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利益至上侵蚀社会公正

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对社会的正确道德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是引发当代社会信心与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

§人们往往只图自己方便，而不管别人是否方便。如在普通火车上，有些列车员常常将一些厕所门锁上，只留下部分厕所让乘客使用，致使乘客上厕所时排队。列车员这样做是为了自己方便，减少了打扫厕所的工作量，但是乘客却不方便了。在现实社会中，诸如此类的事举不胜举。

早晨去上班时，在拥挤的城铁上，上来几个老年人。车厢中有年轻人小声说：“年轻人急着去上班，你们何必来凑这个热闹，你们躲过这个高峰再出来不行吗？”由于车厢吵杂，年轻人的话老年人们并没有听到。但他们却抱怨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如我们那时，不能提早一点，就卡着点上班”。

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还没有上车的乘客拼命挤上车，一旦上去，就不愿让别人再往上挤，这时人们常常并不考虑别人是否有急事，如上班或送孩子上学是否会迟到等。在社会上，一些先获得某些利益的人，往往就不愿意让后来者也有获得这种利益的机会。原因是，他们怕后来者分享了他们的利益或对他们独得利益的权利带来潜在的损害。

在社会各个层级有关民生的政策的制定上，具体负责制定政策的人往往首先考虑这个政策是否对自己有利，他们有时根据自己情况的变化而修订政策，但是每一次修订往往都是对自己有利的，能够使自己搭上政策的车，获得政策带来的好处。

现在，许多医生抛弃了“救死扶伤”的医德，在给病人开药时，往往只开他们能拿到回扣的制药厂的药品。他们还常常极力向病人推销一些新型昂贵的医疗用品，医生信誓旦旦地说用这些医疗用品怎么怎么好，但却对这些医疗用品的副作用只字不提，有时给病人带来很严重的后果。而医生每给病人用上一付这种医疗用品，就能拿到一笔回扣。由于病人看病时总是处于弱者的地位，所以医生这样做，往往是畅通无阻的。

许多主张社会改革的“热血”青年一旦当政，就变得保守了，就再没有或很少再有改革社会弊端的勇气和动力，有时甚至成为落后势力的代表，或甚至于成了大贪官、大罪犯，这说明人通常会把个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然后才考虑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汪精卫作为热血青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冒死去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不幸失败被捕，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但后来，主要为了个人的私利，做了“天字第一号”大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抛到了九霄云外。法国十八世纪推翻路易王朝的罗伯斯庇尔，高呼自由、平等、博爱，掌权得势后杀人如麻，称为“恐怖的统治”，随后自己也上了断头台，被处死时年龄只有三十六岁。

在评价人上，人们更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如果一个人对你好，即使他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你也会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这种现象在现实社会运行和人际交往中，是普遍存在的。这也是历史上一些奸臣为什么深得皇帝喜爱的原因，如乾隆皇帝对大贪官和珅喜欢异常、恩宠有加。

由于存在分配不公，造成社会上一些人获利多，一些人获利少。社会上获利少的人会抱怨，这情有可原。但社会上获利多的人通常也会抱怨：自己获得的利益比社会应该给自己的利益少。所以，他们向社会进言也是围绕着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主张来进行的。

没有人抱怨自己得的利益太多了，已经用不了了，不必要了。人人都感到缺钱。普通百姓感到缺钱，因为日益增多的生活费、人情费、孩子教育费、医疗费、保险费等让他们入不敷出；亿万富翁也感到缺钱，因为有了一亿元想做二亿元的生意。

许多人往往都有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并把这样的原则用在经营自己的人生上，包括用在工作、生活、甚至于情感等方面。如腐败的官员将各种利益集于一身，贪得无厌，不到锒铛入狱绝不罢手；有些青年人在找对象时，常常把利益放在择偶标准的首位，把对方的长相、家庭背景、收入、住房等实际利益放在个人品德之上，这往往造成婚姻的不幸。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对社会的正确道德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是引发当代社会信心与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