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流动和教育制度

［英］拉尔夫·H·特纳

（Ralph H. Turner）

编者按：本文就英、美两国教育制度的某些差异与两种升迁性社会流动（赞助性流动和竞争性流动）的规范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个框架，而着重讨论的则是升迁性社会流动如何影响教育制度的形成。他的论述被不少学者所引用，或予修正。

本文仅就英美教育制度的某些差异与两种升迁性流动的普遍规范之间存在的联系提出一个框架。不少人已经注意到教育制度具有一种支持普遍性分层体制的趋势，而本文讨论的重点，则主要是升迁性流动这一公认的模式如何影响那些实行社会控制的价值观，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形成学校制度的。

本文描述了两种理想的升迁性流动的规范模式，揭示了在分层与社会控制的一般模式中出现的衍生物。这些理想模式，除了表明英美学校教育的众多差异中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之外，还具有本文发掘的更深广的含义，因为这些理想模式向人们表明了分层的一个重要方面，能被有效地综合于各种社会阶级的研究之中，并能很容易地运用于对其他各国作深入的比较研究。

许多调查研究者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国际性的升迁流动率⁽¹⁾，以及对学校制度促进或阻碍这类流动的方式⁽²⁾表示关注。然而，一味地注意流动的程度已经妨碍了我们以同样的精力去关注流动的主要模式。构成本文的中心假设是，在一个形式上开放并提供大众教育的阶级制度中，那种限定升迁性流动公认模式的民间组织规范，乃是形成学校教育的关键因素，而且也许比升迁性流动程度这一问题更为重要。在英、美，民间组织规范的表现形式迥然不同。在这里我们分别把它们称之为赞助性流动与竞争性流动。竞争性流动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英才地位是一种依据某些公平原则在公平竞争中获得的奖品。竞争者在可运用的策略方面享有广泛的自由。由于成功的向上流动所获得的“奖品”不是由某个公认的英才赐予，所以这位英才就无权决定谁将得到、谁将得不到“奖品”。在赞助性流动中，英才的新成员由公认的英才或其代理人挑选，英才地位是依据某些假定的德行标准而授予，它不可能靠努力或策略来获得。向上流动就像加入一个私人俱乐部，每个候选人须经一个或多个成员的保荐。全体成员最终准予或否决其向上流动，则依据他们对候选人是否具备他们希望在同伴身上看到的那些品质而作出的判断。

在对这种差异作详细阐述之前，值得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这些流动制度是为澄清明显相似的英、美分层制与教育制度中的一些令人瞩目的差异而设计的理想类型。但是作为组织规范，这些原则被认为至少潜在地表现在人们的思想之中，并指导他们对许多特殊的事情作出合适的判断。这种组织规范既非与其存在的社会的客观特征完全一致，又非与它们毫无联系。社会中的人在与社会经济条件和意识形态的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对事件发生的方式形成一个高度简约化的概念。这种“自然”的概念转变为一种规范——“自然”之物成为“应该”之物——最终对社会的有关方面强加一种趋于恒常的压力。这样，这一规范又对与之有关的客观条件产生反作用，并对社会的有关特征产生直接和间接的衍生性影响。⁽³⁾

简而言之，理想型组织规范的概念包括以下前提：（1）既然这些理想类型是规范制度，它们就不可能是实践中的充分例证，而且人们也不可能设计出符合各种实际要求的规范制度；（2）主导规范通常与那些由潜在社会结构的变化、矛盾而萌发的从属规范相抗争；（3）虽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组织规范仍在特定的价值判断中有所反映，这些判断不论其表述的逻辑如何，仍被有关的人认为听起来令人信服，或者说看来不需对它们作深入的论证，而且它们可能被人们认为是对普遍性民间规范的反映；（4）社会的某一部门的主导规范与其他部门的主导规范有功能上的联系。

与此篇论文论及范围有关的最后两个限定是：第一，本文涉及升迁性组织规范影响学校制度这一事实，因为后者的功能之一是促进流动。既然这仅仅是学校诸多社会功能中的一个，而且它不是考察中的这两个社会的最重要的功能，故而这里只可能对形成英美学校制度异同点的全部作用力作部分阐述。唯有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流动功能发挥的差异性被着重阐述。第二，此篇论文涉及的是这两国在这一方面的目前动态，而不涉及它们的历史发展。

竞争性流动就像一场众人角逐几个公认的奖品的体育竞赛一般。只有所有的角逐者完全平等地进行竞争，才能断定竞争是公平的。胜利唯有通过个人的努力才能获得。最满意的结局不一定是最有能力者的胜利，而是最有功者的胜利。跑赢了兔子的乌龟就是功勋运动员的民间典范。冒险、创新、坚韧与机智若能使开始处于劣势下的人获胜，那就是值得赞扬的品质。若有助于弱小者或落后者取胜，甚至连巧妙地利用规则也受人钦佩。运用于流动，竞争规范意味着一位智力中等的人通过运用常识、机智、进取、胆识、成功的冒险而取胜，要比一位智力非凡者或受过最良好的教育的人取胜更令人赞赏。⁽⁴⁾

相反，赞助性流动拒绝采用竞争模式，而青睐于受控制的筛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英才或其代理人选拔那些具有合适品质的个人，并授予英才身份。个人不能靠成功或获取从而得到英才身份，因此这种流动更是一种赞助式的接纳为英才的过程。

