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共同价值观

2015年5月1日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共同价值观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概念与辨析

价值观,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引进的新概念,它是西方文化的灵魂,是单向文化输出与文化取代的核心内容。在中国的史书上,难以找到如此意涵的价值观,若从规范社会道德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上讲,却有“基本道德规范”。习近平主席去年冬天在山东讲话说,“基本道德规范,是支撑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道德力量。有了基本道德规范和基本道德秩序,大家都好遵循。重视基本道德规范和基本道德秩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基本道德规范,就是我们的先人,在历史实践中形成、培育和不断发展的一整套传统美德规范,可称之为基本道德规范体系。正如习近平主席今年“五四”北大讲话中所讲,“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独特的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它使得中国成为中国,使得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可以说,它是当今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因此,当今在中国内地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因此,十分需要总结和研究,我国历史上中华美德规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以便为建构当代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营养,寻求智慧。

二、形成与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规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贯穿整个历史过程,是不断发育与成长,充实与调整,与时俱进的过程。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都是自觉不自觉地依据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面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进行不断充实与调整,都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就是研究中华民族核心道德体系或独特价值体系的发展史。切忌用习惯的“封建礼教”思维去“批判”,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孝,产生于4000年前尧舜时代,是一种血缘与亲情的文明,为建构中国所独有的道德体系,奠定了根基。

礼,经历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千余年的形成与建设,成为一种社会秩序与制度文明。在春秋(公元前770-476年)近300年的时代,先有管仲的“四维”礼、义、廉、耻,后有孔子“三达德”智、仁、勇,逐步建构了中华民族,第一套以礼中心的价值体系。管仲(公元前719-645)断定“四维”,这一核心价值体系,与国家“兴亡”有关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孔子(公元前551-479)面对“礼崩乐坏”,提出“克己复礼”,并提出智、仁、勇、礼、忠、信、孝、悌等,一系列核心道德;在战国(公元前475-221年)的254年的历史时期,有孟子(公元前372-289)提出仁、义、礼、智“四德”,是在孔子“三达德”之基础上增加个“义”,这在战国时代,有其特殊的缘由与意义。

从春秋到战国548年的历史时空中,面对“礼崩乐坏”,争霸战乱,先后出现了从“四维”到“四德”,一改“单一”道德价值,呈现出一个多元价值合成的价值新体系,为以后两千余年,中华民族逐步生成“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价值体系,划定了“蓝图”。

汉代(西汉公元前206至公元24年,东汉公元25至220年)前后400余年。开出了“三纲五常”,这“五常”仁、义、礼、智、信,仅在孟子“四德”基础上,增加个“信”,进一步整合完善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使独尊儒术,得以具体落实,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指南,沿用至五代十国(公元907至960年),直接影响中华民族1166年,可见其历史的生命力,及其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既有当时的合理性,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不宜仅仅用“落后”“反动”的“意识形态”而定性与定论。而今若能加以“现代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能有其现代意义。其间,唐代(公元618-907年)有289年的历史空间,突出关注“孝”与“廉”这两个核心价值,与盛唐的社会制度及其面对的社会现实需要,不无关系。

宋代(北宋公元960-1127年,南宋公元1127-1279年)前后300余年,在汉唐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面对社会新矛盾与国家的安危,建构了新“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前“四德”源于《论语》,后“四德”则来自管仲的“四维”。它以家庭伦理“十字架”,孝悌为根基;以社会伦理“四德”,忠、信、礼、义为支撑;以廉与耻,为生成道德人格的内在动力,建构起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成为宋、元、明、清近千年社会道德教化之纲。忠孝、悌礼、信义、廉耻,成为流动在每一个中国人体内的道德血液。

民国之初,孙中山先生提出“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民国期间建构的价值体系。它与宋代“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有了区别。首先,是把“忠”提到首位,并非是愚忠愚孝,忠于皇帝,而是要忠于国家与人民,这在当时已经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面对世界列强,仍然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情,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其次,提出“仁、爱、和、平”,固然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但又与西方文明有相融之意,也是对国内与世界“和平”的梦想。再次,保留了忠、孝、信、义,用仁、爱、和、平,置换了悌、礼、廉、耻。然而,在中国这个数千年的传统社会,若不讲“礼”,必生乱象;一旦不讲“廉耻”,也必然贪腐丛生。于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中,又增加了“四维”礼、义、廉、耻。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一直坚持“四维八德”,前后已有一百余年。

