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孩子，星空与爱

我们来自山川湖海，为了孩子，星空与爱。

——题记

一

为什么要支教？美丽中国支教的几乎所有老师都会被问到类似问题。尤其是，以自身如此优越的条件。

本科毕业于中山、南开等国内一流重点大学，研究生就读于海外名校，求学期间品学兼优，做过短期支教，也有过公益实践经历，毕业后放弃高薪职位或深造机会，克服家人的阻挠，选择美丽中国支教。这就是一份支教老师的标准履历。

邓婉馨觉得，这是自己从小到大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

她是2016年美丽中国支教招募海报的主角，一件红毛衣配以粉笔勾勒出的教案、博士帽和披风，出现在各大高校的校园中，身旁是招募口号：谁说支教大材小用。

身为90后，邓婉馨的外表比实际年龄小很多，身材娇小、声音软糯，与学生们站在一起，外人会一时难以分辨出哪个是老师。白皙的脸庞上，纤细的眉眼总透着笑意，却在支教的两年间哭过无数次，因为工作压力，因为学生的顽劣，也因为对自身能力的怀疑。

只是，她从未有过动摇。

2014年夏天，邓婉馨从香港大学硕士毕业后加入美丽中国支教，此前已为这个选择做了漫长铺垫，仿佛加入前就谈了一场蜜月期超长的恋爱。她自幼在父母老师的呵护下顺利长大，始终扮演着“别人家的孩子”这类角色，直到高三毕业填报志愿，才第一次发现其他同学都有想去的学校和专业，自己却从不知道想要什么，突如其来的委屈使她在母亲面前大哭起来。

考上中山大学之后，“寻找自我”成了邓婉馨在学业之外孜孜以求的目标，她参加了许多社团组织，也尝试了各种活动，大二那年的短期支教使她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一年后，她在一次宣讲会上遇到美丽中国支教，一见钟情的感觉更使她确信，这就是自己想要的。

因为父母的强力阻挠，邓婉馨没能在本科结束后立即支教，而是去香港大学读了教育专业的研究生，这是她“曲线救国”计划中的一环，2014年研究生毕业，父母终于被她的执着打动。24岁生日那天，她向美丽中国支教递交了申请，并在几个月后正式成为一名支教老师。

很多支教老师之前都有过参加公益活动的经历。本科与邓婉馨同校的许琼文曾到柬埔寨的小学支教，一个男孩在她的鼓励下喜欢上了英语课，与老师离别时还用不连贯的英语说了一句 “Suvi, you, good teacher”（Suvi, 你是好老师）。北京女孩鲁思凡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期间，加入了历史悠久的白鸽青年志愿者协会，在蓝天孤儿康复中心、香山老年公寓做过志愿者，大三的暑假又在贵州做过短期支教。当地水资源匮乏，志愿者每人每天只能用一盆水，她却过得甘之如饴。

“我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一个有点幸福过头的女孩，所以我想把自己得到的爱，分享给那些不太幸福的人。”鲁思凡的这句话是不少老师的心声。

张桂芝的支教则带有报恩意味。研究生将毕业时，她在网上看到美丽中国支教的招募信息，连宣讲会都没参加就提交了申请。家乡位于甘肃的一个小山村，她自幼家境贫寒，亲人还一度遭遇过不幸，天津一家志愿者协会的会长给了她家不少资助，张桂芝因此和对方保持了多年联系。大学毕业时，她应会长之邀去了天津，在二十多天里参与了协会的很多活动，也体会到做公益的快乐，会长的热情和乐观更是深深地感染了她：“和阿姨相处让我彻底抛弃了过去的一切负能量，我真的蜕变了，从那以后我心怀感恩，尽自己所能去影响周围的人，也真正体会到了，助人比受助更加快乐。”

远在故乡的父母也对女儿表示了支持，张桂芝甚至不需要刻意解释，他们一家人经历了太多坎坷，父母太懂她的心情，更骄傲于女儿能有力量去回报社会。2015年7月，她被分配到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汤溪镇汤溪学校任教。