帕累托（Pareto）曾为这种流动模式担忧。他认为，只要纳新者采取英才的态度、具有英才的志趣而改变了自身的品格，以此作为对付的手段，统治阶级也许会把一些对本阶级有潜在危险的个人接纳为英才。⁽⁵⁾尽管对统治阶级的威胁极少是选拔英才新成员的主要标准，但帕累托认为公认的英才往往选择他们希望的人选加入他们的行列，并在纳新者中灌输这位英才的态度与志趣。

竞争性流动的主要目标是授予获胜者以英才身份，而赞助性流动的目标则是通过使人各得其所来最佳地利用社会中的天才人物。在不同的社会中，竞争拼搏的条件也许会奖赏完全不同的品质。而赞助性流动也许会依据诸如智力、显性能力等多种品质进行人才的选拔，但这两种流动的差别性则基本上相似。⁽⁶⁾

在竞争制中，社会详尽地确定和解释了英才身份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希望他的身份被认可，他必须显示出能说明他与周围人同属一个阶级的某些凭证。由于这些凭证是向大众显示的，所以它们必须具有高度的可见性，而且无需特殊的技能便可评定。就这一点来说，物质财富与声誉都是完全合适的凭证，任何生产有形产品并能轻易地被未经训练者评定的特殊技能，都属于这类凭证。赞助性流动的性质简化了这些程序，而把对英才的认同直接归因于某些凭证。因此，理想的凭证是那些需要某位英才的受过训练的甄别才能得到认可的特殊技能。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唯有受过这类训练者才能赏识的智力、文学与艺术上的卓越才能才是最合适的凭证。强调了这类技能，就减少了无此技能者凭借大众对其资格的评定在索取英才身份的权力方面得以成功的可能性。

在体育竞赛中，在众目睽睽之下跑完全程的落后选手会得到特别的赞赏，并制订出许多规则以确保比赛按常规进行完毕才宣布结束。竞争性流动吸取了这些规定，即不准许作出非成熟判断，不为赛跑中任何时候的领先者提供特殊优惠。而在赞助性流动中，极早地选拔出必要的人员以填补预期的英才空额则是可取的。早期选拔为纳新者获取英才身份的准备赢得了时间。对于能力倾向、遗传潜能和非凡天赋，可以运用从占卜到最复杂的心理测验的技术，在生命的很早时期予以测定，而且被试者在选拔时越是没有经验，他们的才能被区别教育或测验中取胜的图谋所玷污的可能性就越小。既然英才最早对纳新者进行培训，因此他们感兴趣的更是后者的能力，而不是后者与他们在一起时独立完成了什么。他们关心的是，任何其他人不可首先获得以错误的方式训练纳新者天赋的机会。竞争性流动往往把最终奖品的颁发推迟到一场公平竞赛的结束，而赞助性流动则往往把纳新的时间尽量提前至生命的早期，以便确保对选拔与训练的控制。

赞助性流动很容易在只有一位英才或一个公认的英才统治集团的社会中获得发展。当存在多个英才相互竞争时，流动过程则倾向于采取竞争模式，因为没有一个群体能对纳新实行控制。赞助性流动更进一步地依赖于培植英才凭证的占垄断地位的社会结构。缺乏这种垄断，社会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对纳新过程的赞助与控制。凭证的垄断最终又成为盘根错节的传统贵族社会的特产（这个社会把凭证当作本质上从属于垄断的门第与头衔），成为允许集中控制升迁性社会流动、以大型科层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的特产。

英国社会一直被人们描述为两种分层制——都市工业阶级制与遗存贵族制——并存的社会。尽管赞助性流动模式反映了贵族制的逻辑，但我们认为这种模式已渗透到大众的思想之中，而不仅仅与工业分层的必然结果共存。输入于既定文化的各种模式，由于需要被同化，故而往往要重新形成以达到与既定文化的趋同。这样与工业化相联系的分层中的变迁，也许会导致流动的速率、特殊手段与规则的变更交替，而这些变迁则已被仅受较少挑战的赞助性流动组织规范所左右。

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效忠于它的社会制度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部分是通过规范与价值观得以实现的，其中仅有为数不多的规范与价值观随阶级地位而发生变化。在一个特定阶级内非常流行的规范与价值观必定指导其行为，使之支持整个制度，而上层阶层的规范与价值观必定支持一般阶级的分化。升迁性流动发生的方式，部分地决定了为每个阶级和整个社会的社会控制这一明确目的服务的规范与价值观的种类。

