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对汉代教育的影响

一、教育为治国之本地位的确立

如果说,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霸王道杂之”的方针,并非纯用儒术的话,那么,最为体现独尊儒术的地方,就是在教育领域。董仲舒《对贤良策》中除去理论方面的原则论述外,属于具体的主张建议,也就是《汉书·董仲舒传赞》中所提及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这三项,即兴办太学、实施选士和独尊儒术。兴学和选士是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措施,而独尊儒术则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确定了方向和标准。汉代教育制度,包括与教育制度密切相关的选士制度,正是在独尊儒术政策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独尊儒术对教育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教育为治国之本的地位确立。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和礼教为本,《礼记·学记》中提出的“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尊儒必定推崇教育。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诏书中强调“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134];汉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诏书中强调“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135];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诏书强调“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136]。重教兴学成为汉代乃至以后历代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显然是独尊儒术的产物。

以立教为基本国策的结果是国家对教育事业的牢固掌控。中央集权制的政体需要统一思想、移风易俗和依此培养、选拔人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并牢牢控制教育。儒家本是主张由政府来办学的,而且是由君主亲自掌控,即《礼记·王制》所言:“天子命之教,然后兴学。”董仲舒认为民受性于天,而成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137]。他在《对贤良策》中主张“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显然也是政府行为。汉武帝批准公孙弘等关于设博士弟子员的奏议,正式设立太学,又“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138],完成了官方学校体制的构建。汉代开放了民间教育,私学虽然不由政府直接管理,但国家以儒家的德教方针和伦理纲常来统一思想,并通过选士制度广泛吸收具有道德和经术造诣之士入仕为官,从而对私学的办学宗旨和教育内容保持着有效的控制。私学与官学一样,都是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教师为经师,学生为儒生,以“学而优则仕”为出路。在从属于封建政治这一点上,私学和官学可以说并没有本质区别。

独尊儒术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化的而不是宗教化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139]儒家基本上不崇尚超人的神明,其追求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着眼于现实社会生活,而不是着眼于虚幻的“彼岸”或“来世”。这是儒学与宗教最本质的区别。宗教均有自己独立的寺院等级制度和神职人员,而儒家实际上没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儒者的出路是到政府中去做官,而且官职的大小并不意味着其人在儒学界地位的高低。信奉宗教的前提是崇尚本教的神明和教主,而汉代统治者尊儒则是由表章六经开始的,正式推崇孔子是百年以后的事。尽管汉代的谶纬之学有将孔子神化成为教主的倾向,但孔子在一般人眼里,绝不是什么“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140]的神怪,而只是一个才德卓著的圣人而已。

尊孔总是和劝学连在一起。东汉光武帝赴鲁祭祀孔子,回洛阳后立即重建太学。明帝“幸孔子宅,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令皇太子、诸王说经”^[141]。章帝也是“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142]。章帝得意地问孔僖是否感到宗族光荣,孔僖答:“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143]一语道破了统治者聚孔的动机是“崇礼先师,增辉圣德”,全然不具宗教意义。荀悦指出:“备博士,广太学,而祀孔子焉,礼也。”^[144]更是从礼制上将尊孔与崇教结合在一起,奠定了后世按“(孔)庙(儒)学合一”建置官学的理论基础。反过来,儒学对真正的宗教还能起抑制作用。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145],道教也逐渐形成,虽然它们的社会影响日益增大,但是其教育始终局限于寺观之内,无法取代由政府所倡导并植根于世俗社会生活的儒学教育。所以,中国从未有过像西方国家那样由教会掌控教育的历史,教育始终处于国家的高度控制之下,构成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本质特征。

