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条约下的教会教育及其宗旨

一、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文教活动

早在明朝末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就来到中国传教。此时的中国经千百年之沧桑,已形成内夏外夷的观念,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中华文明已形成牢固的格局和内部规范性,任何外来的意识形态要想在中国站住脚,不免勉为其难。当利玛窦将欧洲人绘制的有着经纬线、赤道和回归线的地图展现在中国士大夫面前时,被斥为“以其邪说惑世”,“欺人之其目之不能见,足之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可谓画工之画鬼魅也。”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也说道:

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地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1]

当西土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企图把他们的上帝带入华夏大地上时所受到的抵触,不仅表现为学术传统的不同,也表现为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心态上的冲突。为避免与中国正统士大夫的观念发生正面冲突,又为了传播《圣经·福音》事业的需要,利玛窦等传教士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小心地进行攻心战,他本人甚至读儒书,着儒服,以“西儒”自诩,结好士林,以迎合中国士大夫的心理。他和汤若望等以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为手段,以求得在中土传教的立足之地。在他的博学和真诚的感召下,终于使徐光启等一批中国士大夫皈依基督教。当然,他们所赢得的归信者远远少于他们预期的人数。

清初,受西班牙控制的多明我会传教士与葡萄牙控制的耶稣会传教士争夺势力范围,挑起了教徒尊孔祭祖是“异端”的“礼仪之争”,导致了中国士人仇教及康熙帝与罗马教皇的激烈冲突。1704年,罗马教皇格勒门十一世命圣职部订出“禁约”7条,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并遣特使多罗于1705年12月来京,康熙帝予以严词拒绝。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三月上谕:“自今而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2]康熙帝对于“礼仪之争”的处理方案是:若不遵守利玛窦时的规矩,尊重中国人的习尚,干预天朝的法令,便驱逐、监禁。其后遣耶稣会传教士说服教皇收回成命,遭到拒绝。1709年、1715年,罗马教皇多次重申禁约,1720年罗马教皇的特派主教满柴巴尔巴带来教皇公文,提出要纯洁基督教的礼仪,维护基督教的教义,清洗耶稣会士的异端邪说。此公文激怒了康熙帝,为此,他在教皇的公文上批道:“欧洲人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礼节,”并连发两个上谕,批驳西方传教士干涉中国礼仪、敬天、祭孔,开始严行禁教。他在教士嘉乐带来的教廷禁约上批示:

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

此后,未领有朝廷印票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教堂、教产被剥夺。至雍正年间,禁教政策更加强硬化,中国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旋即停止。从此,在中国与世界各国间垒起了一堵高墙,隔绝了中国人与外面世界的信息交流。在世界的西方发生激烈社会变革的年代,在复杂多变且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人丧失了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陷入了作茧自缚的闭锁境状。就在中国士大夫孤陋寡闻而又妄自尊大的自我陶醉中,中国与西方世界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西洋文明已经成长为生机勃勃、咄咄逼人的怪物,昔日传教士靠儒冠、儒服、卑躬屈膝,唯唯诺诺的手法打入中国的利玛窦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来的是以船坚炮利的武装威胁与强迫就范的英吉利时代。

鸦片战争前夜,英美基督教会加强了对中国的文化攻势,传教士为了“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对象”^[4]而纷然东来,中西方两种文化开始发生了冲撞。

积极在华进行文教活动的,有著名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834)、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等。

马礼逊为西方新教派遣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受伦敦布道会之命,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9月抵达广州,学习中文,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1813年他完成了将《新约全书》译为中文的工作。并在广州出版,1823年又出版了他译的《旧约全书》。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马礼逊为第一人。他又以《康熙字典》为蓝本,编纂了英汉对照字典,还编写了《汉语语法》等,对于步其后尘来华的传教士学习汉语以很大帮助,为教会教育奠基。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他也寄希望像当年的利玛窦那样以科学为先导,为布道事业开辟出一条路。该校的地皮是英国政府所圈赠,并定期给予经费补助,主要目标是培养到中国传教的教士。曾任英华书院校长的伊文思就该学校的创办宗旨说道:

