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才能乐业，挖潜搅动全局

作为一个曾经在农业战线工作过10年的职工，我一直非常关心“三农问题”的解决状况。改革开放30多年了，“农民真穷、农村真苦、农业真难”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上海水产大学是上海高校中唯一的一所涉农院校，当时的状况真如“三农”的状况：办学经费少，教工收入低，住房困难多。2000年上海水大有教工700多人，在校大学生、研究生3　000多人，每年财政拨款3　000多万元，处于上海高校拨款水平的低限。难怪我去水大工作的第二年，在上海“两会”的会场遇到原教委主任郑令德，她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学校经济上还困难么？”当时学校教职工的年收入人均只有2万元，大大低于上海高校的人均收入水平，与上海公布的当年职工年收入差不多。住房上的困难更多一些，由于在福利分房阶段学校可支配的房源较少，当时学校教职工的住房都很拥挤。我曾经走访过一些教职工的家庭，一位副校长的住房面积只有56平方米，好几位较年轻的中层正职，三口之家还挤在49平方米的一室一厅里面。对于上述问题，都需要我们班子发挥集体的智慧，尽快予以解决。

我们说，饭只能一口一口地吃。面对问题，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主次，结果什么事情都干不好。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先从住房问题入手。国家《教育法》早就指出：“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第三十三条）。《高等教育法》也规定：“高等学校的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第四十五条）。因此，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要点》的书中专门写上：“教师待遇和教师住房问题是当前教师面临的最大实际问题，也是影响教师队伍稳定和建设的最尖锐的实际问题”。“要采取国家增加基本建设经费和多渠道集资的办法，集中一切可能的资金解决好教师的住房问题”。①当时，上海的福利分房已经停止了，已经开始实施购买住房进行货币化补贴的新的住房分配改革，并允许各单位用自筹资金来推进这项改革。我把想法先和校长周应祺商量，得到他的积极支持。周校长是水大本校培养的优秀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又是第一批被送出国深造的优秀教师，他思维敏捷，思路开阔，平易近人，很容易一起合作共事。取得校长支持以后，班子开会，明确由一位副书记牵头，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工作小组，先起草校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提交给校教代会讨论，通过以后再行实施。这是一项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学校经济实力很弱，每年可以动用的自筹经费只有几百万元，只有用在“刀刃”上，才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好事只有办好了，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好事，因此，该坚持的原则一定要坚持，来不得普发善心、造成事与愿违。正是基于这些思考，我们先划了一条线，1999年12月31日及以前退休的教职工，其住房补贴的可享受面积按照学校原来的分配方案（该方案比上海普遍实施的方案标准低了10～40平方米）。为了这一条杠杠，我们接待的来信来访有几十批。我和有关人员耐心做解释工作。毛泽东同志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②，牵涉到教职工切身利益的政策，一定要注意针对性，切忌“翻烧饼”③，否则，会带来连锁反应，甚至后患无穷。经过耐心的工作，广大退休教职工还是通情达理的。然后，我们马上明确第二条线：每年自筹的住房补贴款20%用于退休教职工，80%补贴在职的员工，毕竟后者人数多，学校的各项工作要靠他们去推进的。

然后，在讨论在职教职工的补贴面积标准时，又显露出明显的感情色彩。由于在原来农业部管理的体制下，晋升职级和职称的机会比较少，当时学校的正教授只有20多人；教代会代表中科级干部和讲师占多数，因此，在科级干部（讲师）的补贴面积中，加了一条：25年以上工龄的可以增加5平方米（这在上海各高校的方案中是独一无二的）；同时，教授和局级干部的补贴面积分别比上海通行的方案低了5至10平方米。但是，因为教代会通过了这个方案，我们尊重大家的选择，就按这个标准来实施。从2001年开始，一共花了7年，自筹经费3　000多万，先后有900多位教职工（含退休）享受了补贴，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住房困难。

因为当时学校可以支配的自筹经费很少，我们定了一个标准，每个教工所缺面积按每个平方米补贴1　000元（各人根据工龄、校龄再略增加一些），这个标准在当时来说是比较低的。而且，我们还附加了规定，必须去购买住房才能拿到补贴款。令人想不到的是，当时正是房价的“低谷”，虽然每个教职工拿到的补贴款只有几千到几万元，但凑合一下可以解决首付，然后促使他们通过向银行贷款的方式去购买了住房，二三十万元就可以买到杨浦区100平方米的住房，居住条件彻底改善了。抚今思昔，我想，大多数教职工应该是心满意足了，而我们的方案是“歪打正着”，收到了妙笔生花的成效。

后来，在市政府要我校搬迁的时候，我们又积极争取到了配套商品房的政策，按照每平方米3　000元的均价向学校提供1　000套住房（当然，一定的年限内是不能交易的）。我们让后勤管理处先拟订一个选房的方案，因为面积的大小、楼层的高低以及个人的喜好都会有差异的。最后，在学校教代会上，顺利通过了《上海水产大学临港新城配套商品房选购方案》，在2008年搬迁到临港新校区之前，学校教职工都按方案选购了绿地集团建造的住宅，基本没有太大的问题发生，皆大欢喜。那时，我校教职工基本上都已经拥有两套商品房，已经提前达到了小康的住房标准。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几年前，我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我还是这个态度”④。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还包括科技创新、服务社会，这些都需要教职工去付出辛勤劳动的。我们在后勤保障上多下些功夫，就可以让教师更好地上课，让员工更好地工作。我们常说，安居乐业，安居才能乐业，在和平建设时期往往是这样。当然，安居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推出的购房给补贴的方式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也是比较受教职工欢迎的方式。让广大教职工能有一个比较宽敞舒适的居住之家，对于休息、娱乐、教育子女、学习备课都是有益的。上海水产大学“落地”以后，进入新世纪，有许多改革与发展的事情要做，一定要把教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从住房货币化分配的改革入手，摸准了教职工的“兴奋点”，这个困难解决了，使大家基本甩掉了“后顾之忧”，就能甩开膀子，一起去推进学校的建设。

记得1995年我到香港去出差，遇到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10来年。吃饭时他告诉我说：“你不要小看马路上的香港人其貌不扬，10人中有9人是百万富翁”。原来香港房价极贵，很小的两居室就要150万港币。我当时感到有点敬畏。现在，我也可以自豪地告诉老同学了，我校教职工人人都是“百万富翁”。这是学校的发展带给大家的“红利”。

注释：

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要点》，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89、29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　298页。

③“翻烧饼”：翻烧饼，烙饼要翻，不翻不行，翻勤也不行，翻得恰到好处要经验要技术，政治经济政策也不能老是“翻”的，折腾得太多了一定会被折腾垮，一定会令百姓们闻“翻”而色变。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