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的学生及教学

一、学生

汉代私学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学生没有地域、身份的限制。史料中拒收学生的记载极罕见。如唐长宾、褚少孙投拜王式门下问经,王式推辞说:“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45]主要是因为他刚得免于死罪居家、心有余悸的缘故。但后来二人应博士弟子选时,自报师事王式,看来还是被收入门下了。所以,汉代私学基本上可以说是来者不拒。

早期的私学因条件所限,学生几乎都来自本地或邻近地区,但也有外地籍贯的。如《易》宗师田何(齐人)的弟子中就有洛阳人周王孙、丁宽。《鲁诗》宗师申公居家教授时,已有“弟子自远方至”^[46]。疏广“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47]。东汉时这样的记载多见于史籍,这也是当时学习经学在整个社会蔚然成风的结果。特别是名师传业,常能招致天下慕名者纷纷前往求学。如《后汉书·张霸传》:“远方至者常数百人。”马融在关西办学,收录的弟子就有山东的郑玄、河北的卢植等。又如赵晔为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斯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今属四川),诣杜抚受《韩诗》”^[48]。路途均有数千里之遥。考虑到古代的交通和信息传递全靠人力(至多加上畜力),如此远距离的求学实可谓难能可贵了。难怪赵晔20年不通音信,家里以为他已亡故。一般私学的及门弟子,还是以就近入学者为主。《孔宙碑》所刻弟子门生52人,籍贯分布于鲁国、汝南、山阳、沛国、东平、下邳、陈留、北海、任城、甘陵、济南、安平、东郡、魏郡、巨鹿等地,相当于今山东中西部至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尚属鲁国临近地域,半径在千里之内。但鲁国本地弟子只有三人,还是外郡学生占绝大多数。孔宙为孔子十九世孙,其所办私学当有相当吸引力,代表性也比较强,可作为典型例证。京师由于地处政治、文化中心,吸引天下学者云集,故私家授受更为便利和发达,尤其是东汉时更是如此。许多太学生在完成学校学业的同时,亦多方求师问学,如郑玄师事张恭祖,张武师事申君,已见第四章所述。

私学开办类型不一,故学生的成分也是多样的,其出身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中、高级官员子弟,主要是有士大夫家族背景的,多在自家私学受教,对本人来说相当于家庭教育。也有遣送其他名师门下求学的,如王吉(博士、谏大夫)将其子王骏送到梁丘贺处学《易》,樊宏(光禄大夫、寿张侯)之子樊鲦从侍中丁恭学公羊严氏《春秋》。就一般开门收徒的私学而言,来学者绝大多数是普通人家的子弟,其中亦有家境贫寒的记载。如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49]。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50]。

私学虽然并不限制贫寒之士入学,但他们想走上学业之路有很大困难,最大的障碍就是赋役的负担。汉代除特权阶层外,每个成年人都要缴纳算赋(7岁以上的儿童缴纳口赋),有服兵役和劳役的义务,包括戍边之役和差遣之役,期限一年乃至数年,这样就不能保证学习。当然也可以缴纳钱财,由当局雇他人代役,但总而言之,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脱产学习的。所以,官学招收学生通常都要给予“复其身”(即免除赋役的特权)的待遇,私学一般没这个特权,只能招收到那些有能力解决赋役问题(或本来就没有赋役问题)的人入学,这样就基本上将广大需自食其力以谋生的民众排除在外了。一些有权势或名望的人办的私学,很可能有力量庇护自己的学生摆脱赋役,这大概也是此类私学前来求学者众多的原因之一。

