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正女学该校亦称中国女学堂、中国女学会书塾、南洋女公学等，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系1898年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人创建于上海高昌庙桂墅里，1899年8月停办。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开创中国人兴办女学的新风气。
盛宣怀一开始是积极支持经元善创兴女学的，认为“女学堂之举甚有益，且筹款亦必易，因命妇中肯出钱耳”，（注：盛宣怀：《笔谈并致严、施、杨三董亲笔函》（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1897年筹备期间，经元善争取到盛宣怀的支持，应允捐给开办费洋2000元，每年赞助常年经费洋100元，函请轮船、电报两局各商董代为劝捐，同意将原拟用作南洋公学校基的桂墅里部分屋舍拨给女学堂，由此为女学堂开设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1898年5月31日，盛又出席了女学堂开学典礼。（注：经元善：《检读盛宣怀旧函书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盛档：044309-7。）但是，稍后盛宣怀闻听朝中高层奏参女学之事，遂态度急转而下，手书时已耳聋的经元善说：“女学无足重轻，但出其续余，为之可矣。”（注：转引自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1898年5月7日），盛档：044278。）此后，既不同意女学堂假用南洋公学关防或刊刻“中国南洋公学女塾关防”，以打消经元善意将女学堂附入南洋公学的想法；又取消原拟个人捐款，回绝经元善提用招商局赈灾款和电报局公积金的请求。轮船招商局总办郑观应，一向倡导兴开女学，此时也闻风而变，与盛宣怀采取一致态度。由此，女学堂陷入经费危机，加上维新运动失败、社会舆论等因素，女学堂不久停办。
对于女学堂先后不同的态度与表现，表明盛宣怀在兴学理想与政治环境发生矛盾冲突时，倾向于选择政治优先，回归到社会政治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这是由盛宣怀官商身份兼具、官员身份在先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常州正则小学堂、溪南高等小学堂 1904年底，常州籍翰林院编修、热心教育的缪荃孙来沪，向盛宣怀、刘树屏游说：“诸公在外代人开办学堂，桑梓学界腐败至此，不一过问，得云无罪乎？”于是盛、刘共同约定捐款，在常州城内各创办小学堂4所，具体筹备事宜由刘树屏负责。（注：《正则小学堂之近况（常州）》，《警钟日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1904年12月23日）。）次年初，盛、刘先在常州各筹设小学堂1所，盛氏捐设小学堂建于周线巷盛宅，聘请原澄衷学堂教习沈象山任总教习，主持开办及教学事宜，其余教习公开招考，录用后送至南洋公学、澄衷学堂习师范教法一个月，方准上堂授课。（注：刘树屏：《常州小学堂章程》（约光绪三十年，1904），盛档：044277-2。）学堂定名常州正则小学堂，内分初等、高等两斋，每斋招收学生40名，初等学制3年，高等4年，课程基本遵依《奏定学堂章程》所颁范围而定。（注：《常州盛氏刘氏公立正则小学堂招考详细章程》，《警钟日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月1日）。）
此后，盛宣怀于乡里教育多有赞助。1905年，南洋公学师范生章宗宪与乡董赵晋祺等人，在常州筹办溪南高等小学堂。盛宣怀除个人捐赠该学堂开办经费银500两，又从南洋公学经费项下拨给开办费1000两。次年5月，溪南高等小学堂开学时经费仍显不足，盛宣怀又说服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由南洋公学改称）监督杨士琦，从实业学堂经费中续拨银1000两，予以资助。
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 1911年1月，盛宣怀在政治角逐中重新崛起，被授予邮传部尚书，重新夺回轮、电两局的掌控权。5月，清廷内阁改制，成立“皇族内阁”，盛宣怀被留任，简授为邮传大臣兼国务大臣，直至10月辛亥革命中革职，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短暂却显赫一时的巅峰时期。执掌邮传部期间，盛宣怀最重要的教育活动是促成上海高等商船学堂的如期开办。早在1909年夏，邮传部就责成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先于校内代为筹办航海专科，以后徐图扩为商船学堂。
