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为表里的实业与办学

1880年10月，盛宣怀禀请李鸿章设立天津电报学堂时即称“学堂与本局相为表里”。（注：盛宣怀：《详定电报招股大略章程二十条》（光绪六年九月，1880年10月），转引自《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第114页。）此后总结办理学堂与发展实业的经验时又坚定地说：“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注：盛宣怀：《在钟天纬〈轮船电报二事应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上的批词》，《格致课艺全编》第2卷，第8页。）陈三立也称盛宣怀办理各项实业时“学堂、译馆、银行与四者（路电邮轮）相表里，备世之急，接踵建立”。（注：陈三立：《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大臣盛公墓志铭》，《愚斋存稿》卷首。）如其所言，盛宣怀所办学堂与实业之间形成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如同紧密相扣的链条。这种互为表里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所办学堂因所营洋务实业需要新型人才而设立，是洋务企业的附设部门，由企业提供办学经费，注重学以致用，直接针对企业所需而培植适用的专门人才，学堂是表，实业是里。如盛宣怀创办经营的电报、矿务、铁路、轮船等洋务企业，需要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新式人才，这是那些专攻四书五经的传统士子无法胜任的，必须创办新式学堂，为这些洋务企业培养新式人才。盛宣怀创设的十余所实业学堂，皆因所营企业急需新式人才而设。1880年盛宣怀筹备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时，考虑到电报一旦开通，即需要大量收发电报及维修电线的技术人才，遂禀准李鸿章在天津电报局内设立天津电报学堂，“雇佣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营，庶几权自我操，持久不弊。”（注：《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1880年9月16日），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336页。）经费开始由军饷支出，后由电报局供给。此后，电报线路与业务不断延伸扩展，盛宣怀又在上海、苏州、兰州等地建立电报学堂，专门培养电报收发、测量等技术人才。同时，随着经营范围扩展至轮船、铁路、铁厂等领域，盛宣怀先后主办了轮船招商局驾驶学堂、卢汉铁路学堂、汉阳铁厂钢铁冶炼学堂等，均附属于相关企业，由企业提供办学经费、设施设备等，是洋务企业的组成部分或附属单位。

由实业部门创办学堂确实有诸多便利条件。1897年2月，汉阳铁厂总办郑观应建议盛宣怀开办铁厂冶炼学堂时说：

拟就局厂之机器，可即事以指授，选子弟之聪颖者，分门别类而教之，庶几事半功倍，不致受制于人。……即在厂之左近设一学堂，考选生徒入堂肄业，即以厂中所用工目充当教习，既可躬亲目睹，又省教习修资。行见数年后汉厂成材济济，无藉外募，即各处局厂亦可随时调用，愈推愈广，向之事事听命于人者，一旦皆返求诸己。一时之所费有限，此后之获益无穷也。（注：郑观应：《拟设钢铁冶炼学堂说帖》（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1897年2月19日），《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第563页。）

盛宣怀同意所请，称赞汉阳铁厂办学堂为“正大文章”。郑观应所说铁厂办学在校舍设施、教习人选、学生实习等方面的优势，在其他企业办学过程中也同样具备。对人才的需求和容易操作的双重特性，使洋务企业自办学堂、由实业而兴学的教育新风率先在全国启动。

二是盛宣怀所办学堂为主办企业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逐渐改变了依赖外国技术人员的状况，既维护了人事自主权，又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有力地推动了实业发展，就此意义而言，实业是表，学堂是里。比如，各地电报学堂的相继设立，为电报事业及时培养出大批发报、测量架线及维修等中低级技术人员，逐步改变了电报业务初创时期技术全部依赖洋员的局面。1881年10月，盛宣怀在苏州、上海督造电报线路时，“亲见优学生本领与下手洋匠无殊”，天津电报学堂总办朱其诏也向盛宣怀汇报说：“昨遽然派学生去，与洋匠无二，又省又好，即紫竹林一道及关署德律风电报，皆学堂优生为之，洋人翕然不以为非，官局省钱不少。”（注：朱其诏：《致盛宣怀函》（约光绪八年，1882），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上册，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版，第344页。）遂决定以天津电报学堂优等生代替外国技术人员，认为“少用一洋匠，可省银二千四百两，既求保我自主之权，尤冀节我常年之费”。（注：盛宣怀：《上李鸿章禀》（光绪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881年11月18日），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版，第202页。）可见，自我培养人才，一则有利主权，不至受制于外人，因电报通讯事关军情政事等机密信息；二则可以节约一大笔费用，减少电报经营成本。他在总结办理电报事业的成功经验时说：“独筹百万巨款，练习千百人才，成斯创举，西人莫不服输。”（注：《盛宣怀拟节略》（光绪十一年六月，1885年7月），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版，第224页。）至1894年，天津、上海等地电报学堂共培养（含在堂生）1111人，“内计津堂出身者二百二十三人，沪堂出身者五百八十人，各堂及投效出身者三百八十人。”（注：谢家福：《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三日，1894年7月15日），盛档：105613。）其中在各电报局服务者721人，含电报官局272人，电报商局449人，其余390人改就他业，基本实现了盛宣怀“练习千百人才”的设学愿望，使电报事业发展所需人才，特别是中低层技术人员能够实现自我培养。纵观盛宣怀与近代工业史，电报事业是他经营时间最久、办理最有成效的实业之一，究其原因，大力创办电报学堂自育人才应是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电报事业与电报学堂是互为表里关系的正面例证，那么轮船招商局创设学堂的曲折历程则为我们提供了反向例证。招商局成立于1873年，是盛宣怀最早参与筹办、经营的民用企业。成立当年，盛宣怀即主张仿行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之法，自设学堂育才，然因故未能设立。后因盛宣怀兼办矿务、电报业务，以及招商局人事纠葛等原因，附设学堂长期搁置。直到1885年盛宣怀任招商局督办独揽该局大权后，再次重议筹设驾驶学堂，聘徐建寅主其事，仍未成。迟迟未设学堂，致使招商局几乎仰赖高薪洋员，成为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1889年12月，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禀文中说：

