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思中学的两位校长

刚才我从“校长的意义是什么”和“怎样做好一个校长”的角度谈了校长是学校高效管理的灵魂的问题。为什么第一讲就讲校长？因为校长实在很重要，不讲不行。我们洋思中学，如果没有两位具有教育家胸怀的校长，是绝对不可能得到发展的。

那么，洋思中学的校长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不想去一一罗列其品质、思想、做法，我想借助于已经见诸报纸、杂志的几篇文章对他们进行评价。我以为，有许多事情不是讲出来的，而是悟出来的。大家看了下面这几篇文章后，应该各有所悟，对“怎样做好一个校长”应该有所启迪，愿大家都能成为一个好校长。

第一篇“吃苦是福”

蔡林森

 

2006年，64岁的我从江苏省洋思中学校长岗位上退休后，应邀到远离家乡的河南省沁阳市永威学校当校长。永威学校是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寄宿制学校，全校学生4980余名。

早晨5点，闹钟响了，我一骨碌起床，洗漱，看书，思考一天怎么工作。学校起床铃一响，我就走出宿舍。伴着嘹亮的校歌，我和全体师生很快集合在田径场上。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乐曲声中，开始跑步：队伍整齐，步伐一致，口号响亮，场面壮观，十分动人。早锻炼结束后，学生们回到教室，那琅琅的书声，悦耳动听，令人心情激动。白天，我参加教师赛课、评课，研讨如何有效地教学生学……晚上，我回到宿舍，仿佛从战场上凯旋，带着战斗的欢乐、成功的喜悦。不知不觉地，我想起“吃苦是福”这句多年的口头禅。

的确，“吃苦是福”这四个字是我发自内心的体会。有人说我是“奇人”，有人以为不该办的、不能办的、办不成功的事，我却办好了；有人以为我上不成学，当不成、当不好教师，我却成了名教师、名校长；有人以为该撤并的、不该存在的薄弱学校，我却把它办成了名校；有人以为我的家庭极端困难，没有希望，如今却美满幸福……人们觉得奇怪，其实也不奇怪，因为我能吃苦，在岔路口，在关键的时刻，我选择了“吃苦”；在成功时，在辉煌时，在退休后，我都坚持“吃苦”，不停地学习，不停地追求……

吃苦才能当好教师

1960年8月，我从江苏泰兴师范农师班择优提前分配，进入城西农业中学任初中数学教师。当时，我18岁，和班上不少学生是同龄人，自己毫无经验，水平、能力都远远不能适应。

怎么才能管住学生，上好课，当个好教师呢？我想，上学时，我肯吃苦，会学习，能够成为好学生。只要我继续吃苦，继续学习，认真读书，不懂就问，就一定会成为好教师。

于是，我主动参加数学函授学习，用刚领到的工资购买数学教学参考书，一边读，一边领悟，一边学着教。这样很管用，我的教学很快有了起色，学生喜欢我，校长在学校会上表扬我。

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许多新教师都下放了。我因工作出色，被留了下来，改教语文。怎么才能教好语文呢？我想，自己没有经验，就必须多下工夫，以勤补“缺”。我舍得花钱买书，不耻于向同事请教，每次星期六回家，我都会跑到蒋华中学（我家附近的学校，也是我的母校）向老教师学习，看他们的教案和改过的学生作文。为改好一篇学生作文，我舍得花时间，改了又看，看了又改，反复推敲，写好批语，常常通宵达旦。这样，苦尽甘来，镇里的领导看了我批改过的学生作文，夸我作文改得好，说我很聪明。我曾多次向镇内外老师上公开课，大家都夸我有激情，课上得生动、活泼。我教的语文，成绩一直在全镇十几个班中最好。

我还教过初中物理、政治，当过体育、音乐、美术教师，当过班主任，当过学校总务主任、教导主任，什么都干，干什么都行。为什么呢？都因为我能吃苦，能不停地学习，不停地思维，不停地创新。

回想起来，我当教师的本领都是在实践中靠自己吃苦学出来的。我觉得，教师要不怕吃苦，要敢干；学校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就能学到什么；多干了，不仅多了贡献，而且也多了学习的途径，可以多学本领。我干得多，学到的本领就多。我教音乐，就经常唱歌，就当导演，给学生排舞蹈、排表演唱，学唱现代戏，我就登台演《奇袭白虎团》的政委，还赴县里参加编写革命故事。我教美术，学会了写美术字，学会了写巨幅的墙头标语，学会了环境布置……我当体育教师，锻炼的机会多了，养成了锻炼的习惯，增强了体质。我当了20多年班主任，一直跟孩子在一起，知道孩子们想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问题，我该为他们做什么，我成了优秀的班主任。我当教导主任，就学到了教学管理的理论知识，增强了管理的本领……我认为，如果校长分配工作时，教师讲客观、论条件，说这个没干过、那个不能干，似乎要等学会了再干，就一定这也不干、那也不干，就什么也干不成，什么也学不到，更谈不上能够闯出新路，创造奇迹。

教，就知道自己的不足，就逼着自己要学。多年来寒暑假、节假日，我都顾不上忙家务，顾不上自己休息。天不亮就出发，步行20多里到市进修学校参加函授集中学习，晚上摸黑步行回来。在县城，我最爱进新华书店，用省下的钱买教师用书。平时，每天起早读书、背书一个小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78年，我拿到了扬州师范学院的语文大专函授毕业证书。但是，我觉得自己还必须学习，于是又重新参加函授招生考试，又读了三年。到1982年，我拿到了第二张语文大专函授毕业证书。我的阅读、写作水平明显得到提高，这是我能够当好教师、当好校长，能够对外交流、写好文章、总结经验、不断创新所必不可少的。

我吃苦的精神感动了家里人。父母、妻子理解我、支持我，他们也作出了很大努力，甚至舍得牺牲家庭利益。农忙时，他们宁可自己通夜干，即使收不成麦子、插不成秧，也不拖我的后腿。我家里人多，特殊情况也就多（如弟弟结婚、四个妹妹出嫁、自己三个孩子升学、父亲眼睛开刀、妻子在医院做手术、孩子生病等），但家里人怎么也不肯影响我的工作。1977年，我妈妈患晚期胃癌，我还整天在学校拼命干。当时我当学校教导主任，教初中毕业班语文兼班主任，班上种了一亩学农田，还养了几头猪，我还要到村里抓扫盲、抓宣传……因此，我只得晚上9点后步行20多里路回家，看望病床上的母亲，她含着眼泪对我讲：“你要做个好教师，为妈妈争光……”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赶回学校，投入紧张的工作。家庭的支持使我更加忘我工作，我常想，如果不好好干，或者干不好工作，就没脸回家。因此，我在外乡工作几十年，能够成功，其中一半是家里人的功劳。