我确信,我们必须在这个书院中为中国培养一批传教士,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乐意作为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来到他们愚昧无知的同胞中间。^[5]

1820年学校开学,入学的多为旅居南洋的华侨子弟,也有少数欧美籍学生。英华书院成为培养传播福音先驱的基地。

鸦片战争交火前,一些传教士充当了侦探和先遣队的角色。以期早日叩开中国的大门。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自1831年至1838年间,曾十余次到中国沿海进行侦察,他的活动中抱定一个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6]其侵略野心灼热可见。郭实腊搜集了中国沿海炮台、布营等情报,开战期间还充当了英军的向导、参谋。1834年11月,英美在华侨民以郭实腊和鸦片商马地臣等人为主体,组建了一个“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担任该会秘书长的郭实腊明确无误地宣讲了该会的宗旨:

本会的主要宗旨将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要采取适当措施不仅能在广州,而且能在全国流通。^[7]

继而该会在其“通报”中又写道:

我们现在作这个实验,是在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她是否会在智力的炮弹前让步,给知识以胜利的棕榈枝?^[8]

传教士们在尝试着以“知识”“智力”做炮弹,启开中国闭锁的大门。他们建立出版业、开办医院,为其在中国广泛开展传教活动作社会教化活动,此外,便是加紧建立教育机构。

1835年,亦即在马礼逊逝世的第二年,驻广州的西方各国商人、传教士,在英国大鸦片商查顿等倡议和组织下,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其宗旨是:

本教育会的宗旨将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这些学校要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如果不是我们自己,那么,我们的后世将在不远的日子里,看到中国人不但为了商业、知识和政治的目的正在访问欧洲和美国,而且在抛弃他们的反感、迷信和偶像之后,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在一起,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9]

传教士们带着布道和扩张的双重使命,带着要中国人相信西方的上帝的目的,从开办教育入手,以期影响中国未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道:

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荣的商业刺激。比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10]

于是,在马礼逊教育会的委托下,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传教士布郎所主持的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正式开学。

鸦片战争爆发前夜,传教士们在尝试以知识做炮弹的同时,也为西方列强用武力入侵中国,以打开中国大门作推波助澜的宣传鼓动,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5年即煽动对清帝国采用强硬政策。“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11]1836年2月,裨治文又在一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一文中,赤裸裸地鼓吹对中国开战:

中国虽然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三亿六千万众多的人口,却是一个极端孱弱的国家。……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她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他建议以刺刀、大炮为先导,增强谈判桌上的力量。在1840年英国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美国传教士雅裨里也认为这场战争是“上帝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12]。

二、鸦片战争后的教会教育及其宗旨

(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与19世纪70年代前的教会教育及其办学宗旨

西方是以战争的方式将中国强行纳入世界条约体系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特权,其中包括在中国传教和办学的特权。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须一体保护。”并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从此,这五个城市成为外国传教士进行传教及办教会学校的基地。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同年10月的中法《黄埔条约》又进一步规定:

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储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济院、学房、坟地各项……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损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1846年,清政府又下令废止了延续了120年之久的“禁教”令,从此,西方宗教在中国畅通无阻,由传教士所创办的教会学校也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得以发展。

1858年,英、法、美、俄等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英国与清政府签约第八款中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法国与清政府签约第十三款也规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从此,英、美、法等国各教派势力以不平等条约作为护身符,以“为基督教征服中国”为宗旨,深入中国内地创办宗教事业、慈善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至此,西方文化在非正态、不公正的历史氛围中,以一种非对等的形式,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地输入、渗透,撞击着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文化。