为了支教，杨潇选择从清华大学退学。同样来自乡村，他之前的求学经历堪称人们眼中经典的“逆袭”故事：从湖南乡村的小学，一路读到镇上的初中、省城的高中，然后考上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又以优异成绩保送为学院的直博生。假如没有意外，他本该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留在全国最顶尖的流体力学实验室，但他最终在2010年选择成为云南临沧凤庆县一所乡村学校的一名物理老师。先是办理了停学，后来索性退学，退掉博士的宿舍，交回实验室的钥匙，把北京户口迁回湖南老家??每一道手续签一个字，都像是对之前那种可预期的人生的一次告别。那几天，杨潇一边办手续一边告诉自己：“这是你的选择，你不要后悔。”手续办完，他终究没舍得交回学生证，悄悄把它留下来作为纪念。

他还记得，当年到省城读高中，第一次上计算机课，班里很多城里的孩子早参加过计算机竞赛，自己却连开机都不会，只能尴尬地坐在座位上，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好笨。这让他一直都想帮助那些和自己一样的农村孩子。

盛超然和韦亚是支教老师中唯一的一对夫妇。盛超然说，支教是自己一辈子的梦想；韦亚则想帮丈夫完成这个梦想。两人咨询过很多支教组织，只有美丽中国支教能保证夫妻俩在同一所学校。他们提前举行了婚礼，然后辞去工作，一路从湖南开车到云南，一同被分到大理巍山县的鼠街小学支教。

直到支教开始后的某一天，其他老师才得知，两人坚持被分在一起，并不只是因为感情深厚。韦亚一直有严重的睡眠问题，有时会一夜醒来十多次，只有在盛超然的安抚下才能安然入睡。为了妻子，盛超然学会了催眠的儿歌，每次出差都要当天回来，晚上出门前也都会事先在房间中走一遍，再告诉患有夜盲症的妻子，如果下床应该踩在哪里。有一晚，盛超然特意发了一条朋友圈：“希望每天都能躺在我怀里如此安稳地睡着。” 这是多年来，韦亚第一次在五分钟内入睡。

宋小东则只用了十来分钟就决定加入美丽中国支教。年近40的他原本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有着经营多年的公司，负责承接许多知名品牌的发布会。但几年前他就感到了疲惫，觉得自己的生活在不断重复。2017年的春天，他在电影院里看到美丽中国支教的公益宣传片，顺手拿出手机来搜，又顺手报了名，两天后，收到面试邮件的他马上开始为支教做准备。

“我已经站在人生的后二十年了。到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钱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其实那些赚钱的事情谁不会做呢？这个发布会我不接，自然也会有人去接，也会做得很好。我希望在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会因为自己对这个社会做出的一些改变，感到不枉此生。”

在一片震惊的目光中，他用了两三个月进行工作交接，将自己持有的大部分股份无偿分配给员工们，公司的一切维持原样。2017年9月1日，他结清公司所有的财务，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债务和利润，开始了在云南的支教生活。

“孩子是一面蒙尘的镜子，我们去教他们，是擦亮了镜子，也可以看清自己。”他如是看待自己支教的意义。

二

不疯魔，不成活。

暑期学院让邓婉馨感到前所未有的忙碌与充实。一个多月里，她每天备课到深夜，最少时只睡三四个小时，凌晨四五点就爬起来，蹲在宿舍过道的楼梯上，借着走廊昏黄的灯光批阅并回复每个孩子的日记，白天依旧精神饱满地上课。

那段时间，她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我从来没有像在这里这样，无论睡多少，每一天都精神饱满，无比投入，幸福感、成就感爆棚。每一天清晨五六点就被自己热爱的工作叫醒，每一天都生活在一个有着蓝天白云、满天繁星、虫鸣蛙叫的地方。每一天都更加地坚定，对自己的感觉更好。”