最显而易见的控制问题是，确保处于劣势的阶级忠诚于一个使该阶级成员获得的社会产品少于相应比额的制度。在竞争性流动制中，这一点是通过职业前途定向、志向规范及一般人对英才的友好感三者的结合而实现的。每个人都受到鼓励去竞争英才地位，结果在为这种可能性作准备的过程中培养了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与传统态度。根本的一点是，只要把对获取英才身份的最终而又无可挽救的失败延迟到态度牢固形成后才被意识到，这种职业前途定向就会保持活力。通过想象自己辉煌的未来，渴望成为英才的人对英才形成了牢固的认同，而且英才仅是一些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的某些证据不但有助于强化这一认同，还会使他们始终不渝地相信他本人也许有朝一日会以同样的方式取胜。然而为了防备处境不利的大多数人的反抗，竞争制必须避免规定流动与非流动的绝对选拔细目，必须把个体对形势实情的清楚认识推迟到他完全献身于这个制度以致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之时。当然，未来定向的思想不可能成功地灌输给下等阶层的全体成员，然而，志向规范充分地内化则往往把无志者视为越轨者，并能防止后者组成对既定制度构成集体威胁的真正亚文化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控制系统运转较有成效的地方，有组织的或群伙的越轨行为很可能采取攻击习俗或道德秩序的形式，而不是攻击阶级制度本身。因而美国会存在抛弃志向、抛弃最普遍价值观的“垮了的一代”⁽⁷⁾的成员，还存在试图逃避习俗方式强加限制的少年犯与犯罪团伙⁽⁸⁾，却很少有积极的革命者。

由于英才新成员的选拔来自于上层，所以这种社会控制不适应于赞助制。对这一制度构成主要威胁的，也许是有一个其成员自身追逐英才地位的强大群体。要在这种制度中维护控制，只有靠训练“群众”。使之自认为对管理社会比较无能，靠限制对英才的技能与生活方式的谋取，靠培养对英才卓越才能的信任。因此英才新成员的选拔进行得越早，就更快地教会其他人接受自己的“低劣”，从而制定出“现实”而不是幻想的计划。早期选拔扼杀了许多人的希望，不然他们有可能成为对某位公认英才至高权力提出挑战的某一阶级的心怀不满的领导者。假如大众与英才之间的能力差异没有大到能有力地证实双方自然生长的差异⁽⁹⁾，那么，通过挫败大众获取英才技能的勇气来人为地扩大这种差异，从而散布对英才的神秘感，就是使大众误认为存在着比实际大得多的能力差异的常用手段。

尽管英才不可能拒弃一个对其有利的制度，但他们仍会受到种种限制，以防止他们利用各自的有利形势危害全体英才。在赞助制中，早期选拔的、免遭竞争拼搏之劳苦的且被置于严密管辖之下的英才新成员，可能在英才文化中受到彻底的洗礼。他们可能接受各种教诲：养成对低劣者实行家长式统治的规范，具备对英才同伴及纳新者的卓越见解的高度敏感性，学会欣赏形式更复杂的审美、文学、心智及体育活动。由于英才新成员不需要凭借竞争去谋取地位，而英才又可以不把显赫的地位授予那些运用“不体面”的手段力争地位的人，所以礼貌与利他主义的规范就轻而易举地沿袭下来。赞助制为英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无缺的环境，这种文化的特点是向“低劣者”负责，为生活的“较好事物”的保存承担责任。

由于不存在受控制的纳新与学徒制，在竞争制下要对英才实行控制便困难得多。控制主要通过英才地位的非稳固性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存在“最后的到来者”，每个人都可能在一生中被后来者所替代。上层对高地位的限制阻碍了阶级体制的明显分化，结果成功本身也是相对的：每一次成功（不是一次终结）都是为了获得下一次较高级竞争的资格。对高地位者行为的约束，主要是为了便于竞争者不受“合伙攻击”，不必经常戒备大众强加的惩罚。因为对个人借以谋取英才凭证的手段缺乏可信赖的检验程序，所以任何特殊的家长式统治规范都难以建立。尽管大众的尊敬是对付过分以位谋利行径的有效扼制，但它给予伦理与利他行为的审慎奖赏比起对大众表示的同情所给予的奖赏要少得多。

在两种制度中，出于不同的理由，无耻之徒或声名狼藉之辈也许会成为依旧是英才集团的成员。在竞争性流动中，大众对新来的成功者玩弄的少许花招的宽容以及他不必受年长英才的密切审视这一事实，都为无耻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可乘之隙。在赞助性流动中，无发展前途的纳新者从不利的一面反映了其赞助者的判断，从而对英才全知全能的神秘构成了威胁，所以他仍有可能获得宽容，而且其他人也许会“掩盖”他的缺陷以保护英才的对外统一战线。

任何社会的某些普遍价值观与规范，都反映了大众对英才价值观的模仿。在赞助性流动中，对古典主题的保护态度与兴趣大量地渗透于群众之中。在竞争性流动中，则不存在完全可仿效的道德、审美与智力上的价值观。结果，英才的显著特征是高水平的物质消费，仿效本身也遵循这一路线。而对于那些无兴趣于促进优秀文学艺术发展的英才，或对于继续保持其出身阶级的庸俗生活方式与语言模式的英才，既不给予有效的激励，又不给予惩罚。与英才相比，大众有更多的权力对人们接受或拒绝任何特殊的英才文化实行奖赏或惩罚。在英国，口音及语法的精通对获得高地位是至关重要的，这与美国的英才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夹着土音、语法上谬误百出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即是这种差异的显著例证。在竞争制下，阶级的等第并不能证实审美、文学与智力活动的质量，唯有对此十分精通的专家才能分辨鱼目与珍珠。除非那些声称自己在此方面有非凡造诣的人为了得到认可而迫不得已向某位英才出示一些凭证，否则低质量者与高质量者通常会获得同样的荣誉，阶级威望并不为维护一个有效的高质量规范服务。