汉代私学未见有收取学费的明文记载。《北堂书钞》卷一三九引《东观汉记》言王阜辞别父母,“欲之犍为定生学经,取钱二千、布二端去”。有可能是作为学费,但更像是作为旅费及学习期间的用度。私学的学生,生活费一般都要自理,如王阜那样需自备钱财以供开销。较大规模的私学,附近自然会产生配套的生活设施,如张楷办学办到哪里,哪里就出现了集市。《后汉书·儒林传论》言:“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总之,只要有钱,就可以解决衣食住行的全部问题。家境阔绰的学生甚至在求学之处买房置家。如张霸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51]。如果家贫不能自给,那就要像卫飒那样靠做工谋生了。加上学习开支,又进一步限制了一般人家的子弟求学愿望的实现,恐怕只有家境相当殷实的人才有条件入学。

不过,办学者如果有财力保证的话,全部或部分供养弟子也是可能的。如张奂遭党锢牵连后,“闭门不出,养徒千人”^[52],来敏“好学下士,开馆养徒众”^[53],都是继承了战国以来私家养士的传统。如果是师“有事,弟子服其劳”^[54]的带艺徒制性质的私学,为师者自然要供养弟子。但如果是孙期那样牧豕于大泽、郑玄那样客耕于东莱的贫寒之士,就不可能养得起追随他的弟子了。有的办学者组织学生从事经济活动,如“宋弘为司空,常受俸得盐豉千斛,遣诸生迎取上河,令粜之”^[55]。学生既然为教师从事经营,也应该是有回报的。又如李恂“潜居山泽,结草为庐,独与诸生织席自给”^[56],则是师生共同劳动以求生活自给。总之,学生求学的经费来源途径是多样的。

私学的学生也没有年龄限制。当然,多数学生是正值求学上进时期的青少年,年纪小的,如承宫只有八岁,实际上是从启蒙开始。但也有年岁很大的。如赵康隐居武当山,以经传教授。朱穆“时年五十,乃奉书称弟子。及康殁,丧之如师”^[57]。郑玄更是快七十岁时,还向名望远不如他的刘洪学《乾象历》,其执着求学的志向令人钦佩。拜同学甚至低辈分的人为师的亦不乏见。如丁宽为《易》宗师田何最得意的门生,后又从周王孙(也是田何弟子)学古义。张楷精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自父党宿儒,皆造门焉”^[58]。则父亲的朋友都来向他这个晚辈求学。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汉代私学凡能者即可为师的求学准则。

必须注意到的是汉代私学的学生并非都亲身在学校接受教育。西汉时这个现象尚不明显,到东汉时,由于造纸术的广泛运用使书籍的数量大增,自学的条件已具备,加上此时的师生关系不仅是教学授受关系,还具有学派认同及编织社会关系网络的意义,故只行拜师手续并不及门受业的现象相当普遍。这类学生称为“著录”弟子,即只是经教师认可、著录在名册上的学生,他们不过挂名注册而已。著录弟子和及门弟子只是在学与不在学的区别,都算是教师的正式学生,在师生关系上是同等的。应将著录弟子与所谓“私淑”弟子区分开,后者只是个人自行学习他所仰慕的学者的学术风范,自许为弟子,并不一定得到了该师本人的认同。

著录弟子多集中在声望或权势显赫、而又喜好延揽门徒的经师名下。这样,为生者可以此提高名望和进取前景,为师者可以此扩大声誉和社会影响,对双方都有好处。这类经师名下的著录者往往远远多于真正及门学习的弟子。如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59]。牟长“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60]。著录者高出及门弟子10倍以上。又如丁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61]。薛汉“才高名远,兼通书传,无不昭览,推道术尤精。教授常数百人,自远方至者著且录”^[62]。则著录弟子主要是自远方至者,看来著录仍要本人前来申请,经为师者同意收纳后,就可以返回自修了。毋庸讳言,许多著录者只要这个弟子名分,而未必致力于学习师业,这也是与一般私塾弟子不同的。

二、教学内容

除初等程度的蒙学之外,汉代绝大多数私学是传授儒家经学的,与太学及地方官学的教学内容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太学的教学限定在官方确定的博士经学范围内,而私学则可传授各家经学。

