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安全囚禁了教育

一向认真负责的朱老师向我大倒苦水。

她的班级有名学生，学习成绩原本班级第一。自从高二以后，就出现了心理问题，厌学逃学。即使每天在课堂上，也随意离开教室，到校园里闲逛。

因为担心出现意外，她多次派课代表去找，都找不到。班主任则告知：你不必找，他自己会回来的，其他课也如此；你不必对他提要求，安全第一。

班主任如此正告，朱老师自然更加不敢轻易多管。作业爱交就交，上课爱听就听，从不过问。

这名学生在最近一次的考试中，英语只写了作文，得了十多分。语文呢，考试时一直趴在桌上睡觉，直到最后半小时，才奋笔疾书，居然也考了五十多分。

“这孩子很聪明，而且，也很懂礼貌，平时见到，都会向你鞠躬，灿烂地笑着问好。我真不知道他怎么会有如此严重的心理问题，究竟是什么让他变成这样……他高一的时候多么优秀啊。就是现在，你轻易也看不出他有心理问题啊。”

看着这样聪明、有礼貌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她感到很痛惜，很多次都有种冲动想找他谈谈。不是为了学习，只是想多关心他一下。她说，现在，老师们都像害怕瘟疫一样，不敢惹他，生怕一不小心刺激了他，使他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据说他患的是抑郁症，而且，家中有个亲戚就是因为抑郁自杀身亡的。

她总觉得这样对他很冷酷，“几乎没有人关心他，或者说，是不敢关心他，他真的很可怜。”

我能够理解这位老师慈悲的心，一方面想去帮助自己的学生，另一方面又害怕因此“害”了他，出了安全事故，自己又承担不起。

我也遭遇过类似的困惑。

我教过一名学生，患了重病，还做过化疗。据知情人说，大约只能坚持几年了。

即使是夏天，这个孩子也戴着帽子，苍白的脸，蜷缩在教室最后的那个角落里。他还是认真听课，也努力做作业，只是不说话。如此深重的灾难真不该降临在这样年轻的生命身上。

我每次上课见到他，就心情沉重。我每次上课讲话时都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触及他脆弱的内心。

一回，班主任告诉我，这孩子回家后发了很大的火。原来，我在他的作业本上写下了一段话，肯定他作业认真，最后，我以八个字勉励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想不到，就是这几个字，他认为我给了他学习的压力。他觉得自己无法做到和其他同学一样。

我只是鼓励他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我也努力想让他感受到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病人”。但他敏感的心灵显然感到了压力。回家后，他情绪失控向父亲怒吼，说再不读书了。他父亲明白原委后，给班主任打电话，请她转告我，不要对他的儿子提任何要求了，只当他不在，少管他，凡事随他就是。

这次事件一度让我震惊和自责：我们这些成人，要走进一个年轻然而不幸的心灵，有多么艰难啊；而这颗年轻脆弱的心里面，究竟装了多少的疼痛和困苦啊！

我不再管他，也不敢去关心他，我甚至不敢轻易和他说话。一个学期后，他不再来读书。后来，听说他离开了这个城市，至今，都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安全责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重视。看看手机，就知道，一年下来，教育局和学校下发的安全检查和提醒的通知究竟有多少。谁都害怕出安全事故，谁都害怕担安全责任。

有个学生，明明自己患心脏病，在学校田径场突然晕厥后死亡。家长带着人冲进学校，围住校长和老师狠狠打了一顿。当地公安机关的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阻拦。最后，学校只好出了一部分钱，作为“补偿”。

如果有学生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在家里跳楼，写张纸条，说自己“压力大”，家长必定要抬尸到学校来闹一闹。即使不闹，也有记者会上门采访，总想找出学校或者教师的“原罪”来。

安全问责制度，已经让安全这个基础性的责任，变成了限制发展的天花板。而这种问责，通常被家长和社会舆论绑架，即使缺乏法律依据，学校和老师也总是要被打几板子。

因为安全问题，众多学校不敢组织郊游；因为安全，问题有大学居然在晚上军训；因为安全问题，老师们见到学生违反纪律，不敢再大胆管理；因为安全问题，即使某个学生的身影如何孤独凄凉，我们也不敢轻易施以援手。

安全，已经让学校与家长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树起了一道戒备森严的高墙。即便要尽教育的责任，也要三思而行，三思而言。更不要说，教师出于真诚的爱，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了。

正如美国的芬斯特马赫和理查德森指出的：对高风险问责制的强烈关注很难让大家觉得，教室是一个教师培养学生道德品质、审美情趣、民主特性的地方，是一个学校行政管理人员会因为营造了有助于教育目标实现的氛围而会受到奖赏的地方。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和谐的教室，在这里，大家能够彼此尊重、互惠互利，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追求同一目标，从而增进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才能进行道德、审美以及民主的启蒙。^[1]

安全是学校的首要责任，事关学生生命健康的安全问题，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学校理当竭尽全力，严谨周到地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安宁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不仅是教育，其他任何行业都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作为开展任何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以避免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但安全不是学校教师的唯一责任，也不该成为最高责任。把底线当作宗旨，显然是从另一个角度，让学校和教师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地放弃了许多原本属于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那些更崇高的使命和责任。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安全责任不明。虽然有教育部和公安部的《校园安全事故处理办法》等法规作为依据，但在执行过程中，依然普遍存在学校安全职责的定位不清、校园安全事故处理的法律边界不明等问题。而上级领导在处理安全事故时的滥用问责及暧昧态度，已经让学校和教师汗不敢出，爱不敢说，责不敢尽。

许多人看到魏书生、李镇西、任小艾等著名班主任带着学生到水库游玩，带着学生到郊外踏春，带着学生坐飞机，惊叹作为教师，可以这么“自由”。现在，这一切于他们而言，已经成为奢望。

莫让安全驱离了教育责任，更不要让安全囚禁了我们的教育。

【注释】

[1]［美］马修·桑格，理查德·奥斯古索普. 师德教育培训手册［M］. 刘玉琼，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