二、儒家经学成为教育的主体内容

独尊儒术后,儒家五经占据了博士官学的全部位置,遂压倒其他一切学科,成为主体教学内容。汉元帝时,曾敕令东平王刘宇的傅相:“自今以来,非五经之正术,敢以游猎非礼道王者,辄以名闻。”^[146]明确表示只有五经才是“正术”。成帝时,东平王又上疏求赐诸子及太史公书。成帝与大将军王凤商议。王凤认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建议成帝告诫该王:“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147]成帝遂依此办理。这里已将儒家经典视为一切学问的总和,其他学术则为不足以留意的“小辩”“小道”,尽管只是作为皇室宗族教育的要求,但毕竟有强烈的导向作用。

为了保持儒学在教育上的垄断地位,汉儒对其他学术和技艺予以贬低和排斥。董仲舒指出:“说不急之言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恶也。”^[148]扬雄也主张:“师之贵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师亦贱矣。”^[149]都是只以儒家经术的传授为正宗,而认为其他学术技艺不堪为教。王充以不恪守儒家正统观点和敢于问孔刺孟闻名,在学习内容上他主张博通,不反对读诸子之书,但也将“无经艺之本,有笔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过多”^[150]看作是令人可悲之事。张衡多才艺,工于制作,但他也认为:“通经释义,其事尤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乃若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恐泥,君子当致其大者远者也。”^[151]东汉末年的徐斡,更是将“多技艺,好小智,而不通大伦者”视为“足以追亡国之迹,而背安家之轨也”^[152]。这种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将儒家经籍作为治学的大本,正是独尊儒术政策下经学教育盛极一时在观念上的反映。

汉代独尊儒术后,其他学派在民间仍有私家教学。成帝时道家学者严尊(君平)于成都市为人卜筮谋生,“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庄)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扬雄少时从游学”^[153]。两汉之际,耿况“与王莽从弟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154]。东汉桓帝时,杨厚称病辞官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155]。这些人传授黄老之学,均属特殊形势下修身自保的手段。至于道家学术,往往以有志趣者自学钻研、修身养性为主要学习方式,原本就不大提倡硬行授受。班嗣精于老庄之学,桓谭欲借其书,班嗣回答:

若夫严子(庄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归之自然。……今吾子已贯仁义之羁绊,系名声之缰锁,伏周、孔之轨躅,驰颜、闵之极挚,既系挛于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炫耀?昔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匍匐而归耳。恐似此类,故不进。^[156]

自恃清高的道家学者采取与“世教”即儒家教育水火不容的态度,结果是甘愿将教育领域拱手让给儒家。

汉代也有私家传习法律的。如郭弘习《小杜律》,其子郭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157]。但刑律的学习属于技能学习,与法家学说不是一回事。法家也不重视常规教学。如薛宣明习文法,其子有意求教,薛宣始终不教。掾史不解而问,薛宣说:“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158]与道家一样不愿涉足普通教育领域。就道家和法家的教育宗旨和教育内容看,也不大适合于实施普通教育。

自西汉中叶以后,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他各家学说已没有自己著名的学术巨匠,其研究多由儒者进行。如刘向著《说老子》四篇。折象“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159],马融、郑玄等大儒也注过《老子》。前文提到教授黄老之学的杨厚,原本也是通经之儒。早期佛教的传播也与儒生有直接关系。《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牟子·理惑论》则说是汉明帝“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160]。时间、人物记载不一,但有博士弟子参与传写佛经这一点则是一致的。可以说,汉代儒家经学已成为学者必修的主干学术,而其他学术实际上成为士人学习儒学之外的涉猎。王充说:“儒者,学之所为也。儒者学,学,儒也。”^[161]儒与学融为一体,儒者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代名称,从而使儒学绝对控制了教育事业。

三、群士归宗攻读儒经社会风尚的形成

在儒学实际上已垄断教育的形势下,汉代社会上攻读儒经蔚然成风,乃至起初与儒学无涉的各类士人也纷纷归宗儒学。如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晚乃《易》《春秋》”^[162]。公孙弘少为郡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163]。丙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164]。眭弘“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165]。可见群士归于儒家经学已成为社会潮流。