她用最短时间记住了所有学生的名字，对他们每个人的个性特长了如指掌，培训结束还为每个人写了一封信。那时的邓婉馨对未来的支教生活满是憧憬：短短一个月自己就做了这么多，接下来的两年里，肯定可以对学生们产生更为深入的影响。

美妙想象在抵达幸福完小后戛然而止。学校的名字并未给邓婉馨带来好运，这里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全校学生有1200多人，邓婉馨一个人要教8个班、300个孩子的英语。她的第一反应是：“疯了，我怎么教得过来？”

庞大的班级规模是云南乡村学校面临的普遍问题。大部分农村学生都集中在当地几所中心校，每班50多人的规模再正常不过。邓婉馨参加的那期暑期学院，选在了楚雄州大姚县的金碧小学，全校同样有上千名学生，每个年级独享一栋教学楼；同在幸福镇的幸福中学，全校足有2000多个学生，在这里支教的范恒桢第一次走上讲台就吓了一跳，整整70个学生塞满了不大的教室。

这还不是最高纪录，甘肃陇南的白河镇中心小学，最多的一个班级有101个学生。

潮水般的繁重工作迅速淹没了邓婉馨。最初那段日子里，她早上六点半起床，晚上十二点以后入睡，每天批改一百多本作业，还手工做了数以百计的便签、卡片和海报用作教具，编写了好几版学习手册，短短一两个月就有了腰椎间盘轻度膨出。她一度压力大到快要崩溃，连着好几天深夜把自己关在屋里，孩子一样号啕大哭。一同支教的队友哭笑不得：“没见过哪个大人像你这样哇哇大哭的。”

课堂管理也是不容忽视的挑战。“农村学生都勤奋刻苦”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希望工程海报上的大眼睛女孩只是少数，大部分孩子同样贪玩淘气。支教于昆明经开区的马莹莹感叹，面对一大群刚步入小学的六七岁的孩子，老师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他们“不听话”，而是根本“没在听”，他们不是不守规矩，而是根本不知规矩为何物。她所在的学校里，学生们永远少不了各种意外：这个女生被那个男生手里的虫子吓哭了，这个男生被那个女生骗去摸仙人掌，扎了满手的刺，这个班的学生因为一些莫名的理由“团结一致”去那个班“报仇”，以及数不胜数的“小A说小B拿了小C铅笔”之类的举报事件。

在大姚县支教的莫云雪也总结出了若干规律。课堂上，如果老师没提问就有孩子举手，一般是两种情况：一是打小报告，这样往往引来被检举的孩子立刻反驳辩解，双方随即陷入漫长的嘴仗；另一种可能就是申请去上厕所，只要老师允许第一个孩子去，马上会有一大群孩子纷纷效法，举起的手臂像小森林一样密密麻麻，如果置之不理，这些手臂就会锲而不舍一直举着。

原本活泼开朗的她因此不得不在课堂上板着脸，语气格外严厉：“课下老师和学生可以是朋友，怎么开心都可以，但到了课堂上，必须遵守纪律。”更关键的是，学生会不断试探老师的“底线”，一旦稍有纵容，课堂纪律很快就一溃千里；孩子也都很机灵，能从老师的表情、声调等细节中敏锐察觉到她的情绪，所以“表演”也必须全情投入，以免露出任何马脚。

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学生基础薄弱。第一天上课，身材魁梧敦实的范恒桢侧身勉强走过狭小的过道，教室里七十双眼睛写满了好奇，只不过关注点更多在老师胖胖的身材上。课堂上，无论他怎样神采飞扬地讲着知识点，学生眼里只有茫然，偌大的教室，一个问题问出来得不到半点回应。有的孩子上了初中，连小学就该掌握的两位数加减法都不会。