在专经教学的社会学风影响下,多数私学也是以传授一经为主,即使是通晓两经以上的大师,在教学上仍只传授一经,或是分别将各经传授给不同的弟子,已见第三章第五节所述。就学生而言,在一个私学学习两门以上经的,西汉时仅见于瑕丘江公受《诗》及《穀梁春秋》于申公,又将二经并传予弟子荣广,只是涉及个别弟子而已。东汉以后,通经学习已成风气,经师多有此等能力,学生也普遍有此等要求,故数经兼传的私学随之增多,规模也随之增大了。如廖扶“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63]。夏恭“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64]。鲁丕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65],门人就学者常百余人。蔡玄、刘淑学通五经,所办私学很可能已是五经遍教。《武荣碑》载其“治鲁《诗经》韦君章句,阙帻(未冠),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广学甄微,靡不贯综”^[66],则已是经史兼传。私学对通经和通才教育起了主要推动作用。即便是专经范围内,私学也可融通各家学派之说予以传授。如张玄从事《春秋》教学时,“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67]。而后来到了博士官学中,他的这种做法就行不通了。

有的私学还兼习礼仪。如刘昆“少习容礼。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68]。这类似于地方官学推进礼乐教化的职能,故在当地有突出的影响。

儒学本与方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记·日者列传》有司马季主率弟子于卜市,与宋忠、贾谊二人论道的记载:

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视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宋忠、贾谊瞿然而悟,猎缨正襟危坐。

汉代儒学热衷于讲“天人感应”,特别是西汉后期至东汉中谶纬之学大为盛行,最高统治者多信谶纬。桓谭因非议谶学差一点儿丢了性命;郑兴经术博洽,然因不善图谶终不为重用。孔昱对孔季彦说:“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内,皆为章句内学,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69]他说的“内学”即谶纬之学。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经学家兼习天文、历算、图谶,作为研究和阐发经学的相关学术和技艺,有的也兼授弟子。例如,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70]。樊英“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71]。其中陈寔少从樊英学习图谶纬书。董扶“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谶。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72]。这些都是规模较大的传授谶纬方术的私学,至于个别随师学艺的,当是较为普遍的事。

汉代医学授受亦有一些名家。《史记·仓公传》记载,汉初淳于意,临淄人,“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门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还记载了其传授弟子的情况:“临淄人宋邑,邑学,臣意教以五诊,岁余,济北王遣太医高期、王禹学,臣意教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正)逆顺,以宜镶石,定砭灸处,岁余。菑川五时遣太仓马长冯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齐汤法。”东汉时,广汉隐士涪翁著《针经》《诊脉法》,传弟子程高,程高传弟子郭玉,郭玉于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被后世奉为“医圣”的张仲景,从同郡张伯祖学医多年,又教授卫讯、杜度等人。华佗弟子有广临吴普、彭城樊阿,均擅长外科和针术。

汉代还存在传授各种学术的私学。先秦诸子百家到汉代,多数作为学派来说都已湮灭无闻,只有道家尚能在学术上占据一席显眼的位置。汉初,黄老之学和儒家经学一样,有自己的传授体系。据晋皇甫谧《高士传》记载,战国末年有河上丈人隐居修道,为道家之宗。陈平、汲黯也学黄老言。独尊儒术后,道家一度衰微。比较著名的道家私学,有成帝时严助(君平)在成都市卜筮,“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73]。东汉时黄老之学又有所兴盛,《后汉书》所载好学者就有任隗、樊瑞、樊融、折象、矫慎、郑均、楚王英、杨厚、向栩、蔡勋等人。其中杨厚本是儒生,因看不惯外戚梁氏专权,称病辞官回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74]。

学习法律及法家学术的人也不少,西汉初晁错曾“学申商刑名积张恢生所”,韩安国“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晁错、韩安国以学刑名闻于世,黄霸、路温舒、赵禹、张汤皆习法令。规模较大的传习法律的私学,有东汉初郭弘习《小杜律》,其子郭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75]。又如东汉末钟皓世善刑律,“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76]。传习史学的私学,有班固之妹班昭续其父兄遗业,完成《汉书》的著述。“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77]。总的来看,汉代专门传习经学之外学术的私学并不多见,这里有史料缺载的原因,但毕竟是独尊儒术后儒学垄断教育活动的必然结果。

