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氏家族的重教传统

盛宣怀一生心怀经世之志，热衷于兴学育才，追根溯源，与其家庭成长环境及祖父辈的重教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盛宣怀出身官宦之家，祖父辈都是熟读经书的士子，获得过科举功名，被授予官职，为官一方。祖父盛隆（1786—1867），字树堂，号惺予，嘉庆庚午年（1810）考中举人，曾任浙江安吉、长兴、山阴等县知县，长达30年，清廉勤干，甚有政绩。父亲盛康（1814—1902），字旭人，道光甲辰年（1844）盛宣怀出生这一年中进士。1860年前后以布政使衔先后任安徽庐州知府、湖北粮道、武昌盐法道等职。盛康为官时颇重实务，长于理财，与清末名臣胡林翼、李鸿章、王文韶等交善。伯父盛应也曾官任浙江归安令。受常州学派注重求实致用影响，盛隆、盛康父子生平留心世务，盛隆“作文务求根底，为有体有用之学”；（注：盛康：《惺予公行状》（同治六年，1867），载盛文颐主修：《龙溪盛氏宗谱》（1943），第19卷“先德录”，第30-31页。）盛康“为学不骛章句，必蕲于致用”。（注：张百熙：《旭人公墓志铭》，载盛文颐主修《龙溪盛氏宗谱》（1943），第19卷“先德录”，第39页。）他们常勉励盛家子弟从事有用之学。盛康督率盛宣怀诸子，耗费数十年心血，广搜博览，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120卷。该书刊行于1897年，收录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学者与官吏的经世文论，共2085篇，包括一些改良派、维新派人士的奏稿与时论。比之先前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不仅编例有所增损，圣学、建置、厘捐、开矿、贡举、水师、团练、台防等均属新立，而且随着时代变迁，所录文章内容也逐渐延伸到洋务之学，主张学习西方之长技，映射出强烈的现实性和工具性。

盛宣怀生于、长于官宦之家，在接受传统教育方面，比当时一般少年有着更多的优越条件；同时，祖父辈的经世致用思想和作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盛宣怀，从小形成了注重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思维方式。

盛宣怀青少年的生活是优越的，也是充满忧患的。1850年代，挟着坚船利炮的欧美列强已纷纷登陆我国沿江沿海，鸦片加大炮式的贸易肆意摧残着我国固有的小农经济。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席卷大江南北，1853年攻陷南京，更名天京，建立与清廷对抗十余年的太平天国政权。常州距南京只有百里之遥，岌岌可危。因时势变迁，盛宣怀随家人几度离乱转徙，其间广泛接触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拓宽了视野，开阔了识见。1850年冬，其父盛康任官安徽和州（今和县），盛宣怀与祖父母同住和州，两年后太平军进逼和州，他和祖父母返回常州。1861年，太平军进军苏南，年方17岁的盛宣怀跟随祖父盛隆避居苏北盐城，后辗转至时任湖北粮道的父亲盛康处。此后居鄂五六年，其间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关注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途径。当时盛康由粮道改任武昌盐法道，正值四川、淮北两大产盐区在湖北竞争引地，长期相持不下，难以决断。盛宣怀获知此事，私下草拟了“川淮并行之议”，盛康采其议，顺利解决了川、淮两地争夺盐引的矛盾。此后盛康“益勉以有用之学”，（注：盛宣怀：《皇朝经世文续编后序》，载盛文颐主修：《龙溪盛氏宗谱》（1943），第16卷“家言下”，第14页。）于是，盛宣怀广泛接触鄂中贤能之士，切磋社会实际问题。当时的湖北，在胡林翼、严树森的治理下，“军务吏治严明，整饬冠于各行省。”（注：盛同颐：《盛宣怀行述》，《愚斋存稿》卷首，第9页。）这样的社会环境对青年盛宣怀的思想成熟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在湖北数年，奠定了他一生从事时务实业的思想与社会实践基础。正如其子盛同颐所说，盛宣怀在湖北“既事事研求，益以耳目濡染，遂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生平事功基于此矣”。（注：盛同颐：《盛宣怀行述》，《愚斋存稿》卷首，第9页。）有了“事事研求”的做事态度，“匡时济世”的人生抱负，使盛宣怀在西学东渐的中国近代社会中，更加关心和研究社会现实，自觉投身于社会变革之中。在当时来说，变革莫过于引进西方科技，兴办工矿企业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当然也包括因洋务企业急迫需才而兴办的各类新式教育。