张桂芝也被学生震惊过一回。有一次化学课上照例有学生捣乱，课后她让那几个学生来办公室抄化学书，学生们试图讨价还价：“能不能去操场跑二十圈，不要抄书？”老师坚定地否决了这个提议，抄完书又让他们写保证书，初三的学生连“保证”“睡觉”“作业”等词都不会写。一个学生告诉张桂芝，从开学到现在，语文课上到哪里，自己完全不知道：“老师，我在化学课上会尽量听一点的，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类似问题几乎每个老师都遭遇过。邓婉馨的学生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记不全，“那种感觉，好像天塌下来了似的”。鲁思凡的学生上了四年级，不会乘法口诀，一道应用题的开头是“小蓓蕾剧场卖票”，孩子只认识“小、场”两个字，老师只能在黑板左边写数学题，右边写汉字，解词注拼音。许琼文在保山教英语，第一次考试，班上有孩子把试卷上所有的选项都填了B，还用红笔在分数栏下面写了一行字：“万水千山总是情，多给两分行不行。”还有老师自嘲，改作业时得在旁边放一个盆，一边改一边吐血，改完了，盆就满了。

学生的成绩因此超乎想象。幸福中学的一次期中考试，学生们的数学成绩依次为：9分，8分，18分，9分，22分，12分，9分??将近40个人里，只有两人上了40分。甘肃陇南的一所中学，初三一个50人的班级，数学考试只有8个人能及格。广东潮汕一所学校，班里十几名之后的考试得分都是个位数。有老师评价，想带领这样的学生取得好成绩，难度不亚于路都走不稳，却要跑马拉松。

“有的时候，特别希望你们能进步得快一点，再快一点。”在美丽中国支教宣传片中，镜头前的邓婉馨红了眼圈，声音也开始颤抖，“但你们还太小，可能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这么着急，想要你们基础打得好一点，打得再好一点。”她双手捂住脸，又哭了。

三

没人退缩。

不能因为学生不学，自己就不去教，这是老师们最简单的想法。

支教后的第一次考试，范恒桢的两个班级成了年级倒数后两名，他自嘲：“其实我没什么压力，反正未来两年，我的学生成绩也不可能更差了。”玩笑归玩笑，那几天他心情格外低落，也一度怀疑自己的能力，但终究咬牙坚持了下来。之后每天中午和傍晚，他都会带着六七个学生去开小灶，基础差的就从小学数学教起，理解慢的就不断重复课堂上的知识，学有余力的就去巩固和提高。那些日子，范恒桢每周的授课时间是13.5个小时，在此之外，他给学生补课的时间还有12个小时。

学期结束，他的两个班分别进步到年级第五和第六。两年过去，学生们从倒数第一进步到全年级前三。之后偶尔听队友说到，自己的学生好像很喜欢学数学，那一刻，范恒桢感到由衷的幸福。同样让他开心的是，原本号称“美丽中国第一体重”的自己，瘦了足足60斤。

邓婉馨还是经常哭，但更多是为了发泄，每次哭够了就擦干眼泪睡觉，第二天继续保持笑容去上课。遇到困难就换一种方式去尝试克服，克服不了就继续哭、继续尝试，“就像打不死的小强”。

她改变了思路，不再像以前那样试图全方位影响每个学生，而是先争取让尽可能多的孩子在课堂上有收获。一个年级6个班，她针对每个班级设定不同的教案，光是英语课上的游戏就尝试了很多种，还在课堂之外创办了英语兴趣班，每次都介绍当月的一个节日，以及与节日相关的单词、故事，再组织孩子们唱英文歌、表演英文节目，在月末召开的英语晚会上演出、做游戏。不少表演节目的学生一开始会紧张，后来逐渐敢于展示自己，直至乐在其中；更多的孩子则通过观看晚会对英语产生了兴趣。最后一次兴趣班，老师做了80多页PPT，用100多张照片回顾整个学期的活动，很多孩子哭了。

回顾那段时光，最让她自豪的莫过于，无论沮丧、无奈还是被气得浑身发抖，两年里她都没有放弃过300多个学生中的任何一个，支撑她的是项目主管的话：“改变不一定会发生在你教他们的时候，种子种下了，也许再过段时间才会发芽。”