局用之最巨者，莫如用洋人与用煤两宗。查船主大车大副人等以次递降，每船用洋人六七名，其薪水每月自二百数十元至数十元不等，通计职局轮船二十七号，约发洋人薪工银每年不下三十余万两。窃思借助于彼族，不如求材于内地。自福建创立水师学堂，广招学生，教以驾驶之法，迄今南、北洋兵轮不用洋人，亦复行驶江海，甚少闻偾事。（注：盛宣怀：《上李鸿章禀帖》（光绪十五年十一月，1889年12月），《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第321页。）

盛宣怀遂呈请由招商局出资开设轮船驾驶学堂，培养自己的驾驶管轮人才，渐次代替洋员，以节成本而增效率。禀准后，招商局于1892年正式设立驾驶学堂，着手像福州船政学堂、电报学堂那样培养所需技术人员。

三是实业部门得益于人才实现自我培养而增益增效，进一步资助支持发展学堂，用人多取自学堂；学堂获得更多资助，主办者盛宣怀则不断总结办理经验，扩大办学规模，提升办学品质，以便培养出人数更多、质量更高的技术人员，两者之间遂形成互进互促的关系。又以电报局与电报学堂为例，天津电报学堂原为临时短期性质，专为津沪间电报业培养技术人员，计划等该线路满员后即行裁撤。然而，电报实业迅猛发展，逐渐推延至全国大江南北，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又因电报学堂所出人才基本能够胜任职责，因此，天津电报学堂不仅未按计划停办，而且成为常设性学堂，规模上予以扩充，又在上海、兰州、苏州等处新设电报学堂，经费由各所属电报局按期如数拨发，且逐年增加。电报业务的日益发展进步对人才的培养层次提出更高要求，这推动了电报学堂提升办学层次。天津、上海电报学堂一开始以培养收发电报的报务员为主，后因电报业务需求，盛宣怀倡议培养测量、水线布置等技术人员。1882年2月，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禀文中，申述提高办学层次理由：

但期学生实力讲求测量远近，试验电力，修理机器，修理水线各项功夫，庶可一年之后，渐撤洋匠，以节经费。应由电报学堂选择聪颖大学生八名，责成洋教习专教测验之法，并由机器局选拔聪颖大学生三名，移送职局交与大北公司，学习修理电报机器之法，另由职局选派聪颖学生数名，交与大北公司，学习修理水线之法。务使一年之后，群才毕集。倘学生仅知打报之法，恐洋匠永远难以裁撤，仍负宪台造就人才之原意。（注：盛宣怀：《上李鸿章禀帖》（光绪八年一月，1882年2月），《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第147页。）

由于培养目标与层次的提升，电报学堂相应增设测量塾，增加课程内容，又提高学生入学门槛，招考时若考生“洋文太浅不必来，至少须二三年”，（注：朱其诏：《致盛宣怀函》（年份不详），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上册，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版，第324页。）倾向从上海中西书院、广方言馆及香港等地招收已习英文数年、稍具西学基础的学生。在教学上，重视实习，强调教学和实践相结合，以期培养出基础知识扎实，专业技能娴熟的技术人员。由此，盛宣怀所营电报业务与学堂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相互推促的关系，从中也不难看出，近代工业与近代教育是在相互依存与促进中同步产生、共同发展的。

由于实业办学育才比较便捷，又能切合企业所需，经费来源、人才培养能够形成一种稳定平衡的自我供求关系，所以，盛宣怀长期对创办技术学堂情有独钟，即使甲午战争后，他已将教育活动的重心转向普通教育，对技术实业教育的弊端也多有体认，但因实业发展所需，仍继续创办卢汉铁路学堂、铁路法文速成学堂等技术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