这并非指在“竞争”社会中没有为保护与促进高标准的艺术、音乐、文学、智力的追求而献身的群体，而是意味着这种标准缺乏在赞助性流动盛行时通常可见的那种阶级制度的支持。在加利福尼亚，官方的欢迎委员会挑选专唱伤感恋歌的女歌手接待来访的国王与皇后，反之，挑选“康康”舞舞女接待赫鲁晓夫，这本身就说明美国的英才是如何看待崇高的威望与大众趣味的结合的。

回到理想组织规范的概念形成上，我们的假设是，升迁性流动这一规范在社会中的广泛流行会对教育制度释放出一种恒常的张力，迫使教育制度与升迁性流动这一规范一致。这种张力以两种形式运行：一种是直接的，使人们在抉择上陷入盲目性，并扭曲他们对继续教育的成败之秘诀所作出的判断；第二种是间接的，即通过学校制度与阶级结构、社会控制及本论文未涉及的其他社会结构特征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而施加影响。

英、美两国对赞助性和竞争性流动的规范有截然不同的取舍，这可以部分地说明英美中等学校中为何存在着不同的学生选拔政策。虽然美国的中学生选修的课程各异，能进专门学校的学生为数不多，但有一种主要的教育观念阻碍了优等生与差生产生明显的社会分离，并使转学渠道尽可能地敞开。最近，人们对于这一妨碍优等生发展的观点进行的批评却受到一种坚持这些学生不应脱离学生生活主流的观念的限制。⁽¹⁰⁾这种脱离不仅冒犯了潜伏于竞争规范中的公平意识，而且还会引起一种恐慌，害怕英才和未来的英才会对大众丧失友情。然而，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学校教育代表了一种机会，对机会的利用则主要依赖学生本身的独创与进取精神。

本世纪，英国的制度经历了一系列放宽限制的改革，然而所有的改革都没有离开这样一种企图，即在教学方案中规定早期遴选有前途的学生，把他们从其他学生中分离出来，施以适合成年后获取显赫地位的特殊训练。在《1944年教育法》的指导下，英国采用一套公认的“十一岁儿童”中学入学考试⁽¹¹⁾，辅以学校成绩报告单与个别交谈，作为不同程度的补充参考，每年选拔少数学生进入文法学校，剩下的学生进入现代中学或技校，这类学校的升学机会，或者为获得比较荣耀的职业的训练机会都很少。文法学校依据可比性标准，提供高质量的学院预科课程。当然，这种体制是赞助逻辑的具体化，因为它早期挑选出注定要获得中产阶级和较高地位的人，施予每个群体专业化训练，以便使他们为获得注定的阶级地位作准备。这种教学计划大大地促进了流动。最近的研究表明：当选拔与智力测验相结合时，人们对体力劳动家庭出身的子女进入文法学校的偏见之少令人吃惊。⁽¹²⁾经过充分的比较研究，完全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英国，学生成就与被测量的智力之间的相关性比美国高，而学业成就与家庭背景的相关性比美国小。尽管在这种制度下会更有效地选拔优等生并授以流动机会，但对于那些不是依据独创与进取加以“分等”而选拔的学生来说，则可能会遇到较大的阻力。

这两种制度产生的明显不同的结果，是与两种流动规范下的社会控制模式相一致的，这种现象可在英美两国学生的志向研究中得到说明。美国的研究者们一致指出，中学生报告的普遍职业意向水平相对于职业机会的实际分布来说是十分不切实际的。英国的比较研究表明，该国中学生的“幻想”型职业意向要少得多，还特别指出没有被选拔参加“十一岁儿童”中学入学考试的学生，其职业意向水平有所下降。⁽¹³⁾赞助制的副产品之一是产生如下事实：至少对某些出生于父母无法供养他们上私立学校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来说，一旦依据这一选拔程序被分配到现代中学，就会罹患严重的个人顺应障碍。⁽¹⁴⁾

于早年便对学生进行分流的英国文法学校和现代中学，同美国的综合中学、初级学院之间存在的众所周知的差异，就是对讨论中的两种流动模式的特征最清楚不过的应用。但是，组织规范对学校制度的渗透远比最初的表面影响要深。作者对于两国直接与规范地运用这些原则而作的颇有说服力的观察，显然证实了他的如下看法：每个国家的教育程式的主要批评家通常不能超越他们各国的流动规范的逻辑。因而英国辩称选拔人材的最好方法是依据能力，并不提出英才地位应向任何能够攀取的人敞开。虽然美国恐惧“卫星上天”而仓皇采用了赞助性流动制的建议，但学校批评家长关心的问题仍然不能充分激励学生的动机。关于动机偏见，似乎是人们应该通过个人进取在社会中赢得终身职业的这一民间观念在智力上的运用。

