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正式更名，搬迁临港校区

学校“落地”以后，在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教委的指导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直通车”。这时，办学物理空间狭小的矛盾率先暴露出来。周应祺校长曾带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制订了东扩西进南挺的“海锚型”方案，但在寸土寸金的杨浦区根本无法推进；后来，南汇学海路校区创建以后，暂时缓解了矛盾，学校迅速发展成万人规模的全日制本科大学，农、理、工、经、文、管各学院也得到妥善安置，但是，两校区办学的矛盾逐渐凸显，管理成本上升，学校优质教育资源无法共享，不利于我校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正当我们在积极思索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学海路校区、以更好地服务于每个师生的时候，市委、市政府领导也在密切关注学校的明天。2004年9月30日下午，我们准备放假迎国庆之时，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副市长严隽琪带着市教委有关领导来军工路校区视察，这是继8月11日视察我校学海路校区以后第二次来学校。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市领导两次来校视察，肯定是有所思考的。果然，殷一璀副书记先对我和校长说：“水产大学整体搬迁到临港新城去，行不行，你们研究一下。”在视察中，她语重心长地对我校班子成员和其他随行人员说：“（上海水产大学）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学校，有比较高的办学水平，在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上海应该珍惜水产大学，把它办好……现在校园建设确实要定了，再不定成了学校发展的瓶颈……我觉得总要跟水有关系吧。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肯定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方案是没有的，只能是利大于弊”。领导讲话释放了很重要的信息。经与校长商量，由他带人在假期中先行去临港实地考察。10月8日，节后上班第一天，我即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听取校长介绍，分析研究情况、统一大家思想、最后达成共识。临港新城是上海最后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那里依托洋山国际深水港和浦东国际航空港，区位优势明显。学校搬迁到那儿办学，不光有更大的物理空间，而且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当然，作为已经使用50多年的军工路校区，我们也希望留一块小小的基地，供继续教育、社会服务和离退休教职工的活动场地。我和校长分别把我们的讨论结果报告给市政府和市教委的有关领导。10月19日，市政府召开上海市高校布局结构调整第八次联席会议，正式决定我校搬迁到临港新城办学，11月23日，《关于上海水产大学整体置换搬迁合作原则协议书》正式签订，拉开了长达4年的建设搬迁工作的序幕。

在选址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因为上海海事大学早已经确定整体从浦东民生路搬迁到临港新城，并已经开始打桩，所以，我校是建在它南面还是北面需要尽快确定。我让基建处处长答复港城集团（临港新城的土地由他们统一管理），我校能否建在海事大学南面。因为海堤在南面，海堤外就是东海。我们如果建在南面，离东海就更近一些。两校都是涉海的大学，我想离海近些将来发展可能方便些。一周以后，答复过来了，海事大学南面有东海天然气转换站，不能盖房子，牵涉到安全问题。这样，我们只能选址在海事大学的北面。后来，我在学校档案馆看到90年前的《吴淞开埠图》，海事大学的前身是吴淞商船学校，我校的前身是江苏省立水产学校，都在吴淞镇的黄浦江边的炮台湾，两校的位置和现在一样，黄浦江在北面，商船学校离江堤近，水产学校在南边紧挨着，两校比肩而立，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技术人才。看了地图，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选址确定以后，2005年1月，学校由校长牵头成立了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为了做好规划，他们走访了国内好几所有历史积淀的大学，还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新校区规划设计方案。最终有7家设计单位进入第二轮。6月，等他们的设计图纸和模型拿出来后，我们组织了全校师生、包括离退休的老同志都来参观，并投票遴选。“英雄所见略同”，10　000多张票中，2号方案得票最多，和专家评议的结果完全一致。该方案具有“简致和美、清雅隽逸”风格的新历史主义，建成以后果然得到众口赞誉。

2006年1月，新校区建设正式奠基。从严隽琪副市长挥锨掘起第一锹土，到2008年10月新校区正式启用并开学，1　003个日日夜夜，在一线工作的人员是非常辛苦的，期间有规划实施中需要略作修改的问题，有一期规划与二期规划的妥善衔接问题，有投资资金不足需要不断优化施工方案的问题，又碰到百年一遇的寒冷、几十年一遇的持续高温天气等困难，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十几个施工单位的共同努力下，逐一解决问题、克服困难。学校行政班子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作为学校党委，我们重点在反腐倡廉建设上多下功夫。我们知道，当时的整个风气还不太理想，“大楼盖起来，干部倒下去”的情况还是不少，我曾经工作过的一所大学就发生过连续两任基建处处长受贿被查处的情况，真可谓“前赴后继”。因此，我们确定了原则，项目招标要严格按照程序与要求。确实，当时来“打招呼”的领导和协作单位还不少，由于把住了“入门关”，在整个建设工程中没有发现违规违纪的现象，既圆满完成施工任务，也保护了干部。因此，在上海市教卫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大会上，我还代表学校党委作了“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防腐’篱笆”的发言。