1908年底，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唐文治在校内建成航海科，然独立建成一校，需款甚巨，进展颇缓。盛宣怀接掌邮传部后，以为“商务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材”，积极推动将航海专科扩建为商船学堂，相继同意唐文治关于加快商船学校独立建校的数项请求。1911年3月16日，他致电唐文治，同意拨款4万两，购买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对面13亩屋地，作为添办商船学校临时用地，并表示“目下尚有应奏之事，文到即可附办”。（注：盛宣怀：《寄上海唐蔚芝侍郎》（宣统三年二月十六日，1911年3月16日），《愚斋存稿》第77卷，第1页。）4月14日又电唐文治：四万元已汇，同意另设吴淞商船学校，“腾出课堂添改邮科”之请求亦同意照办。（注：盛宣怀：《寄唐蔚芝侍郎》（宣统三年三月十六日，1911年4月14日），《愚斋存稿》第77卷，第3-4页。）4月16日，盛宣怀上奏清廷，陈述设立商船大概情形，同时附奏唐文治要求购置地亩需用银两的呈请。奏折同日得到批准后，盛即要求唐文治着手筹建吴淞商船学校的校舍。（注：《唐文治年谱》，苏州大学校史编写办公室1984年12月印，第51页。）在盛宣怀大力支持下，1911年9月，商船学堂扩建成立，定名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是为我国第一所高等航海教育学府。校址先设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门对面，辛亥革命后迁至吴淞新校舍，更名交通部吴淞商船学校，1928年又更名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几经变更，成为今日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
神州大学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政体的变更亟需培养大批新型法政类专才。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张嘉森（君劢）、张嘉璈（公权）兄弟拟仿早稻田大学之例，在上海创设神州大学，专门为新生的共和政权培养法律、政治专门人才。然购置校址、营造校舍需款甚巨，经张君劢好友梁启超从中疏通，张嘉璈兄弟数次拜会刚从日本返沪的盛宣怀，请其赞助兴学。
盛宣怀1908年底赴日东游时，专门考察过早稻田大学，并与该校创始人大隈重信商谈，颇为羡慕早稻田大学办学成效。辛亥革命后，盛宣怀流亡日本，期间除关注政局与实业外，对于文化教育事业仍一如既往地热心，在与大隈重信等要人会晤时表示，欲仿行早稻田大学章制，创立一所私立大学。（注：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3页。）1912年底回沪后对唐文治说：“吾万念俱灰，惟实业善举尚蕴蓄于怀耳。”（注：《愚斋存稿》卷首，“唐序”。）及见到张氏兄弟创设神州大学，颇合心愿，兼之此时他的财产有岌岌可危之势，张嘉璈又是盛执掌邮传部时期的属员，遂同意将上海江湾镇车站之后、玉佛寺空地之左盛氏田产约20余亩，悉数捐入神州大学，用作该校校基，并于1913年4月立捐契一纸以为凭证。捐契曰：
盛杏荪为因神州学校起造学堂无地寻觅，兹将闲置室邑殷字圩五图江湾车站之后、玉佛寺空地之左自田约二十余亩，悉数捐入神州学校管业。自捐之后，任凭学校丈量过户，兴工鸠作，与捐主无干。但此项地亩价值颇巨，今因该学校一片热心，是以勉力捐助，至尽心公谊，造就人才，为异日栋梁之选者，不得不仰望子萱其事者焉。恐后无凭，立此捐契存照。再，此项契据早已遗失，故立此捐契为据，并附小图簿。又照。（注：《盛宣怀捐契》（1913年4月），盛档：093088。）
同年神州大学成立，推举梁启超担任校长，盛宣怀等人任校董。该校以“为南方立一绝大私立大学之模范”为宗旨，“务以养成完全法律人才为国家之用”。（注：《神州大学改良》，《中华教育界》第2卷第8期（1913年8月）。）1915年经教育部备案，改名私立神州法政专门学校，当年该校设法律一科，在校生169名。1921年因故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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