这种张力的功能性运行迫使教育制度与升迁性流动的组织规范一致，这一点可从这两国的学校制度的几个特点中得到说明。首先，在这两种规范中，教育被赋予的价值是不同的。在赞助性流动中，学校教育是以培养英才文化而获得其价值的。那些直接指向这一培养目标的各种形式的学校教育比其他教育的价值更高。由于难以对非英才教育的正确性作出明确的证实，所以这种教育往往流于形式而敷衍塞责，并把大量的教育资源集中于“可能从中谋取最大利益的那些人”身上，事实上这是指可能学习英才文化的那些人。英国现代中学通常面临的困难是资金供给不足，师生比率较高、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师较少，与文法学校相比一般都缺乏信誉。⁽¹⁵⁾在美国的竞争性流动中，教育作为进取的手段而受到重视，而教育内容本身则不被高度重视。整整一个世纪之前，托克奎维尔（Tocqueville）就指出美国缺乏一个“荣耀地占有智力劳动”的世袭阶级的现象。他认为，其结果是“人类知识的中等标准在美国根深蒂固。”⁽¹⁶⁾而且人们对受教育者在没有真正赢得地位的情况下仍会不断进取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尽管近来对美国学校的标准不严的现象有不少批评，但据1958年4月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校长比家长更可能提出这种批评，这一结论与一般流动模式相符。虽然90％的校长认为“……我们当今的学校要求学生完成的作业太少”，但只有51％的家长持同样的看法，而33％的家长说作业量正好，6％的家长说学校要求学生完成的作业太多。⁽¹⁷⁾

其次，为竞争作准备的逻辑在美国学校盛行，它强调让每个赛跑者参加决赛。在中小学，人们通常的假设是，学习优胜者不要特殊照顾，而成绩较差者则需要帮助，以便确保他们在竞争中不被淘汰，并有可能在最后的鏖战中决一雌雄。如不久前，1958年12月在全国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证实了这种态度并不因国际形势而发生根本改变。当询问教师是否应为聪明的学生付出更多的时间时，26％的回答者答“是”，而67％则回答“不”。当问题针对“迟钝儿童”时，86％回答“是”，仅有9％回答“不”。⁽¹⁸⁾

在西部各州，社区学院为许多学生提供了有资格上大学的“第二次机会”，所有的州立大学都对低于标准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作出某些明文规定。

大学本身的管理也像一场真正的竞争，各种标准也是从竞争的意义上制订的。学生不得不于每学期参加一系列的选拔赛，只有少数人学者可获得毕业这一奖品。这一模式，与一旦进入大学选拔就被认为相对结束，而且学生无论在一年级或其他年级均常可免遭考试之苦的英国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我们没有对任何一国的大学毕业率作精确的估算，但某些数据却已说明这种显著性差异。据报道，1957～1958年期间，美国高等院校的学士及一级专业学位获得者占4年前秋季第一次学位学分注册数的比率是：男生为0.610，女生为0.488，⁽¹⁹⁾已公布的39％与51％的流生率还可能被低估了，因为从两年制初级学院来的转学生中有许多获得学位者并未包括在第一次注册人数中。据英国的一项对个别学生的职业研究报告称，1948～1951年期间，英国的伦敦大学学院几乎有82％的在校生于毕业时获得学位。而几年前在利物浦大学的一项同样研究提供的比较数据几乎达87％。⁽²⁰⁾由此可见，竞争性流动的目标是尽量多地培养为英才身份所必需的技能，以便提供每个人竭尽全力续继竞争的机会，而赞助性流动的目标则仅仅向被认为有可能获得英才地位的人灌输英才文化，以防止增长一大批对社会有威胁的，有英才的技能但无英才地位的“愤怒的年轻人”。

再次，流动制对教育内容的影响非常之大。在赞助性流动中，引导学生接受英才文化是与注重借以形成阶级内部的忠诚、英才情趣及生活方式这类规范的学校团体精神相吻合的。建筑在完全以智力或审美为中心但没有“实际”价值领域的高度专业化学习之上的正规教育，同样为英才文化的目的服务。在美国的竞争性流动中，尽管频繁地对“通才教育”进行能力认可，但学校教育是以其实际效益来评定的。除了初等教育之外，学校教育主要倾向于职业教育。因此，与其说教育是传授其本身的精华，倒不如说是传授那些被认为在竞争真正的生活奖品中所必备的技能，特别是职业技能。

这些悬殊的差别在两国对待在校大学生受聘的不同态度上有所反映。与英国学生相比，更多的美国学生在业余时间受聘，而且领取生活补助与生活费的人数较少。在美国，最慷慨的州补助方案（除了用于退伍军人和其他特殊群体外）通常只包括学费与事业费。而在英国，助学金的设置包括全部的生活费用，兼顾到家长的支付能力。⁽²¹⁾在赞助性流动中，有报酬地受聘并不对成人资格的学徒或测验功能发生作用，而仅仅被看作妨碍了学生从学校教育中获得全部的利益。L·J·帕里（L. J. Parry）谈到这种普遍反对学生受聘的意见，并断言英国大学当局几乎一致认为“……如果一个人由于经济原因而必须做工，那么他在一年中花费在这项劳动上的时间不得超过4周。”⁽²²⁾

在竞争性流动中，学业成功并不被看作是对实际能力的充分检验，它必须被实践领域的考察所补充。所以在教诲性民间故事中，一位专业工程师还需证明自己又是一名高级技师，商业巨头同时要证明自己是一位熟练的柜台营业员。有进取心的学生以“靠做工完成学业”的方式，“挣得”了最有意义的教育，接触了现实世界，获得了步入职业生涯的学徒训练。学生们常常被激励于寻找业余工作，即使资金不缺乏也是如此。在某种场合，学校把有报酬的受聘计入毕业的一个必要条件。正如一位观察家对典型的美国观点所作的描述：一位愿意在业余时间做工的学生是一笔比“同样聪明但从别人那里获得全部资助的学生‘更精明的赌注’”。⁽²³⁾