好几个男生被认为“没救了”，当地老师都劝邓婉馨，不必对他们白费力气，连学生自己都会直截了当对她说：“老师，我笨，我不行，我就是记不住。”邓婉馨还是想试试。她把每个英文句子拆分成容易完成的短语，学生每答对一个就大加鼓励，如果还是不会就反复教，终于使这些学生逐渐对英语产生了兴趣。有的学生开始两眼放光地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两年过去，全年级的英语平均成绩从50多分提升到80分乃至90分。

学生小石头分外瘦小，有着一双很漂亮却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他上课从来不主动举手，总是缩在座位上，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也总是发不出单词的读音，成绩始终在二三十分徘徊。有一次邓婉馨想和他击掌表示鼓励，刚抬起手，小石头却本能地一躲。邓婉馨心里一揪，知道孩子的内心没有安全感，也明白，自己不能像对待一般学生那样要求他。

她对小石头表现出了更多的宽容与耐心。英语课实行小组加分，孩子们主动回答问题就能为本组加分，小石头什么都不会，邓婉馨仍坚持叫他回答那些最简单的问题。他开始依旧不敢张口，老师还是反复提供机会，只要能隐约发出相近的音，她就会竖起大拇指，“great（很棒）！加分！”

几次下来，小石头开始不再躲闪老师的目光。终于有一天，他主动举起了手，站起身后第一次大声读出了那个简单的单词，依旧不标准的发音中满是坚定。邓婉馨使劲地表扬了孩子，为他们组加上了宝贵的一分，全组同学乐开了花，坐下来的小石头羞涩地笑了。老师的笑容却比孩子更加灿烂，她知道，孩子能做到这点有多不容易。

“他每次举手都好像在心里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每次起立都好像使出了所有的力气。每当看到他对于表现自己并获得肯定的渴望，我的内心都会受到强烈地触动。他让我觉得，一切都是可能的。”

在邓婉馨的反复鼓励下，小石头回答问题越来越积极，声音也变得更加洪亮，手更是越举越高，举累了也不肯放下，坚持用另一只手扶着胳膊。第一年结束，他的英语成绩从二三十分提升到了及格边缘；第二年，他考到了87分。

许琼文的班上也有这样的孩子。从小练习跳舞的她，在学校组织了一支小小的舞蹈队，孩子们此前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压腿时身子总是摆不正，膝盖翘得老高，韧带不贴地，每个孩子每个动作都需要老师逐一讲解。一节课下来，身心俱疲的许琼文甚至有些怀疑，自己建舞蹈队的价值在哪里。

直到一个课间，她听到教学楼方向传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的口号声，悄悄走过去发现，是舞蹈队的几个女孩在走廊角落里练习踢腿，领头的小姑娘Vivian俨然是小老师：“Miss Xu说踢腿的时候不用踢得很高，但姿态一定要正确。脚要外开，不要内拐。”

这一幕让“Miss Xu”诧异。她记得Vivian是最羞涩的学生之一，每次在学校见到自己，她的眼神都在躲闪犹豫，如果是迎面碰上、非打招呼不可，孩子就会用方言飞快说声“老sei”（老师），然后同样飞快地跑掉。舞蹈队练习时，许琼文让她给同学做示范，孩子也十分拘谨，做一个动作看一下老师，许琼文反复鼓励：“别怕，你做得很好。大大方方去做，没关系的。”如今看到孩子主动带同学练习，她更意识到，其实自己没必要纠结于她们的动作是否标准、舞姿是否优美。在练习舞蹈的过程中，孩子们已经收获了自信。

到了后来，Vivian已敢于在同学面前大胆展示自己，动作越来越舒展自如；再在学校里碰到老师，也会满面笑容地坦然打招呼：“Hello, Miss Xu”（许老师好），连课堂上都开始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好几次，她流利说出一个有些复杂的英文单词时，脸上都会洋溢着自豪，表情和跳舞时的一模一样。

舞蹈队后来一直跳到了在上海举办的一场晚宴上，面对400多名嘉宾表演节目。至今许琼文还记得某次训练的一个瞬间，孩子们一个个背挺得笔直，腿整齐地放在把杆上，自然高举着的手臂随音乐舒展摆动。夕阳的余晖洒进教室，映照在孩子们一张张笑脸上，汗珠晶莹：“这或许就是梦想该有的样子。”