新校区的搬迁是更大的考验，因为牵动着10　000多名师生每个人的心弦。1971年上海水产学院曾经被迁往厦门办学，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完成搬迁；1979年国家同意学校回上海复校，前后也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搬迁完毕。而此次搬迁，虽然在上海一地，但两个校区相距80多公里；10月份一定要开学，留给搬迁的时间只有几个月；近30年学校的仪器设备增加了很多，还有上万名学生随迁（扣除应届毕业生），工作量巨大。在这么大的压力和时空的限制面前，学校没有退路，只能坚持一个选择，那就是无论压力多大，困难多大，一定要确保顺利搬迁和新校区顺利运转。为此，校党委要求各单位对广大党员和教职员工讲清困难，并制定了5个板块，29项内容的搬迁方案，同时要求党员领导干部靠前指挥，以讲改革创新的党性、重身先士卒的品行、做协调合作的表率，开展好每项工作。

历经96个春秋的万人大学搬迁，资产分搬迁、移交和报废三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各单位教职员工一遍一遍地填写资产清理、物资登记、账物核对等各种报表，工作量之大，事情之繁琐，可想而知。但我们很多党员同志自家搬家都不太插手，却在炎热的假期参加认真地清点，没有一丝怨言，为广大教师做出了表率。

为统一教职员工思想，学校把确定的10月13日为新校区上课时间在校园网主页上滚动播出，向全校师生告知。同时，远郊办学，教职工思想波动较大，2005—2006年学校有近40人调离学校，教师队伍中出现了不稳定征兆，校党委未雨绸缪，把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做好了教师骨干的稳定工作。针对个别教工提出学校搬迁可按年级搬，分3～4年搬完的想法，校党委及时在相关会议上进行宣传讲解，指出学校搬迁是三校连动的工程，必须顾全大局等。因为根据上海市政府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的方案，我校军工路校区的90%置换给上海理工大学、学海路校区全部置换给上海电力学院，他们则出资支持我们新校区建设。广大教职工还是通情达理的，讲清情况以后，大家就齐心协力投入了搬迁。

从8月10日承担我校首批新校区物资搬迁工作的大众搬场物流公司的6辆货车发车到全部搬迁完毕，短短数月间，搬运的车辆达到1　108车次，搬运的学生行李数达到47　387件，真可谓“人心齐、泰山移”。通过全校师生和建设者的共同努力，2008年10月12日，我校按计划在临港新城举办了新校区落成暨开学典礼，这所近百年的老校将在全新的一个多平方公里的校园里续写崭新的篇章。

在筹建新校区的过程中，我们还解决了长期困扰师生的校名问题。我们知道，水产大学原来是个行业办的学校，学科特色鲜明，培养的人才主要为这个行业服务。到20世纪末，全国大多数省份的水产厅（局）长是我校的校友。但是，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学毕业生不再是按计划分配工作，而是自主择业；大学的专业设置也不再是单科性了，都在朝多科性或综合性方向发展，以适应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尤其是大学扩招以后，受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化的影响，经济、金融类的专业拓展很快，与原来行业特色鲜明的大学校名的矛盾就日益突出起来。我校原来围绕水产而设置的养殖、捕捞、加工、贸易等专业，大多为农学，少部分归入工学、经济学，经过这20年的发展，本科专业已经发展到50个，涉及农、理、工、经、文、管、法等7个学科门类。全校12　000多名学生中，学习水产类专业的不到四分之一。我曾经接待过美国来的学者，他们问起我学校的规模，我告诉他们说我们有1万多本科生。他们吓了一跳，翘起拇指对我说：“你们学校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大学”。我有点哭笑不得，又无法解释。中国文化强调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看到水产大学的校名，容易望文生义，以为该校学生都是学这类专业的。我曾亲自接待过几位学生及其家长，他们在毕业应聘时遭遇不公正待遇。有一位毕业生，在汇丰银行招聘时，“过五关斩六将”，在最后一关时，面试考官一听说他是水产大学的，就非常婉转地对他说，水产我们不需要。该毕业生拼命解释也没用。因此，适时启动更改校名对于学校未来的发展十分必要。

