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教育的推动

以上是盛宣怀从事教育活动的内在动力与需求，其外在推动力是洋务文化教育活动的影响，还有对其人生走向起关键作用的李鸿章的支持。

先述前者。洋务文化教育是1860年后兴起的洋务运动过程中，洋务派为适应外交活动、军事企业、民用工业等洋务活动需要所举办的文化教育活动，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开端。1861年1月清政府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专门办理中外一切交涉事宜，兼管通商、海关、海防和派遣留学生等事务。为了培养外交与翻译人才，1862年总理衙门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随后，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广方言馆（1864）等语言学堂相继开设。随着以造炮制船为主的军事工业，以厂矿、航运、电报等为主的民用企业先后兴办，对于新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以培养洋务人才为宗旨的福州船政学堂（1866）、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74）、天津水师学堂（1881）、福州电报学堂（1876）等军事或技术学堂相继开设。同时，翻译西学、派遣留学生也相继开展，形成一系列适应洋务需求的文化教育活动，开辟了有别于传统教育的另一番天地。

洋务文化教育的兴起，对于从1870年代初即投身于洋务活动的盛宣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曾经参观了部分新式学堂，接触过一些兴学人士。1873年农历春节刚过，盛宣怀奉李鸿章派遣，南下赴福州船政局考察半个月，详细察看了船政局所设船政学堂，与船政大臣沈葆桢多次面商。船政学堂由沈葆桢1866年在福州设立，是洋务教育中最早设立的军事（武备）学堂，内分前、后两学堂，分习制造、驾驶技术，学制5年，是培养近代海军人才的摇篮。盛宣怀考察船政学堂时，该学堂正处于兴盛期，师资力量较强，在校生达300余人。盛宣怀对设厂造船与学堂育才并举的做法表现出浓厚兴趣，启发了他对于洋务专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在福州期间，盛宣怀向沈葆桢建议，船厂向欧洲厂商购买机器时，可邀请该厂商技术人员一二名，亲自送至船厂组装，组装时须“指授华徒，总以教导能造为止”，如此“不一二年，而华匠又学一种本事”。又以“出洋学习，胜于定买多多矣”，建议选派船政学堂优等生“出洋学炮”。（注：盛宣怀：《上李鸿章禀》（同治十二年正月，1873年2月）。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上述建议均被沈葆桢接受。返回后，盛宣怀又写了详细的汇报上禀李鸿章，对造船练兵、兴学育才等发表了颇有见地的建议。兴学育才方面，除陈报“指授华徒”“出洋学炮”外，更进一步向李鸿章提议：

然趋之使学，诱之使学，倘能于文武两途之外，另开弁学等项各一途，于武考弓石之外，另立枪炮一格，则十年后，人才不患其竭，用处极多，亦不患其闲散也。（注：盛宣怀：《上李鸿章禀》（同治十二年正月，1873年2月）。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由是观之，盛宣怀倡议改革科举制度，建言在科举之外，另开设类似外国科技学校的“弁学”，在武举中开设近代军事科目，以便新式人才获得科举之外的正途出身，使新学广被人所接受，这是洋务人士中较早变通科举的主张。考察船政学堂，促使盛宣怀对于洋务文化教育与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更多、更深入的思考，激发了他尝试办新学育专才的想法。盛宣怀对专门人才造就途径大致有三种设想：一是遣派学生出洋留学，二是随同外国技术人员历练，三是设立科技学堂。这些设想大致反映了早期盛宣怀在洋务文化教育方面的思想，也基本体现了1870年代洋务教育的主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