而今,台湾的蓝绿之斗,表面是统独之争,其背后则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博弈,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与四维八德之间你死我活的厮杀。台湾人就在此种厮杀之中,或清醒,或糊涂,彼此伤害。台湾百余年的历史,经历过“皇民化”、“中国化”、“去中国化”三个历史阶段,需要在比较得失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选择。1999年,已故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夫人钱胡美琪教授在北京针对台湾选举的“乱象”说,“民主,要毁掉台湾”。

三、思考与启示

对于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规范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回顾,可以再简化如下:

四千年前舜帝的孝;

三千年前西周的礼乐;

春秋时管子的“四维”:礼义廉耻;

孔子的“三达德”:智仁勇;

战国时孟子的“四德”:仁义礼智;

两千年前“两汉”的“五常”:仁义礼智信;

一千年前宋代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一百年前民初的“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如此,可一目了然地看到:

1.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规范体系,是一个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只是在内容与结构上,根据时代要求而调整,有增有减。

2.仁义礼智信忠孝诚廉耻等核心道德,一以贯之,具有高度的历史恒定性与社会适应性,成为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因,成为推动家庭和睦,宗教宽容,民族和谐,社会祥和,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价值体系。

3.每个核心道德(德目或价值),都不是凝固不变的抽象概念或教条,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与变化,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充满生机与活力。

4.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规范体系,是一代代中国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培育、发展和创造,系统完备、博大精深的精神财富、文明成果,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是从来没有被割断的精神命脉。

5.这就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独特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是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

6.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转化与发展

对待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以中华美德核心的基本道德规范体系,要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的根本原则。

1.建国65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开出具有社会规范意义的共同价值观。

初期有“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

“文革”之后,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五讲四美三热爱”。

1993年,江泽民提出64个字的创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政廉洁;励精图志,无私奉献。”

2001年,中央推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的基本道德规范。

2006年,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以诚实守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又提出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5年的不断探索与实践表明:每个历史时期提出的价值体系,都是由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与需要而决定,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时空的局限性。而总的历史走向,是从巩固新政的意识形态向基本道德价值体系转变。因而,深查其意,中华美德渗透其间,仁、义、礼、智、信、忠、孝、诚、廉、耻等都有体现,而且日异凸显。即使一再强调的,只有在中国内地适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越来越强调其道德之德的价值。这就为落实中华美德的现代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时空与可能。

2.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其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被海外华人学者称之为“习六条”,受到广泛的关注与认同。

有学者认为,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合和、大同,可以成为“新六德”,成为21世纪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观”,为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文化与群众基础,亦可以作为东方文明新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建构21世纪人类文明新秩序的一种精神动力。

3.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中华美德教育作为基础,要特别重视从娃娃抓起,尤其是学校中的中华美德教育。

有一项全国教育科学教育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学校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从1994年至今,已经在9个省市的千余所学校,百余万学生中,连续滚动研究实验20年,效果良好,积累了经验。

前十年选定了八个德目:忠、孝、诚、信、礼、义、廉、耻。

为了使当代青少年接纳中华传统美德,参与教育试验的专家与广大教师团队,对每个德目的历史“本义”与当代的“新义”,以及如何能够让当代青少年理解与吸纳进行了梳理。1999年请八位博士,给参加教育试验的教师编写并由红旗出版社出版了教学参考书《大众道德》丛书,每个德目一本书,书的副标题体现了对传统美德的现代转化:

忠——尽己报国的责任

孝——生生不息的爱心

诚——求真务实的品质

信——立身兴业的基点

礼——人际文明的规范

义——人间正道的向导

廉——清白正气的根基

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2004年之后的十年,增加了勤与宽,变成“十德”:孝、礼、勤、诚、耻、忠、信、义、宽、廉。这是基于新一代中国人,需要有勤奋、勤劳、勤俭和严己宽人的品质而增加。依据学生道德成长、人格形成的规律,按照不同学段,设置不同的教育内容。

小学阶段,进行前“五德”教育,重在学生品德习惯的养成;中学阶段,进行后“五德”教育,意在学生道德理性与公民道德的培养。

一个学生若能在中小学阶段有如此“十德”之修炼,把中华美德镶嵌在头脑里,就为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接纳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项教育试验,为中国学校的德育确立了德目体系。有了相对稳定的德目,才能培育出有相对稳定思想品德的新人。学校德育若没有“德目”,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难以落实“素质教育”。此项20年连续滚动教育实验的成果,将为21世纪中国教育,落实“立德树人”,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一些前期可行性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