早期教会学校为19世纪40～60年代末传教士开设的洋学堂,主要是初等教育。著名的有1839年办的马礼逊学堂,1842年迁至香港,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学校。1843年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至香港。后由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理雅各负责教务。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派遣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女子学塾,该校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同年,伦敦会在厦门开设了英华男塾。1845年,美长老会在宁波开设一所男塾,1867年迁往杭州名为育英书院,为之江大学前身。1846年,美国圣公会文惠廉在上海开设崇信义塾。其后,185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徐汇公学,后改称圣芳济书院,这为天主教在中国开办的最早的西式学堂之一。同年英国圣公会在上海开设英华学塾,美国北长老会在上海开设清心书院。1851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设立文纪女塾(圣玛利亚女校前身)。1853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创办格致书院,同年又在福州开设文山女塾,法国天主教在天津开设法汉学堂、诚正小学及淑贞女子小学。1858年,归正会在厦门开设真道学校。1859年,美以美会在福州开办一所女校。

19世纪60年代以后,教会学校迅速增加,一些原来带有识字班性质的学校扩大为小学。新建立学校中较为著名的有:1863年天主教的上海圣芳济书院。1864年美国公理会在北京办的育英学堂、美国圣公会的贝满女学。同年,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办的蒙养学堂,1876年改称文会馆。1865年美国传教士在京设的崇实馆;同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办的培雅学堂。1866年天主教在天津办的究真中学堂;同年基督教在上海办的度恩学堂。1867年天主教在上海办的崇德女校;同年基督教在杭州办的育英义塾等。

19世纪70年代初较著名的教会学校有:1870年监理会在苏州办的存养书院,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办的文惠廉纪念学堂。

据1877年统计,全国有基督教教会学校463所,学生5975人;到1889年,学生总数又增加到16836人。除此之外,还有天主教所开设的学校,据统计,在1875年前后天主教会学校学生人数至少在14　000人左右。这个阶段的社会学校仍以小学为主,但已有少量教会初等学校升格为中学,约占总数7%。^[13]

从19世纪40～70年代教会学校有几个特点:其一,规模小,人数少,如英国传教士在广州开办一所西式学堂,开学时只招收到3人,不久,其中2名因不堪周围舆论的压力而退学。再如英国传教士普兰姆在福州创办一所女校,开学时,原本报名上学的女生一个也未敢前来。其二,学校级别低,多为初等教育,在60年代以前多为辅助布道的识字班性质。进入60年代以后,这些识字班才升格为小学,如上海的英华书院、清心书院,福州的格致书院、北京的贝满女校、山东的蒙养学堂等。其三,重视女子教育,从1844～1860年创有11所女校。其四,注意到基础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以马礼逊学堂为例,其课程除宗教、中文外,还有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和英文等。其五,许多学校免收学费,甚至施衣施食,施医施药,近乎于办慈善机构,尤其是女学更是如此,用于吸引中国学生。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冯桂芬在《上海同文馆议》中曾针对此况道:“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育之……且多习天主教。”这种近乎“难民收容所”性质的早期教会学校,可将贫寒之家儿童召集于一起,给他们提供食宿,向他们教授基督教义和一些基本读写知识,这样传教士就有了一定数量、较为固定的布道对象。同时,还满足了为传教士培养在中国的教徒和传教助手的需要。

19世纪下半叶,至少在7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传教士把办学并从中吸收教徒,作为他们的目标和日常的主要任务。如1854年即入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在开办男女寄宿学校后就说过:“在中国办学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传教方法。”^[14]总之,70年代以前,教会教育的发展完全是为了满足传教工作的需要,教会学校成为教徒的养成所,而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更多的是在履行自己“神圣”的传教职责。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胜利,给传教士带来了迅速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希望,他们过早乐观地相信西方的坚船利炮已打去了阻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障碍。他们相信,这个东方大国必将很快成为基督教胜利征服世界的又一个对象。诚如著名英国传教士扬格非所信心十足地说出的那番话:

我们到中国来并不是为了发展其资源,促进其商业,也不仅仅是为推动文明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征服中国。^[15]

这时期教会学校的教育无异于教堂布道,麦克雷曾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成为基督教的宣传工具,从这里将培养出具有信徒般的热情和信心的青年,在这个辽阔的帝国传播耶稣福音。”^[16]“为基督征服中国”,在中国这个幅员广阔的土地上“传播耶稣福音”,使“学校成为基督教的宣传工具”和培养虔诚的基督教徒,便是早期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

(二)19世纪70年代以后教会学校角色的转向及教会教育方向的转化

教会学校最初扮演着传播福音的布道者的角色。早期教会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难民收容所”,或多或少带有些慈善机构的性质,并由此而获得一定数量的布道对象。教会学校的办学目的在于传播基督福音,吸收教徒,然而,其收效甚微。据统计,美以美会入华10年才发展了它的第一名教徒,公理会从1847年入福州至1856年仅有一名信教者。面对着到处碰壁的状况,使传教士不得不反省自己的传教方式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在一系列主客观条件的推动下,使得一些教会学校向着世俗教育家的角色转化。在这转化的过程中,有两个标志点为契机:一是实现了教会教育由无组织向有组织的转化;二是实现了由初等教育向高等教育的转化。

1.教会教育由无组织向有组织转化

1877年,在以英、美为首的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在狄考文、傅兰雅等的发起下,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该会的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其主要任务是编辑西学课程的教科书。这是西方列强在华教育的第一个联合组织。该会的编写委员多为英美著名传教士,如丁韪良、狄考文、傅兰雅、林乐知、韦廉臣等,狄考文为主席。会上决定编写初、高级两套教科书,初级教科书由傅兰雅负责,高级教科书由林乐知负责。“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西方教会教育由无组织转向了有组织。这也是教会教育从传播福音为主到转向重视世俗教育的第一个步骤。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建立的客观原因在于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之间强烈的民族矛盾。教会学校是凭借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枪炮和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而得以产生的。一批传教士深入中国腹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这样直接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国家主权,导致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再者,“中国人因败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而深感耻辱和悲愤,反抗的烈火自然也会燃烧到与洋人同来的‘洋教’(基督教)身上”。^[17]全国各地“教案”连绵不断地发生。所谓“教案”,即为人民群众与外国教会间的冲突,乃至烧教堂、杀教士的暴动。最为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是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在此教案中共死去包括法国领事、随员、教士等在内的20余人,焚毁了法国领事馆一所,法国天主教堂两处,毁损英、美教堂四处。天津教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洋教情绪,也对在华的传教士以很大刺激,如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所开设的广州博济医院就诊的病人人数骤减,传教活动更是难以展开;在山东办学的狄考文、倪维思等在登州无法藏身,联合山东外国传教士向美国驻烟台领事要求派军舰来进行所谓保护美国侨民。70年代以后,教案进入高发期,全国人民“毁教堂,杀教士”的斗争风起云涌,这对西方教会学校传播福音事业带来了阴影和阻碍。同时,美英基督教各差会和传教团体,以其各自为政的形式在华传教、办教育事业显得势单力薄,这样客观上需要建立一个教会教育的联合组织进行集体行动,加强各差会和教会团体间的联系、协作和凝聚力。