支教即将结束时，邓婉馨作为优秀老师的代表做了一次公开演讲，绘声绘色地讲了个童话。大森林里开学了，老师给小动物们举行了一次“公平”的入学考试：爬树。小猴很快爬上去了，小狗慢腾腾地也爬上去了，小象用鼻子吊起自己，勉强过关，只有小鱼费尽力气也只能跳离鱼缸。大家都嘲笑它无能，小鱼也觉得自己笨极了，以至于在后面的游泳课上也表现平庸，彻底没了自信。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现实中上演。我们有多少人像这条小鱼一样，被并不适合自己的标准评判着，被怀疑，被否定，然后自我否定、逐渐丧失信心了呢？小鱼虽然不会爬树，但会游泳啊。其实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更多的关注与肯定，更多的鼓励和宽容，也许都将让他们重新去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原来我是可以的。”

她庆幸，学生们没失去信心，自己同样没有。

四

“与其说我们是来帮助孩子的，不如说是和孩子互相陪伴，一起成长的。”这是不少老师的心声。与学生日常相处的点滴，都成为他们最难忘怀的记忆。

支教两年，鲁思凡除了上课，还要每晚陪伴住宿生。放学后，她领着孩子们做运动，晚上八点读故事，九点送他们去睡觉。后来她发现很多学生从不刷牙，还有孩子因牙疼吃不下饭，于是决定帮他们培养刷牙的好习惯。孩子一开始没耐心，牙刷刚放进嘴里就喊：“老师，时间到了吧？”为了帮他们熬过这两分钟，鲁思凡规定，每天刷牙时自己会唱一首歌，歌没唱完，谁也不能把牙刷从嘴里掏出来。慢慢地，学生们开始习惯了刷牙，有时鲁思凡出来晚了，他们还会站在老师宿舍门口，用牙刷敲着牙杯：“刷牙啦，鲁老师刷牙啦。”

“这些孩子，淘气时能把人气个半死，有时候又会让人特别感动。学生若是喜欢你，他们会把你说的每一句话特别当真。你说他哪方面做得特别好，他就会反复去做这件事情。”

一个孩子摘了把桂花送给她，问“香不香”，鲁思凡正忙着批改作业，随口说了句“香”。下午刚进教学楼，她就闻到满楼道回荡着浓郁的桂花甜味，“甜得都发腻了” 。走进教室更吃了一惊，讲台上摆满了桂花，足有四大瓶。孩子们为了让她高兴，几乎摘光了整棵桂花树。

每个周末，也都会有学生拉着老师去爬山。他们像小猴子一样噌噌爬上树，再抓住树枝轻巧荡下来，手中已经多了几个鲜红的柿子或一大把碧绿的橄榄，全都塞给老师。还会用土块垒成“土窑”，下面塞进点燃的木柴，直到把整座“土窑”烧红，再塞进用锡纸包好的鸡蛋、红薯，有时还有家长送来的整鸡，焖上一个小时，香气就会氤氲开来。有一次学生们焖了两只鸡，老师去得迟了，他们吃掉一只，对另一只垂涎欲滴，却硬是咽着口水也要留给老师们。

“美食汇”是师生们的盛大节日。中秋节那次是在学生家的房顶举办的，八九岁的孩子们自己动手，把花花绿绿的丝带绑在楼梯上，用砖头垫起小木板，做成唯一的凳子请老师坐；地上铺一块大胶合板充作餐桌，菜谱用粉笔写在鹅卵石上：烤白薯、烤栗子、烤鸡蛋、烤生菜、烤小鱼。每个孩子都自己做了一道菜，有的孩子用牙签串起紫菜寿司，有的煮了一盘玉米粒，在盘子周围摆上红黄花瓣。暮色降临，孩子们又点起蜡烛，放在橘皮做成的小碗里，师生头顶着月光，在晚风和虫鸣中欢笑、嬉闹??鲁思凡感动不已，“面对这样的孩子，我还需要什么呢？”