2005年5月，在学校第六次教代会上，部分代表再次联名提出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的议案。综观世界，当时各国的大学中，欧美国家没有以水产冠名的，亚洲国家中，日本东京的水产大学已经合并成海洋大学，唯有越南、朝鲜有一两所水产大学。再看国内，原属农业部的3所水产大学，广东已经更名为海洋大学，大连的正在积极准备之中。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我们认真研究了这份议案，明确答复代表，学校将正式启动更名工作。我马上召集了离退休老同志的座谈会，向大家作了认真的解释，并明确表示，即使更名以后，学校以水产为特色的基本面不会改变，积极支持和发展水产学科的政策也不会改变。然后，我和校长北上农业部，先向渔业局汇报，时任渔业局局长李健华对学校推进更名给予理解。于是，学校党委常委会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正式打报告给市教委，要求将学校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市教委受理我们的报告以后，就开始了“走程序”。期间还有一波三折。由于上海另有涉海的大学，因此，市教委一度建议我校更名为海洋科技大学，而一经搜索，世界上唯有台湾高雄有一所海洋科技大学，但那是大专层次的。我们心中很是纠结，既不想与兄弟院校伤了和气，又不想与大专层次的学校同名。好在在市教委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上，大多数与会专家都反对这个名称，认为与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不相称。会后有一位专家马上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情况，并说大多数都支持更名为海洋大学。我们了解这些情况以后，我与校长一起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杨定华汇报了学校更名的进展情况与碰到的问题。2007年8月10日，杨定华副市长约我和校长去面谈，她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以后，当即把市教委主任请来，当场表示，还是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好，请市教委和我们主动做好有关学校的工作。这样，我们纠结了半年多的矛盾自然解决了。此次会议以后，我先找相关学校的党委书记沟通想法，再次表示相互学习与合作的意愿，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然后，我与校长又去农业部向部领导进行汇报，因为教育部一定要农业部出函。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师范、农业、林业等几类大学不能更名。我校属农业类大学，但不叫农业大学，所以可以考虑更名，但必须得到农业部的支持。那天，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带领有关司局长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然后他说：“上海水产大学在行业里很有影响，名气很大”。他上任前曾经在江西省担任管农业的副省长，他说了一大段江西人民对学校的好评，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有点紧张。然后他话锋一转：“学校要改名，适应社会需要，我们表示理解。希望学校的水产特色一定要保留，并且继续发展”。心中的石头落地了。后来我从教育部了解到，农业部的函件中就是这么写的，没有出现“反对”，也没有写上“支持”。我想，我们也应该理解他们的难处。

同时，我们按照大学设置的要求，逐项提交有关材料。上海水产大学尽管早在1985年就由农业部批准将“学院”变更为“大学”，但教育部和上海市都不太认可，这次正好是重新确认的机会。我们非常认真地申报材料、填写报表，将学校规模、办学层次、校园和校舍面积、教学设施数量和价值等等，一一填报，认真复核，丝毫不敢懈怠。尤其是师资状况，按要求必须有100名教授。而经过这5年间的两次晋升聘任，正好达标（而在1985年，全校一共只有教授和副教授27名）。2007年年底，在全国高校设置委员会的审议会上，顺利通过了我校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的申请。

我校和上海市政府在2008年3月先后收到19日行文的《教育部关于同意上海水产大学更名为上海海洋大学的通知》（教发函〔2008〕95号）。学校师生都非常兴奋，当然，我们也感到将来学科建设会有更大的压力。