就这样，我不计较报酬，不停地吃苦、自学，终于教好了学生，同时自己成为了好教师。1972年、1978年，我两次在泰兴市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作经验介绍，成为泰兴市教师的老典型。

吃苦才能建成名校

1982年，我被任命为洋思中学校长。怎么当好校长、办好学校呢？我想，还是要像我小时候那样，像当教师的时候那样，坚持吃苦，边学边干。我要带领教师一步一步地创新，建设名校。

记得1982年，学校仅有26间简易平房，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蒙着塑料纸，学校资产就几万元，学生500多名。我家庭经济困难，自己生活、体质都差。在这种艰苦条件下，我从管好自己开始，处处带头，尤其带头吃苦。我教初中一个毕业班的语文，还教初中毕业班政治，为了腾出一名教师去办校办厂，增加学校收入，我又增教了一个毕业班的语文。我坚持起早贪黑拼命干，受尽风寒，咳喘不停，步行困难，常常走一会儿就得停下来喘喘气再接着走。早晨刷牙我得伏在桌上，边刷牙边喘气。上课时，常常喘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凭着顽强的意志，仍然超负荷工作，拼死拼活改革创新。

我与教师签订了责任书，搞项项、层层“承包”，引导教师确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教育思想，坚持“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月月清”的教学过程管理，千方百计地教好每一位学生，让每一位家长满意。多年来，洋思中学的直升率、及格率、毕业率、升学率均为100％，学校终于走出困境。1994年10月，《江苏教育报》、《中国教育报》发表的长篇报道《洋思之路》，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江苏省的学校纷纷涌进洋思中学参观、学习。

记得1994年10月《洋思之路》发表的那天晚上，我不是带领教师陶醉其中，而是坐下来召开分析会，冷静地找问题，确立新目标，决心打更大的仗。第二天清早，我赶到泰兴市教育局邵海清局长家里，请他支持我们解决新问题，再上新台阶。

从此，我每天继续找问题，解决问题。洋思中学一步一步地走向名校，每天都要接待来校的参观者。我从自己的成长、自己三个孩子的成才以及自己工作的实践中悟出一个道理，找到一个规律，就是教学先要让学生学。经过长期探索，我和老师们一起创立了“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改变了“教”与“学”的顺序，由“先教后学”变为“先学后教”；还要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即“以学定教”，根据学情确定教的内容和方法，“以教促学”，以“教”解决“学”中的问题。这种模式能提高教学质量，实施素质教育，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1998年，我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全文分为“素质教育的课堂教学目标”、“素质教育的课堂教学结构”、“素质教育的课堂评价标准”三大部分，详细介绍了“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发表在1998年《人民教育》7—8期合刊上，在全国反响很大。江苏省教委在南京召开全省教学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介绍，学校教师上公开课，省教委下发推广“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模式的文件。省内外教育工作者涌进洋思中学参观、考察。我带领教师去全国500多处作讲座、上公开课，均获得成功。许多家长纷纷要求送孩子进洋思中学读书。

1998年，洋思中学仍然是三流的设备，没有实验室，学生做实验还要到几里外的中心初中去做。学校没有运动场，没有跑道……市教育局长邵海清和天星镇的镇长张庆召开了几次协调会，最后都没有办法，拿不出钱来建实验室，局长跟我开玩笑说：“蔡校长，你自己贷款，等收了借读费，慢慢还……”当时，我拍了下胸脯，说：“好！”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妻子对我讲：“你快退休了，洋思中学已经出了名，你只要守住摊子，不出问题，舒舒服服过几年就算了，何必还要冒风险去贷款，自找苦吃呢？如果万一贷款还不成，你怎么办？”的确，我没几年就到退休的年龄了，是在退休前平平稳稳、舒舒服服，还是要找苦吃，冒风险贷款，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呢？想来想去，最后我还是决定继续找苦吃。第二天，我立即行动，东奔西走，好不容易从泰州贷款100万元，省教育厅、泰州市人民政府给洋思中学各拨款30万元。依靠领导，学校立即征地100多亩，立即建实验楼、学生公寓、学生餐厅。自1999年到2002年，我先后自筹资金6000多万元，把洋思中学建成了江苏省现代化示范初中。洋思中学发展特别快，每年增加20个班，三年里学生达近4000名，外地学生特别多，新教师特别多，食、宿都成问题，风险很大，弄不好学校的牌子就要被砸了。怎么办？我加倍吃苦，开拓新路。我每年亲自招聘教师，假期培训教师，搞好师徒结对，亲自制定了餐厅、公寓等各项制度，坚持住学生公寓，和学生同吃，千方百计地保证并促进了洋思中学的发展。

党和人民给了我许多荣誉：自己成了中学特级教师、江苏省名校长。1996年在全国教师节庆祝大会上，我是由少先队员献花、主持人贺斌介绍个人事迹的10名全国优秀教师代表中的一员。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和我们10名教师合了影。2000年，我被评为“全国劳模”，参加了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主持召开的教育系统20多名“全国劳模”代表的座谈会。2004年，我又应邀参加55周年国庆活动，和中央领导共进晚餐，还和温家宝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一起游了北海公园；在工人之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向我们敬了酒，至今我还保存着他跟我碰杯时的珍贵照片。

2002年，我到了退休年龄。一位民办学校的董事长来找我，请我去当校长，承诺给我50万元年薪，还给我300万元股份，我当场回绝了。我们泰兴市市长不让我退休，叫我继续担任洋思中学的校长。我为了把洋思中学做大做强，就很乐意地答应了，拿原工资，继续不讲任何条件，在洋思中学作出新贡献。我想，我是个“栽花”的，洋思中学是一盆花，我愿意侍弄这盆花，每天早晨端出来晒晒太阳，晚上再端回去，每天这样跑来跑去，我觉得是享受。