最后，“社会顺应”训练是竞争性流动制度所特有的。当人们认识到顺应训练的目的也许是使学生对于应付某些情况有所准备时，强调这一训练的理由就更明确了，这些情况是指不存在交往规则（或规则未知），但别人的意见又不能忽视的情景。在赞助性流动中，英才的新成员被接纳进一个有一致的规则并以此在社会上取胜的同质阶层。在竞争性流动中，渴望成为英才的人必须与某个公认的英才、与遵循不同规则的人民大众加强联系，而英才本身并非具备足够的同质性以致形成一致的交往规则。此外，在竞争中，规则可能随竞争者的背景而变化，结果每个竞争者都必须成功地应付那些以略有不同的规则进行竞争的人们。因此，顺应训练日益被看成是学校制度传授的重要技能之一。⁽²⁴⁾《幸福》月刊1945年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对这种训练的注重已得到了民众真正的支持。这次测验要求一个全国性成人样本选择一或两件其子女要在大学中学到的非常重要的技能。选择“与人相处和理解人的能力”的人数占87％强，而且选择这种能力作为在大学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技能的人数通常名列第二。⁽²⁵⁾从这一点来看，英国的教育可能为参与一个有秩序和受控制的世界提供了较充分的准备，而美国教育为学生进入一个较混乱的情景提供了较充分的准备。“美国佬”素负盛名的务实能力似乎指的就是这种能力。

至此，讨论一直集中于两国税收资助的学校制度上，但是，私立中学所处的不同地位、所受的不同重视程度还可以与赞助性流动和竞争性流动的特征相联系。既然两国的私立中学是传递上等家庭地位标记的主要工具，那么谈论它的流动功能就离题太远了。在竞争性流动中，私立学校被认为极少（或根本不）具备流动功能。相反，如果它要在赞助制中产生流动，那么以英才子女为主的私立学校倒是有可能成为借以诱导一些出身低微的候选者取得英才身份的理想手段的。私立学校实行奖学金计划便可以于早期选拔出一批出身卑微而有前途的人充当英才的后备军。事实上，英国的“公学”已经把确保少数出生于下层阶级的子女每年升入公学的规定纳入学校章程。在英国，把子女送进“公学”甚至名望略逊一筹的私立学校被认为是一件举足轻重的事情，在美国这类事情则鲜为人知。在英国，如果儿童不能得到奖学金，家长常常会作出最大的经济牺牲以支付这种特权教育的费用。⁽²⁶⁾

任何一国的私立中学对流动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还难以定论。相对于税收资助中学而言，美国的社会流动研究常常忽略私立中学的就学信息。而英国的研究表明：“公学”的就学优势通常不能区别这方面的流动者与非流动者。但在19世纪期间，英国工业制造阶级的暴发户们曾利用“公学”使其子女获得了绝对的英才身份。⁽²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经营形成的工业制造阶级大量地引进了对赞助制产生威胁与毁灭性影响的竞争性流动。然而，以这种形式利用“公学”，他们就屈从于传统制度的合法性——即含蓄地承认升迁性流动若没有赞助式的纳新乃是不完善的。丹尼斯·布罗根在19世纪把“公学”的任务说成是一项“英国新旧社会秩序结为伉俪的工作”。⁽²⁸⁾

至于就流动而把税收资助的文法学校与“公学”作比较，则是饶有趣味的。在一些重要方面，前者一直仿效后者，采用其流动观，使之成为它们自身的全部功能的最主要的部分。文法学校通常是阶级体制中所有中产阶级的赞助性流动的工具，因为它以仍然作为赞助式英才流动机构的“公学”模式为榜样。

在此，就赞助性的与竞争性的升迁性流动对人格发展的假设性影响作一区分的重要性予以扼要地阐明。至今，不仅关于“流动人格”的许多方面还未被人们认识，而且在流动经历中涉及人格的许多特殊重要方面也无人知晓。⁽²⁹⁾然而，当今人们对于这一经验最普遍注重的是以下三个方面：（一）在比他人更艰苦的条件下，追求比别人高的地位中所承受的压力与紧张；（二）为了更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而背弃低阶层朋友的这一必然结果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三）面对具有某些变异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的各阶级间的流动，个人苦心设计的理想价值图式的问题。⁽³⁰⁾有人提出，这三个流动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依据其属于何种流动模式而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赞助制中，对英才新成员的选拔始于早期，他们脱离了同阶级的伙伴，和其他的新成员及那些出身于他们正要成为的那一阶级的青年人组合在一起，接受准备成为这一阶级一员的特殊训练。由于选拔始于早期，故而相对地说，这种流动不曾经历一系列的淘汰测验和对成功的持久悬念带来的紧张。“公学”或文法学校的这种隔离和组合的群体生活有助于澄清流动者的社会纽带（一位调查者在一次对若干文法学校的社交测量研究中发现，集团的形成不是以社会阶级为脉络的⁽³¹⁾）。当英才的新成员脱离父母及同辈人而被安置于寄宿学校时，就可能碰到有关价值体系的大量问题。而对于每晚回到劳动阶级家庭的文法学校的学生来说，价值澄清就比较困难。毋庸置疑，后者的局限性与劳动阶级子女在完成文法学校的学业及升入大学上的明显失败有一定的联系。⁽³²⁾总而言之，所有被强调为在升迁性流动中影响人格形成的因素都可能是竞争制或功能发挥不充分的赞助制所独具的。