正当我们还沉浸在更名成功的喜悦之中，我突然得到一个信息，江泽民同志邀请我校骆肇尧老先生进京叙事。这真是机会难得。骆先生是我校离休干部，曾担任过副校长。20世纪50年代初，他曾经在食品公司技术科工作，与江泽民同志相当熟悉。我们都知道骆老的经历，但在江泽民同志主政时从来没有联系。2006年的一天，办公室告诉我，中央警卫局派人在军工路校区踩点，我让办公室联系，方知道第二天江泽民同志要来看望骆老先生，而且被告知，不麻烦学校党委。第二天上午10点，江泽民同志到位于校园内的骆老家中，老朋友相见，言谈甚欢，还即兴唱起了京剧片断，原定一小时的会见持续了两小时才结束。至此，两位老朋友建立了联系。因此，2007年学校庆祝95周年华诞时，江泽民同志专门题词：“培育海洋科技人才，探究蓝色世界奥秘”。这次，江泽民邀请骆肇尧等几位食品行业的老同志4月12日去中南海办公室叙事，我和校长即联名写信给他，告诉他学校刚被批准更名，希望他为即将搬迁至新校区的新的海洋大学题写校名。信请骆老转交。考虑到骆老已经95岁，为安全计，我们特批他儿子陪同进京。4月12日，我和办公室的同志也赶到北京，等候消息。当天晚上，我就接到骆老儿子的电话，说江泽民同志接到信后，下午欣然命笔，纵横各书一幅，已经派人送达骆老下榻的宾馆。我们真是高兴万分，学校真的是喜事连连。第二天，我们去宾馆取了题名，立即返回上海。我们并把此事报告了市教卫党委和市委办公厅。5月6日，学校隆重举行了上海海洋大学揭牌庆典，新校名正式启用。

2008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非常值得记住的重要一年，那一年北京成功举办了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这是充分体现国力和民族素质的盛会，全世界为之瞩目；2008年也是学校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我们顺利完成了更名和搬迁这两件大事，为学校美好的明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进入新校区以后，由于学校附近配套的生活设施还没有跟上，还有不少难题待解。学校行政负责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党委则在后勤保障上多做点工作。当时，新的医院还没有建，师生的就医，尤其是学生的看病问题较多，我让车队挤出车辆、为急需治病的师生服务，有需要的用车直接送20多公里外的南汇区中心医院。我做过一次统计，搬迁后的一个月内，光晚上送医院看病就发车36车次，平均每天一车以上。此外，年轻教师搬到学校附近的配套住宅居住以后，孩子的上学发生问题了，因为配套的中小学还没有盖起来。我跑到10公里外的芦潮港镇上九年一贯制的秋萍学校联系插班就读。在区教育局的帮助下，总算解决问题，交通又成了难题。没有公交，孩子怎么去读书？我们只能和区公交公司联系，早晨和下午请他们各放一辆车，孩子略微付点钱，由学校给予补贴。直到附近学校盖好才停止。总之，这类细小又必须关心解决的事情还不少，我们整整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全部搞定，确保学校在远离市中心城区80多公里的远郊能够正常办学，并在教学科研上继续得到发展。

2010年2月，我接到市委组织部通知，经市委常委会研究，我已经被任命为市委巡视组组长，不再担任学校党委书记。我一下子有点懵了。随即我马上想明白了，因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的任用规定，在同一岗位的任职时间最长不超过两届——即10年。我已经60岁了，市委还任命我担任新职，这是对我工作的充分肯定。我是带着感谢、感激之情离开学校去新岗位工作的。

从2000年2月农业部党组通过我的任职到现在市委通过我新的任职，整整10年，3　600多个日日夜夜，我对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是非常投入的。在我职业生涯的40多年之中，如此投入的只有两段时间，一是从弱冠到而立，在农场工作的10年，那是非常虔诚的抱定一种信念，劳动锻炼、思想改造、脱胎换骨、做出成绩，报效祖国；二是在知天命之年到花甲，在上海水产大学（上海海洋大学）这所农业类高等学校的10年，我是非常努力地去推进工作，殚精竭虑、迎难而上、感恩协力、择机发展、服务师生。所以，我时常与人戏说，我是一辈子务农，因为我把最美好的青春、最成熟的智慧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农场和高等农业教育事业。虽然在学校的10年间，白发增多了，额头皱纹更深了，人在奉献中步入老年，身手步履都不如前，但我无怨无悔。看到南汇嘴边、滴水湖畔崭新的校区里一张张充满活力的笑脸，我常常会为之心醉。10年的辛劳早已灰飞烟灭，我的付出在同事们的支持下、在上级党委的关心下，已经化为学校发展的步步脚印。这是永远值得回味的精彩10年。

一位市领导说过，我们干工作就像跑接力赛，每人只能跑一段。如果每人都努力跑好这一段，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早日到达理想境界。我想，我在学校工作的10年，自己的确是非常努力地去跑，并力争跑好。现在这接力棒应该交给下一位了，衷心祝愿学校在新班子的领导下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