2003年正月，我在泰兴市市长办公室看到泰兴新城区规划图上有市政府所在地，市政府的南面是街心花园，街心花园的南面是一所待建的中学，学校的西边是一条大河，其余三边是大道。我兴奋地对市长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市长笑着对我说：“你把洋思中学搬到这儿来呀。”我想到洋思中学在化工开发区，空气污染，交通不便，不利于来宾参观，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就当场答应，说：“好！”过了几天，市长帮我找合作伙伴、找投资商，没有成功。后来，又赶上“非典”。第二年土地冻结，直到2004年11月，土地解冻。这时候，我已经绘好了学校的校园平面图。为了绘好这个平面图，我和计算机老师李坚用了近两年的工夫，修改了数百次，越改越便于使用，越改越美，越改我们越高兴。最后，我们为学校节约了上百万元校园平面图的设计费。

2005年1月，我借款征地，取得土地证。想不到，这时候有两所学校要我把到手的土地给他们，让他们搬到那里去。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我激动地与他们争论，最后市长表态，还是让洋思中学搬过去。于是，学校立即请设计院设计建筑图。

2005年正月初一，女儿从美国打电话给我，孩子知道她妈妈关节要开刀，叫我坚决退休，一是为了保重我们的身体；二是建校困难，政策性强，弄不好吃力不讨好。女儿在电话中叫我把市长的电话号码给她，她要找领导说说，为什么要叫一位过了退休年龄的老人白手建新校。我对她说：“是我要干的。”女儿哭着求我：“爸爸，你太傻了，白手建校，你要求人，人要求你，要一点不行贿、受贿，难啊！”我含着眼泪，大发脾气，说：“你太小看你爸爸，你放心，我肯定成功，决不会犯错误！”就这样，我正月初六到校，一面忙于准备开学，一面忙于建校，享受着战斗的乐趣。当时我感觉自己像吃了豹子胆似的，在干谁也不想干、谁也不敢干的事，真是其乐无穷。就这样，在泰兴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泰兴市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我冒着风险，豁出命来，筹集资金1.2亿元，用了130天的时间，建成了7万多平方米的校舍。2005年8月下旬，我带领老师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洋思中学从污染较重的化工开发区搬到了泰兴新城区。

我看到洋思中学新校区，就想到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凝聚着我和大家的心血。为了建设环境优美的新洋思中学，我不管吃多少苦，都是愿意的，也是值得的。

我当了24年的洋思中学校长，一直以学校利益为重，顾不上家庭。我一直带领老师们一起吃苦，一边学习，一边干，一边创新，使洋思中学走出困境，成为名校。

吃苦才能终身幸福

2006年8月，洋思中学新校区建成整整一年，学校红红火火；我三次向泰兴市人民政府书面申请退休，终于得到批准。这时候，我回首往事，觉得自己靠吃苦、靠自学，成为一名好教师、好校长，一路走来，我这退休的老人有成就感、光荣感，没有内疚，没有后悔。

我欣赏自己：能吃苦，从来不打麻将、不赌博，生活简单，个人开支小，养成了俭朴的习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记得有三位在洋思中学挂职学习一年的苏北校长，对记者说过：“蔡校长住在学生宿舍6楼，宿舍里只有一张双人床、一个盆，毛巾、擦脚布都有窟窿，就是在我们贫困地区这样的校长也是很难见到的。”原来我一家人挤在两间土坯墙的小屋里。1994年，左右邻居都盖上了漂亮的楼房，雨天，积水漫进了我家，实在无法居住了，我才借了4万多元，盖了两间两层简易楼房（只是石灰墙、水泥地），楼房里的床、柜、桌、椅都是几代人用过的不值钱的破旧家具。有人不敢相信我当了20多年洋思中学的校长，能投资6000万元建成江苏省示范初中，能投资1亿多元建成洋思中学新校区，退休时却两手空空。其实，我经受了各种考验，不沾、不贪、不图享乐，不管哪一个工程队的人员，不管当地老百姓还是学生家长，不管哪一位领导还是哪一位教师，哪怕是我得罪过的人，都佩服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比教师多干点，少拿点。这样，在职时说话才有人听；退休后，才心安理得，平平安安，无忧无虑。

我安慰自己：没有什么家产留给孩子，但是我的吃苦精神，影响了他们。他们跟我一样，能吃苦、能自学，成了才，一个成了公司领导，两个赴美留学，都有所成就。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作为家长，能够吃苦，不仅是自己的福气，也是后代的福气。相反，如果家长吃喝玩乐，什么都不学，什么都不好好干，造成的损失不仅是自己不能成功，而且会影响孩子的发展。

2006年10月19日，我受永威学校董事长任太平先生诚聘，由江苏到河南，由公办到民办，由初级中学校长变成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寄宿制学校校长……清况变化了，面临许多新问题。校长该怎么当？必须从头开始，继续带头吃苦，边学边干。我认真学习民办学校的新经验，研究民办学校的新问题，探索民办学校的新路子。

首先，我认真学习、研究永威学校董事长任太平先生的教书育人责任制，坚决落实，与教师一一签订了教书育人责任书，搞项项、层层“承包”。在董事长的支持下，我把原来学校按课时发工资制改为绩效工资制，即每月发放基本工资及考核工资，学年末发绩效工资。学校领导靠前指挥，走动式管理，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初步形成了民办学校的管理新体制。

其次，我坚持组织教师常年赛课、评课，每年听课1000节以上，每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得“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在高中、小学也能够灵活运用，并且有了新的发展。

学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学质量大幅度提高，高中部被评为河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幼儿园被评为河南省示范幼儿园。沁阳市委、市政府、教育局给我关心，给我温暖，给我荣誉，授予我“沁阳市、焦作市优秀校长”。焦作教育局、沁阳教育局信任我，让我培训一批又一批的校长，学校每天接待数百名来校参观的教育工作者。

两年多来，有不少媒体介绍我到永威工作的情况。这说明，我退休后，保持了本色，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最近，为了让教师们能灵活运用好“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法，上好课，教好学生，在任董事长的支持下，在中国教育学会顾明远会长、郭振有常务副会长的鼓励下，我日夜突击写出了17万字的《教学革命——蔡林森与先学后教》一书。但愿这本书能被老师们喜欢，能对教学改革起一点作用。