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美国中学中以流动为取向的中学生常为集团的形成具有沿袭家庭背景的先天脉络的趋势而感到苦恼。然而，这些趋势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个人期望则呈显著差异。此外，有流动取向的学生通常没有被单独研究，以便发现他们是否被纳入与一般规则相对的高层次集团。而且我们还不能充分说明这一点：与中产阶级价值观不一致的所谓劳动阶级的价值体系，对整个劳动阶级的渗透和限制就像它在许多犯罪集团中那样显著。竞争性流动的模式表明，流动的非确定性导致了更大与更持久的紧张，更明确和更持久地沉湎于不断变化的朋友关系的问题，更加矛盾地学会保持习得的价值体系，而这一价值体系比赞助性流动更适合这个雄心勃勃的阶级。但是，要认识这些差异的程度与内涵还需更充分地理解美国的阶级制度。我们仍有必要对赞助制中形成独特人格的（如英国的）经验，作进一步的探索。

上面的论述主要是印象主义与思辨性的，是对两国观察者的较一般印象的反映，不是对数据的系统探索。尽管以上引用的有关数据丰富翔实，但引用它们只是作为例证而不是揭示问题。然而，几条研究线索已被这些尝试性分析所揭示。一条线索是对英美两国的不同流动渠道进行探索，试图发现流动与流动类型的一致性程度。例如天主教牧师的补充可能严格遵循赞助规范而置美国的支配性竞争规范于不顾。

升迁性流动其主要途径的变迁结果对支配性规范的影响，还需进一步作调查研究。集团等级制的提拔方式的日益重要，企业家的升迁性流动途径则日益丧失其重要地位，这些现象无疑会迫使竞争性流动的理想模式作出妥协。那种把高等教育看作是越来越多职业的必要前提的观念所受到的日益增长的抵制，就是一种类似的妥协现象。至此，对于一种遵循科层选拔过程之外的赞助制逻辑的趋势，我们还不能提供多少证据。鉴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远远超出工作对具备大学文化者的需求，因此这一事实有可能再度恢复更高层次的竞争局面，而且高等教育的完成极可能是由动机因素而不是由能力所决定的这一推断表明了竞争模式仍会在学校中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在英国，以下两方面的发展可能会削弱赞助制：一是对大众要求让更多的儿童获得文法学校的训练，特别是把这一课程方案纳入现代中学的要求作出积极的反响；二是引进了中等综合学校，尽管目前还不普及，但它是工党教坛的主要基石。有待解决的问题是：英国的综合学校是采取一种特殊的形式并为保持赞助模式的特殊功能服务呢，还是仿效目前的美国学校制度？

最后，对于这些类型的流动是否植根于真正的社会规范的断言更待作专门的调查。这里采用的把直接研究大众的态度与分析大众对关键争端的解答相结合的做法，也许对今后的研究有一定的用处。最有意义的研究也许是要找到某些证据，它们能够说明哪些行径由于完全是“自然的”和“正确的”而不需要作出特别的判断或解释，哪些行径（不论是否被认可）需要作出特殊的判断和解释。这些证据一旦被恰当引用，就能说明所描述的模式属于怎样一种民间规范，而不仅仅说明它是某些特定结构因素的副产品。它还可能断定民间规范在不同人种间被接受与传播的范围。

(1) 参阅西摩·M·利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和赖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所著的 《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流动（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贝克利与洛杉矶，195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版。

(2) 参阅C·A·安德森（C. A. Anderson）的《大学生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类型的关系：一次国际性比较研究》（1956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社会学会议会报第5卷第51～61页）和J·E·佛洛德（J. E. FLoud）的《社会阶级与教育机会》（伦敦，Heinemann，1956）；W·L·沃纳（W. L. Warner）、R·J·哈维格斯特（R·L·Havighurst）、M·B·洛布（M. B. Loeb）所著的《谁应受教育？》（约纽，Harper，1944年）。

(3) 组织规范中的标准要素超越了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更多地表达了涂尔干的集体代表意识。请参阅拉尔夫·H·特纳的《民俗观的规范性内聚力（The Normative Coherence of Folk Concepts）》（《华盛顿州立大学科研通讯》第25期，1957年，第127～136页）；查尔斯·瓦格利（Charles Wagley）在一篇未发表的关于巴西亲属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创造了一个相同的概念，称之为“理想的模式”。再参阅霍华德·贝克（Howard Becker）的《社会科学中的建构分类学（Constructive Typ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美国社会学周刊》第6期，1940年2月）。

(4) 参见杰弗里·戈尔（Geoffrey Gorer）的《美国人》（纽约，Norton，1948年，第178页）。

(5)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著的《理智与社会（Mind and Society）》（纽约，Harcourt，Brace，1935年，第4卷第1796页）。

(6) 参阅杰西·伯纳德（Jessie Bernard）的《美国社区行为（American Community Behavior）》（纽约，Dryden，1949年，第205页）；唐·马丁代尔（Don Martindale）与埃利奥·莫纳切斯（Elio Monachesi）的《社会学要素（Elements of Sociology）》（纽约，Harper，1951年，第312～378页）。