后来，有记者来村里采访她。整整一天，几个孩子和当地老师从头到尾跟着，始终不说话，记者要走时才小心翼翼开口：“你们会把鲁老师带走吗？”

许琼文有一次在教室里忽然晕倒，被几位当地老师轮流背到医院，吓坏了班里的孩子们。后来她回到班里，孩子们争先恐后地问候老师，许琼文开玩笑：“都是被你们气的，经常让我招呼纪律，老师吼不出来了，就晕过去了。”孩子们都当了真，那以后上课很少有人吵闹，有人在讲话，也会马上有其他同学严厉呵斥。

李煦炜班上有个学生叫湘霖，平时总故意捣乱。有一次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着板书，就听身后笑声一片，转过身来，她顿时目瞪口呆：孩子靠着墙边，双手撑地，脚踩在墙上，试图倒立起来。后来有一天放学，李煦炜在街上看到了他：“乘法口诀会背了吗？”学生摇摇头，不吭声。“那你回去拿书，老师陪你一起背。”师生俩坐在街边的台阶上，一人一句，不知重复了多少遍。再抬起头时，昏暗的街道上只剩他俩，远处依稀飘来炒菜的烟火气味。

“老师，我送你回去，我是男子汉。”湘霖牵着老师的手，拖鞋打在水泥路上。那是李煦炜有生以来度过的最坚定也最温暖的两个小时。孩子手心的温度从夜晚潮湿的空气中透过指尖传递过来，成了老师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那一刻，她原谅了孩子所有的捣蛋，“这世界又怎么会有坏的种子呢？”

五

为什么要支教？两年过去，老师们都有了自己的答案。

自身的成长是最大收获。邓婉馨为主角的那幅招募海报上，记录着她的一段话：“我也怀疑过来这里的意义，但当我目睹孩子们从自卑到自信的转变，看到他们对知识满怀期待的小脸，就知道一切都是有价值的。只是我从未预料到，努力打通他们局限的时候，我自身的局限也被打破了，这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2016年夏天，邓婉馨在结束支教后再度参加了暑期学院，这次是担任培训主管。和当年一样，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培训，大脑始终高速运转，每天回去沾床就入眠，一觉睡到天亮。“你问我累吗？当然累。但你问我苦吗？真的不苦。”她知道，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景，有些累就是必经的，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这是她在支教生活中体味的道理。两年时间，面临着陌生环境，老师们要独立解决一系列问题：如何做好教学工作，如何与孩子们相处，如何适应在乡村的生活，如何处理与当地老师、学校乃至官员的关系??这些都锻炼了她们各方面的素质：勇气、毅力、领导能力、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回顾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邓婉馨发现那也是自己成长最迅速的时期，因为生怕误人子弟，她强迫自己不断地反思、成长、摸索和尝试，全力突破局限。后来，她成了临沧地区英语学科负责人，负责教师职业发展会议上的设计和主讲，反馈好评达90%以上；还代表临沧地区的小学英语老师参与教学比赛，同样获得了好评。2015年10月，原中组部部长宋平与几位优秀支教老师座谈，她是其中之一。

而在许琼文看来，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她也在不断发现新的自己。至今她还记得第一次走上讲台时的情景：台下几十双眼睛集中在自己身上，她的第一句话是：“大家好，我今年21岁，毕业于中山大学。”班里陷入了长久沉默，过了好久才有一个男生悄声问：“老师，你叫什么名字啊？”许琼文这才意识到，自己太过紧张，连名字都忘了说出来。

大学刚毕业时，她觉得自己还是个学生，凡事喜欢以自我为中心，遇到事情总想找人帮忙解决，后来却慢慢发现，在孩子们面前，自己就是大人，就是他们遇到事情想寻求帮助的那个人。因此从心里逐渐接受了“老师”这个称呼，学会了去接纳和包容，有了耐心与责任心，于她而言，这两年里遇到的所有人和事，所有的收获与成长，都交织成了无可替代的回忆。