我功成名就，该在家里享清福了，何必还要这样受苦受累？其实我认为，如果什么都不干，整天玩玩，或者想干，但躺在床上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还要靠别人伺候，那才是痛苦。如果我活到80岁、90岁，还能这样吃苦，边学边干，那就是天大的福气啊！

我的人生观是：人活着，就是要吃苦，就是要自学。这样才能成人、成才，才能有所作为，实现人生的价值。一辈子吃苦，一辈子自学，一辈子创新，就一辈子幸福，一辈子快乐！

（选自《人民教育》2010年第21期，略有改动）

第二篇“倔老头儿”蔡林森

王　珺

 

“看，这个老头儿蔡林森”

两年前就到了退休年龄，可是洋思中学需要他，他也离不开洋思中学，所以62岁的他仍是这所著名学校的“掌门人”。

江苏泰兴的洋思中学太有名了，每天学校门前都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这些汽车载着上百人来这里参观、学习，这些人大多是各地的老师、校长以及教育局的领导，他们来的目的简单说就是“取经”。

1994年，洋思中学这所普通的农村联办初中以其“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办学理念而声名鹊起，大家惊奇于这所1980年建立的“设备三流、生源三流、师资三流”的农村初中何以创出了一流的成绩。有人将这所学校的发展概括为“一个朴素的教育奇迹”。随着洋思中学课堂教学模式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新课程改革开始的时候，人们又惊讶地发现，洋思中学“先学后教，当堂训练”这8个字的内涵与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等理念竟如此吻合！这又一次证明了洋思经验的生命力所在。

建校时任教导主任，两年后即掌管这所学校，可以说，洋思中学是蔡林森一手缔造的。那么，他是个怎样的人物？抑或，这个创造奇迹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采访之前，我充满了对采访对象的好奇。

但蔡林森真的不像一个校长——如果校长有固定模式的话——他更像个质朴的老农：憨厚，直率，甚至固执。在采访过程中，他经常是顺着自己的思路一路说下去，几乎容不得别人插嘴。说起他的学生，他又像个慈祥的老爷爷，眼中充满关爱。“我认准的事一定要干，非干不行，非干成不行，再大的困难也要干成。”他这一番表白让人忍不住在心里说：“这个倔老头儿！”

“庄稼长不好，责任在农民”

记者：“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是洋思中学一个响亮的口号，而且被您写进了校歌。您真的打心眼儿里这么想吗？

蔡林森：是啊！我们学校大约1985年就这么提了，出发点就是关心困难学生，不放弃他们。有人说我这句话太绝对、不科学，我敢用我20年的实践反驳。我跟老师们说我们要向农民学习，农民看见庄稼生虫了，他不会怪庄稼不好，他会想我为什么没有除虫呢；看见庄稼瘦了，他会想我为什么没有施肥呢；看见庄稼枯了，他会说我为什么不浇水呢。一句话，他相信，每一棵小苗本来都可以长好，如果出了问题，是农民自己的责任。一样的道理，学生没有学好，肯定不是这个学生不可教，而是我们的老师没有本领或者失职，只能说是教育的失败。

记者：这样的口号其他许多学校也提过，但真正付诸行动并取得成效的却很少，这也是洋思成功的秘密之一吧？

蔡林森：倡导平等教育是我们的特色，“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是实施平等教育的信念支撑。我对老师讲，有了这个思想，你才能真心实意地去教育学生。相信不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教好，这是教育是真还是假的试金石。相信，你才能真心实意、想方设法地去教；不相信，你的工作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搞形式主义的、被动应付的。

记者：您这种平等的观念是怎么形成的？

蔡林森：我出生在富农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年代是受歧视的。小时候是个好学生，“文革”时是“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还是优秀教师，但是我怎么优秀都入不了党、转不了正（一直是民办教师），直到1982年才入党。所以，我知道遭受不公平待遇是痛苦的。另外，我年轻时家里生活也很困难，所以我能体会穷孩子的苦处。无论是学习困难还是生活困难的孩子都不容易，他们需要更多的关心。

记者：在学校里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

蔡林森：我告诉你，我们学校什么方面都尽量体现平等，没有平等就谈不上教育嘛。人都是有感情的，不平等孩子就会生气，就会对你有意见，你讲的东西他会反感，根本不会听你的，甚至还会做坏事。不平等的教育可能使孩子生出仇恨，甚至会酿成大祸，我是提到这个高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从来不分快慢班，每个班都有各种层次的学生，比较平衡。排座位也是好学生、差学生搭配，有的学生近视了，需要调座位，我也不让老师指定，而是让学生自己解决，这样，帮助的人和被帮助的人都很愉快，也避免了不公平。吃饭也一样，8个人一桌，值日生负责公平分餐。有的学校用磁卡打饭，往往是先来的吃好的，条件好的吃好的，给学生造成不平等的感觉。在生活上我一方面让学生感到平等，一方面鼓励他们艰苦朴素，这样，条件差的孩子就不会感到自卑。

记者：既然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那怎样才算是“教好”了呢？

蔡林森：这有个标准问题，举例说吧，今年初一我们招了900多名学生，进来时有200多人成绩都不好，有的一门功课仅考十几分。一个月后，我们进行摸底，看看教学效果，结果一个班只有5个人不及格；还有一个班，48个学生，其中42人英语得了满分。这叫什么？这就是教好了呀。可我们有的老师却不这样看，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学生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我就问他考了多少分，他说“64分”。老师说，他如果认真的话可以考到84。我又问他来时考多少，他答“40多分”，我就说，你的进步快得很。我又对那位老师说，你应该表扬他而不是批评他。什么叫“好”？要看发展，发展了就是好，进步了就是好。

记者：从生活到课堂都强调关注差生的发展，会不会忽视好学生的发展呢？

蔡林森：我们“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本身就是培养尖子生的呀，因为在课堂上他们常常扮演小老师的角色。比如，数学课好学生看例题差学生看例题，然后是好学生模仿例题做习题，差学生也一样，这两步是同步进行的，结果好学生做对了，差学生做错了。下一步，老师把错误写在黑板上，请好学生起来更正，并讲为什么这样改。这样好学生理解得更深了，并获得了“免疫功能”。如果仅靠老师讲，我保证他听不到这个水平。我们的作业有必做题和选做题，好学生有的是发展的空间，因为他们学得自由。