三、教学方法及师生关系

汉代私学的教学当与太学类似,以自学为主,只是没有那么规范和严格的考试制度。日常教学多为师生之间的答问和质疑,如现存的记录郑玄教学活动的《郑志》片断看,基本上是弟子对经文不大明白的内容提问,而郑玄逐一予以解答。私学也有集体教学的措施。例如成帝时清河宿儒胡常的私学定期举行“大都授”。翟方进“候伺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是者久之”。颜师古注:“都授,谓总集诸生大讲授也。”^[78]可见此类大课是开放型的,不是自己的弟子也可以前来听课、求教,体现了当时私学自由式的教学风格。

只带少数弟子的私学,教师可以较为方便地对全体学生实施教学和对每个弟子进行个别指导。规模较大的私学,教师则不大可能顾及所有的学生,这样的私学采用一种“次相授业”的方式进行教学。董仲舒为较早使用这种方式的经师,史称他“下帏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79],即教师先教给部分弟子,再由这些弟子转教给其他的弟子。这样,即便学生人数再多,也可以有效地将师说传递到每一个学生。可见这是一种接力、递进式教学,只是排在后面的学生就得不到教师的亲自教诲,甚至连老师的面也见不到。东汉马融采用这种教学方式的记载较为具体。《后汉书·马融传》说他“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后汉书·郑玄传》言郑玄师从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受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传授次序的排列,当以入学时间长短为准,即先入学的教后入学的,即董仲舒以“久次相授业”。但似乎又不完全如此,如郑玄就是等上三年还升不了堂。直到有一次马融集会诸生考论图纬,诸升堂生都拙于计算。有人介绍郑玄善算,马融遂召见他。经郑玄一算,问题迎刃而解。从此郑玄就获得了直接向马融请教的待遇。由此看,只有为师所欣赏、器重的高足弟子,才能进入次相授业的核心圈子。

延熹七年(164年)立于曲阜孔庙的《孔宙碑》碑阴,刻有立碑者姓名,其中门生42人,门童1人,弟子10人。这里的私学学生在称谓上有弟子、门生、门童之别。宋人洪适考辨:“汉儒开门受徒,著录有盈万人者。其亲受业则曰弟子,以久次相传授则曰门生,未冠则曰门童,总而称之,亦曰门生。”^[80]他认为,亲身在老师处受业的称弟子,其他接受次相传授的称门生。与著录联系,则所有著录生(包括及门弟子以及不在学受业的人在内)都可总称门生。不过,孔宙一共只有50多个门徒,全部直接传授应该是能够做得到的,之所以还要区分为弟子和门生,恐怕主要是体现等次或待遇上的差别。而《鲁峻碑》碑阴刻建碑者姓名中,有门生37人,并未再细分出弟子来,可见私学学生并非都有弟子和门生的区分。

私学的教学方法完全因教师的风格而异,那些只求建立师生关系以相互倚助的私学,师生间学术往来很少,自然谈不上教学方法问题。凡是切实从事教学和研究的私学,教师还是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如许商“号其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平陵吴章伟君为言语,重泉王吉少卿为政事,齐炔钦幼卿为文学”^[81]。这是仿效孔门四科之设,把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予以定向培养。后王吉、唐林官至九卿,炔钦、吴章皆为博士。有的教师为了让学生得到更好的教益,还主动派学生到别的教师处学习。如翟方进遣门下诸生到宿儒胡常处,问大义疑难。梁丘贺则索性让自己的门人张禹等人改换门庭,连同自己的儿子梁丘临一起,转到师兄施雠门下学习,并上书承认:“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82]如此对学生学业负责的教师,在汉代私学是很多的。此外,教师对学生在生活上亦多有关怀。如赵典“每得赏赐,辄分与诸生之贫者”^[83]。