为此,19世纪70年代以后,传教士间加强了信息往来。1874年,在山东烟台由美国长老会发起召开了长老会在华传教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除美国长老会外,还包括其他国家属长老会一宗的传教团体代表及山东地区其他差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召开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提议。综合各地各基督教差会团体的传教士的意见后,于1877年召开了全国传教士大会,会上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从传教士的主观因素来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成立,也是从传教士寻找自己的生存点出发的。在非正态、非对等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传教士一厢情愿所扮演的传播福音的布道者的角色难以进行下去,除了前面所说由于“教案”频发,给传播福音事业带来的阻碍外,还有以儒家思想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义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强烈的宗教色彩的教育内容只能加剧中国人的精神创伤和抵触情绪,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也无法接受外来的上帝。对此,传教士们不得不借鉴昔日利玛窦的迂回战术,即以科学为武器“摧毁异教堡垒”。而“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成立,使得教会的教育使命不仅仅停留于宣讲教义、发展教徒上,而是加强西学教科书的编写,加强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同时,理顺“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为避免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正面交锋,教会需加强一种攻心战,而这种攻心战是通过教育作媒介的,教育为教会事业开道。

自1877年至1890年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共出版100多种,3万多册教科书,内容涉及算学、天文、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这些书籍不但被广泛应用于各地教会学校,其中一些还被各地新设世俗西式学堂所采用。

正是由于西学教科书的大量出版与应用,客观上促使教会教育向着教育世俗化、正规化转化,也促使一些传教士向着教育家转化。

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上,决定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扩大改组为“中国教育会”。教育会的任务是“旨在促进中国教育的利益和增加从事于教学工作人员兄弟般的合作”^[18]。从职能上看,它超过教科书委员会,是在华传教士教育工作者所组成的第一个教育专业性团体,体现了传教士教育工作的教育专业化达到新的水平。其目的在于联合在华各教派所有教育机构的力量,进一步控制中国教育的发展,“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中国的年青一代,“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上和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19]。

1912年,中国教育会第七届大会通过决议,把“中国教育会”改组为“全国基督教教育会”,并把全国分为八个区,每区成立一分会。1915年,教育会正式更名为“中国基督教教育协会”,以示其性质只是代表中国的基督教教育。

2.完成了由初等教育向高等教育的转化

“教会大学”是指直接由教会管辖或办理的大学。自19世纪80年代起,教会教育开始向高等教育过渡,一般认为受美国长老会差遣的传教士狄考文主持的文会馆于80年代开始进行高等教育,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教会大学。从19世纪90年代起,大多数传教士认为若要在教会学校培养出胜过中国的旧式大夫,能够在知识、能力、社会影响力上与其竞争“成为一般人民之导师和领袖”者,就必须要重视教育。1890年在华传教士上海会议后,教会确定新方针,把着重点放在高等教育方面。1890年卜舫济主持的由培雅、度恩两校合并的圣约翰书院设立大学部,1893年在广州创设岭南大学,同年将北京茫文书院改为北京汇文大学。除此之外,教会中的教会大学,大都是20世纪正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起因有二:其一,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使西方传教士普遍认为若要根除中国民众中反洋排外情绪就必须争取中国的文人学者、知识阶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发展高等教育,培养“以华治华”的领导人。其二,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癸卯学制》,1905年又废除科举“以广学校”,传教士的教会教育受到了来自清政府官办学校的挑战。为了保证在与政府官办学校的竞争中稳操胜券,就必须提高教会学校的规格和水平。于是教会大学纷纷建立,或由中学升格为高等学校,并且出现各差会联合办大学的新形式。