记者：您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意见，有人认为洋思中学搞的还是应试教育的一套？

蔡林森：有人说我引导差生学好功课是应试教育，我不承认。因为应试教育是不关心差生，只抓少数几个升学有望的学生。首先，把差生一步步引导学好功课肯定是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就是素质教育。第二，表面上我只是引导差生学好功课，实际上，他集中精力学功课，就没有工夫打架了，在学习中慢慢地他也学会了吃苦，树立了理想，人生观都会发生变化，能说素质没得到提高吗？我的差生在品行上也搞“周周清”，每个星期都要给有进步的学生插红旗。我从不吝惜表扬，3100个学生，有时候我会发3100封喜报。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奖励，家长看了都很感动，孩子也高兴，慢慢地他就进步了。我认为教好差生没有捷径，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干，教他们学好功课、学会做人。

“校长的工作就是抓协调”

记者：听说您原来一直住在学生宿舍，您作为校长的一天通常是怎么开始的？

蔡林森：最近两年没有住了，年龄大了，大家照顾我，现在是几位副校长住学生宿舍。这样做的好处是和学生距离近，便于管理。

我一般比学生早起半个小时，学生6点钟起床，我是5点半。学校打起床铃的时候我已经走出了宿舍，到学生公寓转一转，看哪些宿舍没有灯光，也没有声音（为了让学生睡好觉，学校规定不准提前起床），早锻炼时我会对学生讲，今天我到哪个公寓走了走，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知道你们睡得香，我很高兴，这样你们白天才有精力学习。学生6：15到操场早锻炼，我也到场，给学生讲上三言两语，常常是有感而发，比方说：同学们，昨天我看到大家吃饭，吃得饱、吃得好，我觉得你们懂事了；或者说：同学们，天凉了，我看到你们添了衣服，我很高兴，这样你们就不会感冒了，要是有没带够衣服的同学，可以回家拿一下。这些话同学们听了觉得温暖。放假之前（每月放一次）我就对他们说：今天下午，你们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上车下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学生会感到我在关心他，在这样的关心里，他们自然会变得懂事起来。

记者：洋思中学被树为素质教育的典范，您怎么看待学生的考试分数呢？

蔡林森：我有个观点已经讲了快20年了：中考的分数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实际上其中的因素都是积极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考分数就高。表面上看，中考分数反映的仅仅是学生的成绩，其实基本上也反映了品行和体质。一般来讲，成绩不错的孩子，身体也还可以，如果身体差了，老是生病，成绩肯定要下降。第二，分数高，可以看出这个孩子是勤奋学习的，不勤奋他的成绩会好吗？另外，成绩好的孩子也应该是守纪的，是有信心、有目标的。一般来说，当然也不好绝对，分数高的孩子全面素质高些。所以我们学校的首要任务还是教育孩子学好文化知识，当然，思想、身体各方面也要搞好。这就像打仗一样，既需要兵马，也需要军饷，因为战争的胜利与这些都有关系。所以不要孤立地把学习文化看做是学习知识，要懂得协调发展。

记者：据说您最喜欢看的书是《三国演义》，听您说话也发现您特别喜欢拿“打仗”作比，那您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来说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蔡林森：校长啊，就像各个阵地、方方面面的总指挥。我做校长22年了，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校长要带头，校长带了头，大家拼命干。但是忽视了协调，就出现了矛盾，甚至矛盾激化，影响学校的整体工作。慢慢地我认识到学校是部机器，要想教育质量高，就必须让它的每一个部件协调运作，校长的工作就是抓协调。

记者：能不能讲个故事？

蔡林森：有一次我在食堂吃晚饭，看到初三的同学吃得特别快，我就在第二天早锻炼时对学生讲，你们吃的时间太短了，吃不饱，晚上要饿的，这是大事，对学习也不利。谁知后来学生给我写了封信，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吃得快吗？我们的老师叫我们几点钟要到教室去。你想想看，我们要把饭吃饱，又要回宿舍洗澡，然后再到教室，时间够吗？原来如此。我知道这时候就需要校长来协调了，我让老师算个账，学生正常吃饭需要多长时间，洗碗要多长时间，往宿舍走要多长时间，洗澡要多长时间。算完了，老师也信服了，我对老师说，你不让孩子吃好饭、洗好澡，不是给他们增加了人为的困难吗？中央讲我们国家的经济要协调发展，我说我们学校也要讲协调。3000多学生，190个老师，不讲协调，就会你干扰我、我干扰你。

记者：就是说在学校的协调发展方面校长的作用非常重要？

蔡林森：校长要不断提醒老师，因为教数学的老师常常考虑的是数学，教语文的考虑的是语文，他们考虑的是局部，校长则要看全局。整个学校要协调，这门功课和那门功课要协调，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知识学习要协调，教学与后勤要协调，领导和教师要协调，教师和学生要协调，整个学校就是一部大机器，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校长的责任是提醒和鼓励。

“不要认为人本主义就不要规范”

记者：来采访之前，就听说洋思中学的管理非常严格，有些人不甚理解，认为这种近乎苛刻的管理限制了师生的自由和他们自我管理的空间。您觉得这种批评是否有道理？

蔡林森：这个问题要讲辩证法，要从实际出发，让学生张扬个性不等于放任自流。我们国家制定发展政策的依据是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学校也一样，老师、学生的觉悟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那样的高度，特别是学生，他们的年龄小，行为必须规范，通过规范，使他们的行为向完美的方向发展。我们学校把中学生规范细化，比如，学生从楼上下来，都是一个班一个班地排好队。我觉得这是必要的秩序，否则，3000多学生同时涌向食堂，会造成许多安全隐患。坐到饭桌前，也是先来的等后来的，都到齐了再吃饭。这些生活细节实际上也是教育，日子长了学生会习惯，习惯了他就不会感到痛苦，相反会感到自豪：我讲文明，守秩序。规范的要求使学生的日常行为理性化了，变得有道德了。

至于是不是限制了自由，我有个标准，就是看学生的脸上有没有笑容，校园里有没有歌声。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的学生走在队伍里是很开心的。

记者：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中，个体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

