃菲尔铁塔”的例子，在课堂上，老师随时把“天安门”换成“埃菲尔铁塔”，即使不能更多增加一个法国学生的兴趣，至少会吸引一个已经走神儿的法国学生当时的注意力，这就要看老师操纵课堂的能力了。

其次，好教材的不同译本也许是国别化教材的一条捷径。刘珣先生的《实用汉语课本》是一个成功范例。海内外对外汉语教学界都知道这本著名的绿皮书，1981年版本的《实用汉语课本》，在海外广泛使用至今，自出版后在欧美的使用率一直高居榜首，曾被翻译成多国译本，翻印次数可观，20世纪90年代曾被全美超过四分之三的大专院校话语课程所采用。虽然现在很多国家出了革新的汉语教材，但是谁敢说没有参考过刘珣先生的开拓之作？《实用汉语课本》出版的时代没有国别概念的提出，但其第一册、第二册至今依然是最好的初级汉语教材之一。我现在还常常选用这本教材给短期班的学生使用，每每都获得好评。无论是词汇、语法的循序渐进、练习的配备、文化历史内容的介绍、生活实用性等方面，这本教材都堪称典范。

《新实用汉语课本》在老版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和更新，大获成功。出版后，更是在短时间内被印刷十多次，被多个国家买走版权，汉办用九种语言出版了这本书。可见，在语种上区别，在内容上保持本国特色，发展好教材的多种译本，是目前能看到的“国别化”教材的最佳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 Hartmut Aufderstra Be.Delfin [M].Germany:Hueber，2002.

[2] 刘珣.实用汉语课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刘珣.新实用汉语课本[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