盛宣怀祖父盛隆、父亲盛康均由读书而中式，由科名而入仕，因此盛氏家族对于教育尤其重视。盛隆为官安吉知县时，以“书院之兴废，关乎人才之盛衰”，（注：盛隆：《重建古桃书院碑记》，载盛文颐主修：《龙溪盛氏宗谱》（1943），第29卷“翰墨志”，第13页。）于1837年捐廉三千金，将久已废弃的古桃书院修葺一新，仿行北宋理学家、教育家胡瑗（993—1059）教学法，分设经义、治事两斋教学，地方士风为之一振。1867年盛宣怀祖父母相继去世，1868年母亲又去世。“哀瘁若不自胜”的盛康辞官奉讳家居，盛宣怀也随父返里。盛康居住乡里期间，谨遵祖上“收族三训”（即“设义学以教子侄，给义粮以恤荧烛，置义冢以拯凶丧”）“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注：盛同颐：《盛宣怀行述》，《愚斋存稿》卷首，第9页。）先是置赡族田、祭田共1300余亩，设立拙园义庄，随即以“子姓读书最为训族第一事”，另置300亩读书田，建屋舍十余间，设立人范书院，“凡我族中子弟有质可造就者，分住院中肄业。”（注：盛康：《人范书院记》，载盛文颐主修：《龙溪盛氏宗谱》（1943），第23卷“义庄录”，第41页。）盛宣怀居乡读书之余，尽心尽力地协助父亲设义庄、建义塾、立书院等事，以抚慰因连丧亲人而悲恸不已的父亲。这是盛宣怀最早从事教育活动的记载。在从事义塾的活动中，盛宣怀认识到启蒙教育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1873年2月14日，刚刚从事洋务活动的盛宣怀在日记中写道：“小学义塾，尤足为初学始基，当已函告叟老奋勉行之。”（注：盛宣怀：《癸酉随手记事》（同治十二年正月十三日至四月十九日，1873年2月10日至5月15日），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线谱长817840-41。）在祖辈、父辈的直接影响下，盛宣怀早年从事的传统教育活动经历及其言论思想，对其今后长期热衷兴办教育、慈善事业具有一定的影响。盛宣怀曾谓：

盛氏积善累仁，远有端绪，至吾高曾而昌显之。迨吾祖吾父而益光大之。宣怀行能无似，幸席先世德荫，承祖父教育，受国厚恩，备位卿贰，恒罹不克负荷，颠坠彝训，致恫于先人，夙夜孜孜以继述为务。故于宗祠、祭田、义庄、书院、家善堂诸端，凡吾祖吾父两世数十年所持尊祖敬宗收族之义辛苦缔构者，亦既次第增扩，垂诸永久，有以竟先人未竟之志矣。（注：盛宣怀：《增修龙溪盛氏宗谱序》（1911），载盛文颐主修：《龙溪盛氏宗谱》（1943），卷首，第30-31页。）

这里所指仅家族内部善行、兴教等事，实际上，盛宣怀已将家族重教积善的传统与精神，“次第增扩”至他能所及的社会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家族内部与传统教育的范畴。

以上盛氏家族环境、祖父辈影响及其童年、青年成长经历，对于盛宣怀一生文化教育活动的潜在影响，以往不被研究者所关注，故予以特别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