蔡林森：当然，比如饭不够可以添，生病了想吃粥、喝汤给开小灶，早锻炼生病的孩子可以不去。我们既有统一要求，也满足个体的需要，规范中也有特殊，而且还要民主。我们的民主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熄灯，都是由学生讨论决定的；再有，学校的孩子来自全国各地，北方的孩子觉得冬天用冷水洗碗太冷又洗不干净，学校就装了个热水箱。规范不等于教条，所有规章制度都必须代表学生利益，一代表他们的长久利益、根本利益，这就是教他们学会做人；二代表眼前利益、实际利益，让学生知道这些规矩是为了他好，而不是让他受罪。我认为这就是人本主义，不要认为人本主义就没有规范。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是特别能吃苦的，并且以苦为乐，您也这么要求学校的老师吗？他们是否都能接受？

蔡林森：校长能吃苦，老师就肯吃苦，主流上大家做到了，已经在学校形成了一种风气。年轻老师刚来时可能不习惯，但我们也不让他吃亏，他吃了苦我们给奖金。

记者：您教育年轻老师说，到了洋思就像到了井冈山，心里永远有希望。您说的这个希望是什么呢？

蔡林森：他们到这里，教育思想不断更新，教学能力增强了，成为骨干教师，这对他们一生的发展都有好处。可以说洋思中学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场所，有人说它是好教师的摇篮。

记者：那您不怕老师跳槽？

蔡林森：多数老师还是喜欢这里的。我也尽量给老师实惠，让他们逐步富起来。我对自己要求高，但老师毕竟年轻，家里有小孩，我尽量考虑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都有满足感。这也是群众观点，是学校打品牌不可缺少的。

“我对教育的感情好比宗教信徒”

记者：您的人生哲学是“吃苦是福”，您怎么理解幸福？

蔡林森：我总觉得吃苦是件高兴的事情，觉得自己实现了人生价值。吃苦常常是为了某种目标，所以吃苦时总是充满了希望，有成就感。本来我两年前就该退休，有民办学校要我去当校长，承诺给我50万元年薪，还要给我300万元的股份，但是我当场就回绝了。在这里继续干，不会给我增加工资，但我还是愿意，为什么？我说我就像个栽花的，洋思中学是一盆花，我还愿意侍弄这盆花，每天早晨端出来晒晒太阳、浇浇水，晚上再端回去，每天这样跑来跑去，我觉得是享受。另外，泰兴的市长、教育局长也希望我继续干几年，政府对我这么信任，这是最大的幸福。物质的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因为我生活非常简单，跟学生吃一样的饭，一个月的伙食费200多元就够了，又不去洗澡，又不去跳舞，生活开支很少，生活简单化，活得轻松。

记者：可是让生活丰富多彩些不更好吗？

蔡林森：我每天在学校把精力都用光了，没时间去享受那些，我喜欢在“战场”上享受“战斗”的乐趣。我正在干一件谁也不敢干、谁也不能干的事，我是吃了豹子胆去干。你知道我这个学校是贷款盖的房子，用学生的捐资助学费还了款，克服了许多困难和矛盾，因为我没有从中拿一分钱，所以没有哪个人不相信我。这次我冒的风险更大，我打算在城里建一所分校，已经征了200多亩地。我知道，只要犯一点错误，就会有人找我的麻烦，我就会前功尽弃，但认准的事我就要干，因为这中间没有一点私利，完全是为了事业，所以我敢干。

记者：您都62岁了，付出这么多心血值得吗？

蔡林森：我这是自我加压，逼着自己攀登新的高峰，而且我相信自己能把这个学校建好。等我真退下来，就交给别的同志继续干，我比较超脱，因为我对教育的感情好像宗教信徒。

 

如果换个说法，蔡林森的“倔”可以表述为“顶住压力，敢为人先”，而他的成功，或者说洋思中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便来自他的这种行事风格。

蔡林森乡音浓重，浑身洋溢着乡间泥土的气息，这种气息似乎给声名远扬的洋思经验定下了调子：本土的，创生的。而正是这扎扎实实生长于中国大地上的教改经验，深刻地诠释着富有时代特质的现代教育理念。

蔡林森目光炯炯，一双眼睛似乎能把世事看穿，又似乎童心未泯，对一切都好奇，都想探究……

（选自《中国教育报》2004年11月30日第5版，略有改动，作者王珺为《中国教育报》记者）

第三篇　领者·仁者·勇者·智者

刘金玉

 

知道秦培元，是在1988年，那时我刚刚分配到泰兴的大生初中。因为他出色的英语教学，学校领导常常在会上让我们向邻乡的洋思初中的他学习——年纪虽小，但靠着自己的努力，始终把持着英语教学的领先地位，每一次中考成绩总是比我所在的学校平均至少高上十来分。当时他就是一个神奇人物，英语老师们喜欢谈论这位外校的同行，喜欢研究他亲手出的英语试卷。即便如此，我还是常常觉得这里面有水分，不免透着些吹嘘之嫌，于是就想见见他——我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从想见到真见，却有13年之久。2001年暑期，因为乡镇合并，我便由原先的学校调到了洋思中学做教师，于是乎，顺理成章地与他成了同事。

我这才知道，什么是“名副其实”，什么是“百闻不如一见”——他彻底地征服了我，征服了像我一样对他持有怀疑的人们。

在洋思，我接触到了“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亲历了它成为新课改的一个典型模式而风靡全国的过程，也知道了这一模式最初是从英语学科开始，实施者就是秦培元——这可是鲜为人知的秘密。正是他出色的领跑，才使“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模式在英语学科扎下根；正是英语教学课改的成功，才全面推动了其他学科的顺利跟进，最终使这一模式成为草根式的与时俱进的洋思名片之一。

在相识后，我知道了他是泰兴市最年轻的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当时年仅37岁；知道了获此殊荣的背后是他艰苦的付出与默默无闻的奉献：离家20多里路，每天却是第一个到班，最后一个离校；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特别是热衷于“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课堂教学模式实践与研究，他所带的英语教研组成为全校的王牌，而他所教的英语更是王牌中的王牌；为了让学生形成良好的习惯，他以扫地为例子，积极引导学生比赛——比谁一天不扫地，比谁一个星期不扫地，比谁一个月不扫地，比谁一学期不扫地，却能做到地面干净。在他持之以恒的训练之下，他们班上的学生卫生习惯养成了，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他带的班成了尖子班，学生家长无不以孩子成为他的弟子而自豪。

