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民族语文教育，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有着丰富的宝贵遗产。如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真地进行分析研究，则可以从中清理与总结出大量为今天的语文教育所能借鉴的珍贵经验乃至基本理论。我国古代教育家有关语文教育的精湛论述，不仅载于《学记》《朱子童蒙须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读书作文谱》《父师善诱法》《教童子法》等教育著作中，也散见于诸子百家的学术论著以及某些史籍甚至笔记、小说之内。
然而，由于封建政治制度与历史因素的制约，我国的传统教育，无论在教学内容、还是在教学方式或教学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以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和封闭禁锢的学馆、书院、私塾的教学方式，对语文教育的消极影响尤为显著。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所拟的《钦定学堂章程》，产生了新的系统的学制。因该年为壬寅年，即所谓“壬寅学制”，但由于学制本身不够完备和清政府对张百熙存有戒心等原因，所以没有实行。次年，则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成为我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后曾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这年是癸卯年，因称“癸卯学制”［1］。
“癸卯学制”把小学教育规定为两级九年：初等小学堂五年和高等小学堂四年。初等小学收七岁（即满六岁）以上的儿童，在规定的八门必修学科中，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两门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每周上课三十时，读经讲经一课每周十二小时，占全部课程的五分之二。高等小学堂以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为原则，在规定的九门必修学科中，也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这两门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每周上课三十六小时，读经讲经一课每周十二小时，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中学堂学制为五年，在十二门学习科目中，继续开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课程。每周上课三十六小时，读经讲经一课每周九小时，占全部课程四分之一。尽管这个学制仍是在强调儒家经典在语文教育乃至全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中国文学一科毕竟应运而生。《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又说：“中小学堂于中文辞，止贵明通。”从这样的教学宗旨看，中国文学一课就是以后国文科的先声。癸卯学制的颁布，为国文单独设科奠定基础，为中国具有学科意义的语文教育揭开了近代教育史上的序幕。
这就打破了科举制度的禁锢，有了学校系统和教学制度的保证，和现代语文教育内容、规模、要求颇为相似的国文科，1904年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设起来了。
语文教育独立设科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没有清晰认识但又无法割离的过程。第一，在整个“废科举，兴学校”的过程中，人们对于语文科的认识非常模糊，包括像郑观应这样的有识之士。但是语言、文学、文化这些东西又实实在在存在于教育中，存在于育人的整个环节中，所以无法把这些东西从整个教育中剥离；第二，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要与世界接轨，所以对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些读经、文学对一个人素质所起的作用。于是，当时的各级各类学校都把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作为必修课程，并在学制中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尤其是在《奏定学堂章程》这样代表国家意志的重要文件中加以明确规定，就更增加了这门课程的重要性。这说明了人们意识到了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但，它是什么？应该怎样定位，这在当时还是很模糊的。也就是说，语文课的性质尚未明确。
本章注释：
［1］语文教育发展史［J］．语文战线，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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