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立德树人大学德育新使命

2015年10月18日

这个以国学与大学德育为主题的论坛,可能是高等教育史上的首次,是一次能够留下历史记忆的探索。感谢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尤其是承办单位的勇气与担当!

从政治工作到大学德育

我们要心平气和地总结以往用政治工作取代学校德育的经验与教训。

德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德育,德育为首,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的教育理念。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然而,在实践中,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逐步把德育只限定在政治层面,成为学校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政治挂帅,突出政治,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政治课,政治工作队伍,政治辅导员,直到“文革”达到极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引下,为了“反修、防修”的教育实践,不能说没有积极的历史价值,即使有过重大的失误,而今也无需追究谁的历史责任。以史为鉴,是为了向前看。从红与专大辩论,批判白专道路,到批判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导致新一代知识分子科学文化素质的普遍下滑;在斗争哲学的影响下,政治教育取代了道德教育,为而今社会道德生态不佳埋下了祸根。

学校德育在拨乱反正中重新立足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尤其是邓小平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尊师重教”,拨乱反正,要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1980年,北京市高等教育局成立了高等教育学会,着手研究和建设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成立了德育学科组,研究大学德育。

1981年,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在《光明日报》上发文:“德育是一门科学”。当年冬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云南昆明,召开了由全国30余所大学代表参加的“大学德育科学规划”研讨会。参会人员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施平、武汉华中工学院(理工大学前身)校长朱九思、中国人民大教授罗国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如,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施宗恕、上海复旦大学团委书记王荣华、武汉大学团委书记郑永廷、南京铁道医学院团委书记朱小蔓、武汉华中工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献君、大连工学院学生部长庄青、北京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殿卿等。会议提出“组织起来,开展研究”。这次的与会者成为以后二十年中大学德育科学研究与实践的核心力量。

1982年春,经北京市高等教育局批准,北京高等学校德育研究会正式成立。

1983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厦门大学召开了第二次“大学德育科学规划”研讨会。

在各个省市纷纷成立高等学校德育研究会的基础上,经教育部批准,于1984年底,全国高校的代表云集上海同济大学,正式成立了“中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从此,大学德育的科学研究有了全国性的组织。

1985年前后,依据邓小平关于“三个面向”“四有新人”和中央六中全会的精神,对于学校的培养目标,定位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往强调“政治素质”的理念逐步弱化,为九十年代的“素质教育”奠定了基础。

政治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学校德育,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

这不是“淡化”政治工作。人的社会化过程,学习做人的过程,首先是道德成长,道德教育是人性的教育,随着知识和社会阅历的增长,思想、智慧逐步成熟,在道德与思想素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稳定的政治素质。离开基础道德教育的政治教育,容易培养出一批只会“表态”的政治工具,缺乏抗腐防变的能力,导致政治上的堕落。政治口号式的教育,不能提升新一代的政治素质。这应是高等教育需要总结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整个八十年代的大学德育科学研究,在区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大学德育两者的共性与特殊性,联系与区别,逐步摆脱用政治工作取代学校德育;在建立德育教研室,建设德育教师队伍(评职称、办专业),开设德育课程(思想品德、人生哲理、职业道德、法律基础、形势政策);开展大学德育科学研究,研究当代大学生的素质状况应对一场场学潮等方面,从理论成果到实践效果一派欣欣向荣。而今,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支撑中国各行各业的栋梁。

大学德育与中国文化热

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国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了大局。

中国近代史表明,选择国家发展道路、政治制度的背后是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其最终落实要依靠教育。

1993年,北大教授季羡林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北大教授张岱年指出,既然中国选择走自己的路,那么就必须以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作支撑,如此向下走,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就有了新的转折,在加强研究之外,最令人忧虑的是,有两三代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知之甚少,急需面向青少年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于是,这一年北京大学的国学大师面向学生开出场场爆满的国学经典讲座,一个以“爱心社”、“修身运动”等为载体的“国学热”,从北大向全国各地的大学辐射,八十年代大学里的西学热开始迅速退烧。

对新一代公民进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得到了举国上下的认同。广东省编著的《新三字经》风靡全国;北京、上海、吉林等省市在中小学所进行的《中华美德》(小学)、《传统美德》(小学)、《中华道德》(中学)以及《弟子规》等童蒙经典开始进入学校,教师、家长、学生“三者”同在一个起跑线上诵读经典,逐步成为教育界一道新的风景线,这是21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也必然是学校德育课程内容调整与改革的依据与走向。

1993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纲要》,认为建国以来,教育的一个重要失误,是没有对一代代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明确提出“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向学校教育提出这样的任务。这一教育理念在1995年被写进《中国教育法》。

1993年,主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建议在“八五”教育科学国家重点课题中,立项研究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与学校德育,并提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罗国杰教授主持,集中全国近百位专家,集体攻关,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进行收集、整理、概括,历尽艰辛,终于在1995年编纂出版《中国传统道德》五卷本丛书。为中国学校德育提供了理论指引、历史参照、内容依据,使学校德育的中国化有了依据。

1994年,北京市教育“八五”立项研究“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道教育实验研究”,以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八德”为德目开始教育实验。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开出了以儒家伦理、佛家心理、道家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伦理》课程。