到东汉时,不少武将也通习儒经,随光武帝打江山的便有这样一批“儒将”。如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166];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167];贾复“少好学,习《尚书》”,其师李生赞其“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168];耿弇“少学《诗》《礼》,明锐有权谋”^[169]。这种现象是西汉时所没有的。这些儒将与一介武夫不同的是能将儒术用于治军之道。博士范升称赞名将祭遵说:“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170]又如朱祐“善儒学,将兵率众,多受降,以克定城邑为本,不存首级之功”^[171]。儒学渗入军队中,对作战方略的转变及军队建设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东汉时甚至宦官中也有通经术者。《后汉书·宦者传》记载,宦官蔡伦“有才学”,以发明“蔡侯纸”闻名于世。安帝元初四年(117年),“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吏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既然能主持东观校经,可见还是有一定的经学造诣。灵帝时宦官李巡为石经刊刻的促成者。宦官赵祐“博学多览,著作校书,诸儒称之”。宦官历来被认为是官僚集团中最无文化教养的群体,汉代宦官颇有通经并涉足文教事业者,也是当时经学教育盛极一时的反映。

汉代士人全力攻读儒经已成社会风尚,闻名后世的事例有:董仲舒“三年不窥园”^[172],“乘马不知牝牡,志在经传也”^[173]。可见其治学之专心。匡衡“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174]。可见其学之努力。倪宽“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颜师古注:供诸弟子烹炊也)。时行赁作,带经而鉏,休息辄读诵”^[175]。可见其治学之勤奋。曹褒“昼夜研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176]。可见其治学之刻苦。光武帝刘秀“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177]。可见其治学之抓紧。这些都是历来人们用来鼓励学习的典型材料,不过也有失之呆板乃至夸张之弊。王充《论衡·儒增》篇中就有批评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说法:“仲舒虽精,亦时解休。解休之间,犹宜游于门庭之侧。能至门庭,何嫌不窥园菜?闻用精者,察物不见,存道以亡身;不闻不至门庭,坐思三年,不及窥园也。”至于何休“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178],那就更加不可思议了。

士人致力于攻读儒经的动力主要来自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如班固所说:“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179]这也是统治者利用定向化教育和选士制度来独尊儒术的必然结果。但也不可一概而论,汉代不求名利,不畏困辱,诚心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学者也颇有人在。例如,严彭祖生性廉直,不事权贵。

有人劝他:“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丞相,愿少自勉强。”严彭祖正言回答:“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180]

黄霸与《尚书》大师夏侯胜因罪下狱,黄霸在狱中请求拜夏侯胜为师学经,夏侯胜认为两个都是要判死刑的人,还学个什么。黄霸遂引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也。”“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181]

包咸在归乡途中被赤眉军捉住,“遂见拘执,十余日,咸晨夜诵经自若”^[182]。赤眉军大为惊异,便释放了他。

张楷因被盗贼事牵连下狱,“积二年,恒讽诵经籍,作《尚书》注”^[183],竟在狱中撰成一部经注,可谓潜心治学了。

周磐感到自己将不久人世,遂立下遗嘱,要求其子安葬他时将“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184]。死后还想继续治学,可谓矢志不移了。

东汉时不恋官场声利的学者更多,构成“逸民”“隐士”一类人物。这些人有的是自恃清高,不愿介入官场腐败的政治生活;有的是因不受当权者重视,宁愿退居治学;有的是为了明哲保身,免遭官场倾轧之祸。而最有代表性的,如汉代集大成的经学家郑玄那样:“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185]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潜心治学和修道的学者,儒学研究和传授才得以不断发展和扩充。

学习研究儒家经籍虽然主要是士大夫的事,但是,尊崇儒学的社会风尚使人们耳濡目染,对一般群众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尽管他们未见得有条件习读儒经。即使是农民起义军,对于具有儒家德行和学术的人,也往往持尊重的态度,这在汉代史料中常有所见。例如:孙期隐居大泽中,奉养老母,同时传经。“黄巾贼起,过期里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186]。郑玄“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187]。起义军主要是造昏君和贪官的反,他们与儒家学说本无根本对立之处,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学教育的社会影响之大。