在相识后，我知道了他的韧性与耐劲。他18岁就做代课老师，没有抱怨，没有自弃，而是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工作来充实地过着每一天。这么多年来，他始终跟着一个人，一个以严格著称的校长，一个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倔老头儿”——蔡林森。一些人因为受不了蔡校长的“严”，一个个离开了、退了，而他没有。他说：“严是一个人成长的基石。”他常用三个词告诫自己，那就是——忍得、耐得、受得。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成长了，成为一个韧性与耐劲很强的人。

……

来到了洋思，对秦校长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更深、更真实的认识却是在与他并肩工作中体会到的。我常常想，不长期相处，是无法真正读懂他这个人、这本书的。

他是一个领者，他这本书里写满了“领”字。

洋思要发展，必须有一个领航者。秦培元当之无愧。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好多老师都买了轿车，一下班就直接奔回家。但秦培元还是一直住在学生宿舍，时刻关注着学生的行为，倾听着学生的声音，引领着学生的发展。

洋思靠着“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实现了腾飞，但如何在新的时期实现二次腾飞，如何在洋思离开蔡林森之后仍能持续发展？这是摆在洋思人面前，特别是秦培元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秦培元没有宣讲，没有下死命令，也没有定下宏伟规划，只是默默地将自己的办公室从轻闲的行政楼搬到繁忙的教学区，只是每天拿着听课笔记走进课堂，亲临一线与教师研讨课堂教学，只是切实开展各种教科研活动，使大家在比较与实践中认识课堂的真谛。在他的默默无闻、润物无声的引领下，全校形成了多元化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模式，使前来学习的外来教师大为惊叹。在此基础上，秦培元进一步总结、概括、完善，提出了洋思教学发展新策略——先学后教，以学定教，以教导学，出版了《洋思——课堂教学新策略》，进一步放大了洋思教学效应。

他是一个仁者，他这本书中写满了“仁”字。

2002年，可能是我不能忍受蔡校长的“严”，更可能是我不能适应新学校的环境，我打了“请调报告”，请求将我调回原校工作，但蔡校长一口否决了。那时我万念俱灰，我想到了离职，想到了出走，甚至想到了拼命，但最终都没有能实施，原因就是他——他来到办公室里，真诚地开导我，讲他的经历，讲人生的发展，讲蔡校长的为人，并设身处地地想，如果离职会如何，如果出走会如何，如果拼命又会如何，我当时还想不太通，但心头之气已经稍解了。晚上，他又来陪我，继续与我交心，在他的循循善诱之下，我醒悟了，终于认清了自己，认清了蔡校长，认清了洋思，重新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就是他，没有任何架子，以一个大哥的身份，使我得到心灵的升华。

2006年暑假，学校几位老师因家庭的缘故，约好前往扬州应聘。秦校长得知此事后，通过多种关系，一一上门做工作，最终让他们放弃了应聘的念头，留在了学校，后来，这几位同志都在学校中表现出色，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他是一个勇者，他这本书里写满了“勇”字。

2006年，在洋思的发展史上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老校长蔡林森光荣退休。寻找洋思的新的掌门人成为泰兴市、泰州市乃至江苏省相关部门领导思考的问题，洋思中学在蔡林森时代可以说是红红火火，那么，蔡林森退休后的洋思如何承继并能继续保持发展呢？领头人自然是最重要的。挑来挑去，只有秦培元同志能担当此重任。

秦培元接此任命后，没有任何豪言壮语，没有任何托辞，没有任何要求，就迅速进入角色，干起来了，尽管有诸多困难，也有多种声音。

四年过去了，洋思怎么样呢？秦培元用无声的语言回答了所有关心洋思的人：2009年教师节前夕，洋思中学获得了沉甸甸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的奖牌；2009年12月3日，洋思中学作为唯一一所学校代表在全省教育系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上作经验介绍；2010年3月10日，《中国教育报》以“洋思：安然步入‘后蔡林森时代’”为题，整版全面报道了洋思经验。

他是一个智者，他这本书里写满了“智”字。

秦培元接任校长后，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很多，但都被一一化解。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债务问题。新校落成，固然可喜可贺，但1.2亿元的债务却成为秦培元难以摆脱的阴影。他尽管心里焦急，但表面上还是镇定自若，采取“两手抓，两手都硬”的方法处理，一手抓开源，一手抓节流。开源从置换老校区开始，在政府的协调下，终于以3000万元将老校区转掉；他想尽各种方法，开辟了学校宾馆，进一步加大学校开放的程度。节流从节约每一张纸开始，出台了《节流八项规定》，至今，已化解外债1.2亿元。在秦校长的努力下，洋思终于度过了经济上的困难期。

为了切实减轻学生的负担，江苏省教育厅出台了“规范办学五严规定”。很多人以为五严规定是洋思跨不过的坎儿，因为洋思是全寄宿制学校，洋思家长的期望大。但秦校长针对规定，一一比照，快刀斩乱麻，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取消了中午辅导，二是双休日回家，三是作业校本化，解决了问题，教师、家长、社会都为之称道。

发放绩效工资是激发教师积极工作的重要手段，如何考核，在不少学校颇有些刀光剑影的味道，正在大家为洋思暗暗捏一把汗的时候，秦培元先后分期分批地召集中层领导、备课组长、一线教师等各类人员开座谈会，形成初步方案，由各年级组织讨论、修改、补充，再由教代会、全体教师审议，在2009年的整个绩效工资发放过程中，竟然没有一点杂音，就连市局的有关领导都有些诧异。

转眼，我在洋思工作已10年，与秦培元同志相处也已经10年。10年里，见到的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秦培元。在我的心中，他就是一个领者、仁者、勇者、智者——洋思中学没有他的引领肯定照样发展，但有了他的引领会更加熠熠生辉。

秦培元，他是一本厚重的大书，一本写满了“领”、“仁”、“勇”、“智”等字的大书，一本值得深读、深悟、深品、深思的大书。

（选自《江苏教育研究》2010年第5期，略有改动，作者刘金玉为本书作者）

第四篇　秦培元的“行走力”与“静坐功”

刘金玉

 