总的说来,私学的师生关系是比较融洽的。有的师生间甚至可以相互戏谑,十分随便。如边韶(字孝先)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一次学生自习时他在打瞌睡,学生遂编出几句打油诗嘲笑他:“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他朦胧中听到了,随口便应对道:“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籍?”^[84]学生顽皮,私下戏谑老师。老师的辩解也很巧妙、幽默,同时又显示了自己文才敏捷,不由弟子不服。

私学中弟子对老师多有一往情深的。如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其师,毫无怨言,专精苦读。魏昭为郭泰弟子,“泰尝(身体)不佳,命昭作粥。粥成,进泰。泰呵之曰:‘为长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掷地。昭更为粥重进,泰复呵之。如是者三,昭姿容无变”^[85]。此为古代著名尊师佳话之一。夏侯惇“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惇杀之,由是以烈气闻”^[86]。虽是极端之例,但也反映出弟子不顾一切地维护其师的利益。弟子学业完成以后,仍然挂念老师的也很多。眭弘的弟子中,严彭祖、颜安乐已各成学派,“质问疑义,各持所见”。但直到眭弘死后,方“各颛门教授”^[87]。可见他们恪守了类似于父亲尚在、兄弟不得分家的家庭惯例。至于何汤荐举其师桓荣,钟兴必让其师丁恭先于己封侯,谒焕任本郡太守后,以师礼拜见其师廖扶,以及弟子奋不顾身营救师难的种种壮举,已见第三章第三节所述。

学习技艺和道术的私学,基本上都属于学徒制类型,即徒弟在随同师傅一起生活、劳作的过程中学艺,教什么,什么时候教,教给谁,全由师傅对徒弟的印象而定,因此徒弟的表现至关重要。东汉后期阴长生隐居青城山中学道,据他自述少时弃家随师,历二十年,“寒不遑衣,饥不暇食,思(家)不敢归,(疲)劳不敢息。奉事圣师,承欢悦色,面垢足胝,乃见哀识,遂受要诀,恩深不测”。付出了辛劳的代价,最终得到了师傅的真传。而与他同学者十二人,“中多怠堕,志行不坚,痛乎!”他告诫自己的徒弟:“唯尔将来,勤加精研,勿为流俗富贵所牵,神道一成,升于九天。”^[88]可见当时学艺也不是一件易事。

四、教育成效

汉代经师的私家传授,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远远超过太学和郡国学,在教育上的成果也大于官学。官学立足于养士和选士,对日常教学活动往往忽视,局限于政府认定的教学内容,还常常因政治风浪及当权者的变动而时兴时废。而私学虽然也不可能脱离封建政治,但毕竟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作为整体来说能够维持教育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私学的教学内容较为多样化,可以从事非官方经学及其他学术和技艺,体现了教育的广泛性。私学的学术色彩较为浓厚,师生多有潜心治学的态度,教学活动也比较富于生气,学生可以自由择师,师生均可以各抒己见,不同学派和学风的私学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通过竞争和论辩得到改善和发展。私学的这些优点决定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正是因为私学多致力于潜心治学,少有非学术的干扰,所以汉代许多私学出身的学者,其学术造诣并不逊色于博士,甚至高于博士,尤其在东汉更为明显。例如戴凭就敢公开向光武帝声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帝善之,拜为侍中”^[89]。到元旦朝贺时,百官聚会,光武帝令群臣能说经者互相难问,凡义有不通者,就撤去他的座席加到通者的座下。戴凭竟缴获了50余张座席,遂获得了“解经不穷戴侍中”的称誉。像这种评赞名士的七言风谣,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社会荣誉。属于经学方面的,如“五经纵横周宣光”(周举),“说经铿铿杨子行”(杨政),“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五经纷纶井大春”(井丹),等等,均为私学大师所居。再查现有记载的东汉各类经学著述100余种中,90%以上是由非博士的私家经师所编纂的。由此可见私学对汉代乃至整个古代教育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