(7) 参阅劳伦斯·利普顿（Lawrence Lipton）的《神圣的野蛮人（The Holy Bar Barians）》（纽约，Messner，1957年）。

(8) 参阅艾伯特·K·科恩（Albert K. Cohen）的《少年犯：帮派文化（Delinquent Boys：The Culture of the Gang）》（Glencoe，Ⅲ，Free Press，1955年）。

(9) D·V·格拉斯（D. V. Glass）主编的《英国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Glencoe，Ⅲ，Free Press，1954年，第144～145页）中报道了说明智力与职业水平间只存在很小变异的多项研究。

(10) 参阅《洛杉矶时报》，1959年5月4日第一版，第24页。

(11) 对于“十一岁儿童”入学考试制的性质与实行情况的全面评述，在英国心理学协会的一位委员的报告中和一份对选拔方法的可行性深入研究的报告中有所阐述。请参阅P·E·弗农（P. F. Vernon）主编的《中等学校的选拔（Secondary Schocl Selection）：一次英国的心理调查报告》（伦敦，Methuen，1957），以及艾尔弗雷德·耶茨（Alfred Yates）与D·A·皮金（D. A. Pidgeon）合著的《文法学校的招生（Admission to Grammar Schools）》（伦敦，Newnes教育出版社，1957年）。

(12) J·E·佛洛德、A·H·哈尔西（A. H. Halsey）、F·M·马丁合著的《社会阶级与教育机会（Social Class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伦敦，Heinemann，1956年）。

(13) 玛丽·D·威尔逊（Mary D. Wilson）为英国现代中学学生的志向水平的降低提供了旁证，阐述了与美国的某些研究的对比；美国的研究表明，美国中学生显示出更多的“非现实”志向。请参阅《现代中学学生的职业偏好（The Vocational Preferences of Secondary Modern School-Children）》（《英国教育心理学杂志》1953年第23期第97～113页）。再参阅拉尔夫·H·特纳的《变化的成功观念（The Changing Ideology of Success）》（第三届世界心理学会议会报，1956年，伦敦，第5卷特刊，第37页）。

(14) 这是希尔德·希梅尔韦特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指出的。

(15) 较少的经济资源，较高的师生比率被提到是影响现代中学与文法中学等同的障碍（1957年《泰晤士报教育副刊》第241页）。另请参阅G·巴伦（G. Baron）的《英国的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 in Britain）：目前的一些趋势》（《师范学院档案》，1956年1月，第57期，第211～221页）。再参阅O·班克斯（O. Banks）的《英国中等教育的平等与声望（Parity and Prestige in English Secondary Education）》（伦敦，Routlede，and Kegan Paul，1955年），以及弗农（见前引书，第19～22页）。

(16)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奎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of American）》（纽约，Knopf，1945年，第1卷第25页）。

(17) 据较早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透露：62％的反对僵化的大学招生条件，而仅有27％的家长表示赞同（1954年4月14日《泰晤士报》第45页报道）。

(18) 《洛杉矶时报》，1958年12月17日，第一版第16页。

(19) 美国卫生部、教育部、福利部、联邦教育总署公布的《被高等教育机构授予的拼搏而来的学位》（1957～1958，华盛顿特区，联邦政府出版社，1959年，第3页）。

(20) 尼科拉斯·马勒森（Nicholas Malleson）：《大学生的学业成就（Student Performance at University College）》（英国，1948—1951年，《大学季刊》，1958年5月12日，第283～319页）。

(21) C. A. Quattlebaum，Federal Aid to Students for Higher Education，Washington 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and Grants to Students：University and Training Colleges，The 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May 6，1955，p. 446.

(22) Students Expenses，The 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mt May 6，1955，p. 447．

(23) R. H. Eckeiberry，College Jobs for College Students，Journal of Higher-Education，27（March，1956），p. 174．

(24) 顺应训练不一定是竞争性流动的伴随物。上个世纪下半叶，社会对英才凭证的认可日益重要的这一变迁导致这种训练处于重要的地位。

(25) Hadley Cantril，editor，Public Opinion 1935—1946，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p. 186.

(26) 要了解英国教育制度中的“公学”：请参阅Dennis Brogan，The English people，NewYork：Khopf，1943，PP. 18—56.

(27) 伯明翰大学的A. H. Halsey提醒我注意这一事实的重要性。

(28) Dennis Brogan，The English People，New York：Knopf，1943，pp. 24—25.

(29) Seymour M. Lipset and Reinhard Bendix，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Berkeley and Los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

(30) August B. Hollinghead and Frederick C. Redlich，Social Class and Mental Illness，New York：Wiley，1958；W. Loyd Warner and James C. Abegglen，Big Business Leaders in America，New York：Harper，1955；Warnet et al.，Who Shall Be Educated?，op. cit，Peter M. Blau，Social Mo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1 (June，1956)，pp. 290—300.

(31) A. N. Oppenhein，Social Statusand Gique Formation among Grammar School Boys，British Journal，A. B. Hollinghead，Elmtown's Youth，New York：Wiley 1949，pp. 204—242；Joseph A Kahl，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New York：Rinehart，1957. pp. 129—138.

(32) J. E. Floud，A. H. Halsey，F. M. Martin，Social Class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y，pp. 115ff，London：Heinemann，1956.

（何瑾译自E·霍珀编：《教育制度理论读物》，伦敦哈钦森大学出版社，1972年英文版，第7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