本期（《江苏教育》2010年第10期）封面人物是秦培元，他是一个“行走力”与“静坐功”合于一身的硬汉子。

是的，凡是与秦培元有过接触的人，无论时间是长还是短，都可以深切感受到他的“行走力”与“静坐功”。

他就是靠“行走力”和“静坐功”在洋思走过了28年，由代课教师到全国优秀教师，再到洋思的“掌门人”。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更何况洋思中学在老校长的带领下，已是全国闻名，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典型校”、“中国基础教育界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面旗帜”。显然，担当这样一所“中国名校”的新“掌门人”极为困难，稳住已是不易，发展更是困难。

三年半时间过去了，洋思依然“全国风光”，依旧“地位显赫”；不仅如此，现在，洋思之园更和谐，洋思之人更幸福，洋思之路更宽广，洋思之声更响亮。2009年教师节前夕，洋思捧回了建校以来的最高荣誉奖牌——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2009年12月3日，洋思作为江苏省唯一一所典型校在全省第三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得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新力的高度肯定；至2010年3月1日，洋思中学已经偿还2005年建校债务1.2亿元；2010年3月10日，《中国教育报》以“洋思：安然步入‘后蔡林森时代’”为题整版报道了新的洋思……这一切成果的取得，都是新掌门人秦培元科学引领的结果，是他“行走力”与“静做功”和谐作用的结果。

校长，无一没有办公室，秦培元也不例外。但他的办公室，不在综合楼，而在教学区，不宽大、敞亮、豪华，只是一间位于教学区中心位置的狭窄而简单的小屋。秦培元说，工作不是坐办公室，工作是“行走”，办公室的搬迁，可以使“行走”距离更短、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可以使自己更快地走进教室，走进学生，走进教师，迅速地发现问题，及时地解决问题，“行走”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是的，秦培元每天仅到办公室小憩片刻，接着就马不停蹄地“行走”，他每天上午、下午至少到65个班级“巡游”一次，带上相机，带着笔记，到学生餐厅每天至少两次，将“行走”中的“发现”及时拍摄、记录，作为工作中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他不停地“行走”在校园里，也不停地“行走”于全国各地。洋思，作为新课改的典型，为许多地区和学校所学习。秦培元没有保守，而是克服重重困难，不知放弃了多少个双休日、多少个寒暑假，应全国各地邀请，毅然“行走”，既满足了要求、加强了交流，更传播了洋思、发展了洋思。

秦培元不仅是身体的“行走者”，更是思想的“行走者”。洋思，已然全国闻名，但如何继续发展，如何继续引领，如何“二次跨越”，是始终萦绕于秦培元心头的方向性的大问题。为此，他带着问题“行走”，在“行走”中形成思想，在“行走”中升华思想。

2006年，接任校长的他在第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就提出了“所有领导干部必须把课堂作为学生发展、学校发展的核心阵地，必须上好课、听好课、评好课”的要求，并在《洋思中学听课记录》的扉页上写下了《有言在先》。

学校发展靠教师，教师发展靠培养。从2007年开始，秦培元一方面积极实施有效的校本培训，持之以恒地进行“洋思课改模式与素质教育”课题研究；另一方面加大投入，借助外力，请中国教育学会专家对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教师队伍进行专业化培训与培养。

2008年，江苏省“规范办学五严规定”一出台，秦培元就立即针对学校实际，着力思考如何执行“五严规定”，给全省中小学示好范、引好路。

2009年，为了充分发挥教师绩效工资的作用，切实把好事办好，秦培元没有等、靠、要，而是率先积极思考，如何从本校出发，从调动所有教师积极性出发，使过程考核与终结考核紧密结合，让绩效工资的改革富有实效。

光有“行走力”没有“静坐功”，就如同五彩的肥皂泡，只有一种可看的外表却无实用、实在、实际的内涵，最终只能炸裂，是不可能真正取得任何成效的。

秦培元深谙其理，他没有搞形式，没有搞表演，没有联翩的“浮想”，而是既在“行走”又在“静坐”，以“行走”引领“静坐”，以实实在在的“静坐”、“静做”和“劲做”实现“行走”的目标与理想。

走进秦校长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秦校长办公桌上一沓沓的听课笔记，这是他每天“静坐”于教室的成果，秦校长在《有言在先》中提出的领导干部每天至少听三节课，他做到了，不仅自己从中获益匪浅，而且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洋思——课堂教学新策略》是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的一本介绍洋思三年来课堂教学改革的新思想、新方略的专著，这是秦培元同志带领广大教师在新的环境下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的研究成果，这是秦培元放弃无数个休息日、应酬，晚上“静坐”、紧张撰写的结果。

2010年元月，泰兴市教育局公布了2009年各初中一把手校长绩效考核结果，秦培元荣登榜首，获得第一名，这是秦培元“静坐”成果的又一见证。

《江苏教育》2008年3月独家策划的《洋思进城》第三部分“同行观点”中宜兴市实验中学王俊从关心洋思、发展洋思、提升洋思的层面，提出了“洋思进城必须回答好三个问题”：一是“后蔡林森时代”的洋思需要什么样的领航人，二是发挥洋思的品牌效应出路在哪里，三是洋思如何应对新的教学环境。这三个问题可谓现实而及时、尖锐而深刻、真切而深情。如今，距离《洋思进城》发表已经整整两年，应该说，洋思向王俊校长、向所有关心洋思成长的人们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这份答卷的主笔就是秦培元，它是秦培元的“行走力”和“静坐功”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这份答卷还远未结束，或许还只是引子，或许还只是开首，或许还只是起承。

《既要仰望天空，又要脚踏实地》是秦培元应《泰兴教研》之约写的一篇“开首语”。在文章中他提出，一个教师应该树立当教育家的远大理想，对教育教学工作充满激情，实实在在过好每一天，扎扎实实做好每件事，既仰望教育的天空，又努力实践之，就可以使生命富有意义，实现人生的价值，得到人们的尊重与热爱。

秦培元的“仰望天空”不就是“行走力”吗？“脚踏实地”不就是“静坐功”吗？

思想的前瞻与行动的扎实，成就了秦培元，成就了今天的洋思中学。

洋思未来会怎样？很多人都在关注。封面人物秦培元自信而睿智的眼神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他的“行走力”和“静坐功”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选自《江苏教育》2010年第10期，略有改动，作者刘金玉为本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