即将结束支教时，她接到了香港大学研究生的面试通知，教授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看了你的申请，我们非常喜欢美丽中国支教的老师，你们太优秀了。所以这个offer我肯定会给你。谢谢你选择我们。”

前央视主持人敬一丹也是美丽中国支教的支持者，到过许琼文的学校，听过她的课：“许老师，美丽中国支教的老师真的特别棒，你们的眼里有未来。”在她看来，老师们改变了孩子，自己也在改变。“支教两年的生活，他们也在上学，学到的、看到的，很多都不是教科书里能学到看到的。他们的目光从校园看到更广大的天地，这样的经历影响着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和处世态度。”

敬一丹还参加过厦门大学的一次宣讲会。一位到场的女生表示，自己很想去支教，又担心失去择业的机遇，在座的企业家纷纷起身：“我看好这样的经历，品质比专业经历重要。”敬一丹对他们说：“记住这个美丽女生，几年后，她出现在你面前时，请你打开大门，她会比现在还优秀。”

暑期学院的一天晚上，邓婉馨跑完步躺在学校的操场上，大滴的汗水沿着脸庞和脖颈滑落，晚风与月光拂去了疲惫困顿。支教时她就保持着每晚跑步的习惯，担任培训主管后依旧将这一习惯坚持了下来。

乡村生活固然艰苦，留在她心底更多的却是种种美好瞬间。晨起在田野间散步，可能遇到漫天飘洒的烟雨，低垂的云朵萦绕在连绵青山间，夜晚则是万千星光在天穹中熠熠生辉。在这里，邓婉馨第一次看到紫色的晚霞，红色的荞麦堆，对着自己吐舌头的牛，趴在圈边的猪让她想起莫言的《生死疲劳》。她也见识了村民如何做云腿、灌香肠，如何把六头猪的脂肪熬成一大锅清亮亮的油；还尝到了树花和百香果拌辣椒粉，以及让她五官都皱在了一起的酸木瓜。中秋节那天，支教老师们在网上买烤箱和原料，自己做酥皮月饼和各种甜点，一起包饺子；项目主管从临沧带来烤鸭和凉菜，再配上水果拼盘，组成了一桌丰盛异常的晚餐。傍晚，她们坐在宿舍前的院子里，躺在躺椅上看星星，用望远镜看月亮，晚风把欢声笑语送向远方暮色中的群山。

每位老师都有过类似的欢乐记忆。在绵绵细雨里参加彝族的火把节，在路边摊上大碗喝羊肉汤、大口吃烤串，穿着白依族服饰和乡民围着篝火“打跳”，新年被当地的老师和家长们轮流请去吃杀猪饭，在大丽线路旁的小店里高声谈笑，喝着七块五一瓶的鹤庆红大麦酒。在山中密林里寻觅鸡枞菌，在午夜的小镇街头放声歌唱，在简陋的宿舍楼里彻夜争论着未来、教育和理想。艰苦却也诗意的乡村生活，志同道合的同伴情谊，以及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同样是他们支教的动力。

邓婉馨至今记得在学生家度过的那个晴朗冬夜。黑魆魆的山间零星点缀着几处灯火，远处的幽深寂静中偶尔传来驴嘶和犬吠。她站在山巅，因寒冷和兴奋不住战栗，呼出的白气在清冽空气中蒸腾飘散，头顶是绚烂银河横亘天宇。核桃树的光秃枝杈映衬在满天繁星下，如同枝头缀满万千闪烁的钻石。那样震撼的景色，她平生第一次见到。

支教老师们最喜欢的歌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演唱它的乐队“逃跑计划”也成了美丽中国支教的支持者。中央电视台还为美丽中国支教做过一期专题节目，同样用了这个名字。在老师们看来，每晚生活在这样的星空之下，是生活中最大的美好之一。

“我们来自山川湖海，为了孩子，星空与爱。”邓婉馨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