如东吴大学1901年设立于苏州,为美国监理会主办;文华大学1903年设立于武昌,为美国传道会所办(为原博文书院设大学部,1924年与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岳阳湖滨大学、长沙雅礼大学合并,改名文华大学);东吴大学1901年设立于苏州,为美国监理会所创存养书院与上海建中两书院合并而成,1915年东吴大学在上海设法科(后改为东吴法律学院);夏葛医科大学1905年设立于广州;岭南学堂于1904年设立于广州,由美国长老会负责,1918年改称岭南大学;协和医学校1906年设立于北京,由英国伦敦会、伦敦教会医学会、英格兰教会、美国长老会、内地会、美以美会共同负责,1915年改名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初名浸礼大学)1908年设立于上海,由美国浸礼会负责;金陵大学1910年由南京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而设立于南京,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基督会、浸礼会合办;华西协合大学1910年设立于成都,由英国圣公会、公谊会、英国浸礼会、美以美会和加拿大循道会合办;之江大学1910年设立于杭州,由美国南北长老会负责;华南女子大学(后改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14年设立于福州,由美国美以美会负责;湘雅医学院1914年设立于长沙;金陵女子大学(后改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设立于南京,由美国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浸礼会、基督会,及后又有圣公会、伦敦会、复初会共同负责;协和大学(后改为协和文理学院)1916年设立于福州,由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归正会、英国圣公会合办;齐鲁大学(初名广文大学堂)1917年设立于济南,由美国长老会、传道局、英国浸礼会、山东基督教会、加拿大长老会合办;燕京大学1919年设立于北京,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合办;沪江大学1931年在上海城中区设商学院等。这些学校多由几个教会和几所书院联合组成,有的由不同国家的教会合办,也有的为中外教会合办。这些学校都经过其本国教会和本国州立大学(美国属教会设立的)认可立案。

教会大学以美国居多,其大部分在美国注册立案。如苏州东吴大学于1902年在美国的田纳西州注册,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0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区注册,上海沪江大学于1917年在美国文琴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立案,南京金陵大学于1911年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和纽约州立大学立案等。这些向美国注册的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可以不经过考试径直升入美国注册过的州立大学或挂钩合作的大学,并可颁发相应的各大学认可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这对于提高教会学校吸引力无疑具有一定效用,同时它也表明在外注册的大学虽设立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却与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无涉,享受治外法权和各种特权,因而,教会大学常被视作“外国文化租界”。

据计,1910年教会大学共有学生898名,到1936年统计,还不到5000人,1947年下半年全国基督教大学学生共12654人。20世纪20年代,主要教会大学已基本成型,并且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据1917年统计,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初等学校学生占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为11%,高等学校竟达80%。^[20]这说明教会教育中更重视高等教育,这也反映出教会教育从早期的为传播福音而努力转而朝向教育本位的回归,实现以传播福音为主到教育为本的转化。

19世纪和20世纪初年,一般教会大学都把宗教作为必修课,并要求学生定期参加宗教仪式。这似乎成为一种强制性地灌输基督精神的手段,带有强买强卖的意味,不入教的学生则受歧视。至20世纪初,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后对此进行了改革。他认为学校应该保持一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但不应成为传教运动的一部分,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至此,燕京大学及其他教会大学相继取消了宗教仪式和宗教必修课,而代之以自愿参加的基督教团契约。^[21]

教会学校由初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转化,由争取下层群众的“向河中撒种”的方法和途径,转向争取知识分子阶层。这一战略性的调整,从主观上讲,是把开办高等学校作为提高教会形象的手段,以提高传教的效能、提高宗教的渗透力。然而从客观上看,它适应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改组的需要。同时,教会大学的角色扮相也逐渐由“布道士”转化成了“教育家”。

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25年中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外人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1926年大学院公布《私立学校规程》等文件,规定教会学校“校长须为中国人”,“外国人不得为董事长或董事会主席”,“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作了某些限制。教会学校也陆续向中国政府申请办理立案手续,如燕京大学曾于1926年11月和1927年12月,先后向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申请立案,得到批准,成为“第一个向教育部申请并获得正式批准的外国捐资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1926年,根据司徒雷登提名,中国人吴雷川被选为副校长,1929年,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吴雷川又被选为校长。教会学校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系统上进行了一些局部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会学校作为西方在华文教机构的性质,教会学校在许多方面仍自行其是。但是教会大学在中国注册立案等举措,使教会学校向着中国化道路上迈进了一步,也在自成体系的教会学校系统中打开了缺口。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收回教育主权,1950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1951年教育部又制定《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据此精神,全国各地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国设立的各级各类学校分别合并于中国自办的学校。从此,结束了在不平等条约保障之下的教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