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教授认为:“丢失了民族文化,就丢失了民族精神;丢失了民族经典,就丢失了民族精神之源”,从改变高等学校“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技能、轻综合素质”的弊端出发,率先在他所领导的学校作出了“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决定。使“人文素质教育”成为转变教育观念,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学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通过校园文化建设、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的建设、学科之间的交叉建设等三个层次,在全校开展了扎实而有效的人文素质教育,得到了学校内外的肯定与关注。

1995年,原国家教委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第一次全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工作会议”。有计划、有组织地在52所高等学校开展试点。成立了“加强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协作组”。先后召开了多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专题研讨会、报告会和经验交流会。各试点高校做了大量的工作,采取多种途径和方法进行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不少经验,在高校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98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0月教育部成立了以杨叔子教授为主任的“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1999年春教育部在全国确定32所大学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在华中理工大学出版了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通讯》。教育部领导提出,文化素质教育的重点是:提高大学自身的文化品位;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这些重要举措,对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德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6年,中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将“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道教育实验研究”作为德育学科教育部重点课题立项研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20余所大学加盟研究与实践。1998年作为研究成果,分别出版了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系列教材,包括:清华大学的《人生哲学》,南开大学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生》,南京大学的《中华传统道德修养论》,华中理工大学的《中华传统道德》,首都师范大学的《新编中华伦理》。这是国学与大学德育相融合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对于中国高等学校逐步恢复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起到一定的示范与促进作用,也是对199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文化建设”告别“文化革命”的一种积极落实。

大学德育与文化自觉

在九十年代,经历中小学童蒙经典教育的学生,带着中华文化基因,陆续进入大学,在这一代大学生中开始自我训练“晨读经典”的基本功,自动组织“读书会”、“国学社”,以及走向社会、参与市民“国学大讲堂”等等,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的公益活动;不少大学因势利导,开设国学选修课、举办国学讲座、组织国学夏令营、开展诵读《论语》100遍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大学德育注入了中华优秀文化基因;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重点高等学校先后成立国学院或孔子研究院,着力培养高端国学专门人才。这一切,充分展现了高等学校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际行动。

国学与立德树人大学德育的新使命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是对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顶层设计,是摆脱近百年“进口”教育的束缚,冲出“应试教育”的迷宫,恢复和加强学校教育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开创中国教育新纪元的动员令。

2013年11月,习近平主席视察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以及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多次讲到,要学习和弘扬中华文化、历史、美德、价值观,尤其强调“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为学校德育落实立德树人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与历史的依据。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我们的学校德育,尤其是大学德育,应当为培根铸魂努力拼搏,做出成效。

就学校德育来讲,国学,就是中华文化,国学热,就是中华文化热,国学教育,就是中华文化的教育。只有通过中华文化教育,才能够为学生的文化生命培根铸魂,培养出一代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014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为学校的国学教育做出了全面的规划,为文以载道,以文化人,落实立德树人,建构21世纪的中国教育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国学教育,是大学德育的根与魂。中华美德,是国学的魂,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是使得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智慧与精神之源泉。

立德树人,在明明德。大学德育,要明确“德”之内涵,要有具体的德目,没有相对稳定德目的德育,会成为“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难以帮助学生形成稳定的道德品质。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合和、求大同,应当成为大学德育的“纲”;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应当成为大学德育的“目”;对于中华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大学德育实践的方针与原则;国学经典是祖先创造与发展中华美德的记录,是大学德育的内容和载体。

21世纪的大学德育,需要面对和处理的许多重大课题,诸如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华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立德树人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如何建构以中华文化为根与魂的中国德育;是对大学德育的目标、内容、模式、队伍、体制以及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进行整体建设的规划与实践。

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华文化、历史、美德、价值观;关于对家国情怀、治国理政、齐心筑梦,对外互利共赢、和平发展、命运一体、世界大同;关于不同文明“多彩、平等、包容、互鉴”,共同建构人类文明新秩序这些对于中华文化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要通过大学德育溶入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并成为行动指南,跟上中国发展步伐,融入世界新潮流,做出历史新贡献。

21世纪的大学德育,是以国学教育为中心与特色的中国德育。离开国学的大学德育,难以培育出有人性、有道德、有良心的人;难以培养出有民族认同、家国情怀、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难以教育出以社会为本、遵纪守法、合格的中国公民;难以教养出兢兢业业、有职业道德的各行各业接班人;难以造就敬业奉献、实干兴邦的国之栋梁。国人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没有人性的宠物,数典忘祖的洋奴,以身试法的罪犯,吃喝嫖赌的败家子,空谈误过之徒。

大学德育以立德树人为宗,要把大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是他们走向社会之后的答案。实现培养目标是德育的过程,要从他们成长过程的实际出发,有步骤地进行,避免把培养目标变成“标语”和“口号”。

21世纪的中国德育,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深化国学教育,落实立德树人。二十年后,当这一代大学生开始支撑中国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看到了希望。到那时,今天的大学德育工作者,就会倍感欣慰与幸福!

(本文系2015年10月18日《首届国学与大学德育论坛》论文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