总的来看,独尊儒术使教育在社会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使儒学在教育观念和教育实施方面都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尽管受客观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条件所限,汉代教育活动尚不可能完全达到儒家理想的目标和实施层面,但毕竟基本上符合儒家构建的模式,而且使儒学成为学术和修养的主要体现,并以此全方位地影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走向,其作用是极其深远的。

【注释】

[1]《汉书·陆贾传》。郑氏曰:“秦之先造父封于赵城,其后以为姓。”

[2]《新书·过秦中》。

[3]《汉书·高帝纪上》。

[4]《汉书·高帝纪下》。

[5]《史记·郦生陆贾传》。

[6]同上。

[7]《史记·叔孙通传》。

[8]《汉书·高帝纪下》。

[9]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一。

[10]《史记·儒林传序》。

[11]《汉书·周勃传》。

[12]《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13]《史记·陈丞相世家》。

[14]《汉书·高帝纪上》。

[15]《史记·太史公自序》。

[16]《史记·田儋传》。

[17]《史记·曹相国世家》。

[18]《史记·陈丞相世家》。

[19]《史记·汲郑列传》。

[20]《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21]《史记·太史公自序》。

[22]《十大经·成法》。

[23]《史记·外戚世家》。

[24]《新语·道基》。

[25]《汉书·贾谊传》。

[26]《汉书·贾山传》。

[27]《后汉书·翟酺传》。

[28]《汉书·晁错传》。

[29]《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

[30]《汉书·淮南王传》。

[31]《汉书·儒林传》。

[32]同上。

[33]同上。

[34]《汉书·艺文志》。

[35]《汉书·儒林传》。

[36]《四库全书总目》引徐彦《春秋公羊传疏》。

[37]《汉书·董仲舒传》。

[38]《四库全书总目》引徐彦《春秋公羊传疏》。

[39]《汉书·儒林传》。

[40]《史记·黥布列传》。

[41]《汉书·吴王濞传》。

[42]《汉书·贾谊传》。

[43]《汉书·匈奴传上》。

[44]《汉书·叔孙通传》。

[45]《史记·梁孝王列传》褚少孙语。

[46]《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47]《汉书·儒林传》。

[48]同上。

[49]《汉书·武帝纪》。

[50]《汉书·窦婴传》。

[51]《史记·儒林传》。

[52]《汉书·窦婴传》。

[53]《汉书·武帝纪》。

[54]《汉书·百官公卿表》。

[55]《史记·秦始皇本纪》。

[56]《汉书·贾谊传》。

[57]《论衡·别通》。

[58]《汉书·武帝纪》。

[59]董仲舒对策中有“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之语。按汉与康居的交往,乃因张骞之通西域。张骞受武帝派遣西行,十三载后方返回长安,于是汉朝廷方知西域情况。如果董仲舒没有其他途径得知有康居之国的话,则对策时间应推至元朔初。

[60]《汉书·儒林传》。

[61]《汉书·董仲舒传》。

[62]《汉书·武帝纪》。

[63]《后汉书·百官志一》。

[64]《汉书·武帝纪》。

[65]《汉书·儒林传序》。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7]《魏书·儒林传序》。

[68]《梁书·武帝纪》。

[69]《汉书·食货志上》。

[70]《诗·大雅·泂酌》。

[71]《论语·学而》。

[72]《后汉书·韦彪传》。

[73]《诗·小雅·北山》。

[74]《史记·太史公自序》。

[75]《论语·为政》。

[76]《孟子·滕文公下》。

[77]《荀子·儒效》。

[78]《易·系辞上》。

[79]《论语·雍也》。

[80]《礼记·中庸》:“庸德之行。”郑玄注:“庸,犹常也。”

[81]《汉书·董仲舒传》。

[82]《汉书·贾山传》。

[83]《韩非子·忠孝》。

[84]《史记·儒林传序》。

[85]《明史·钱唐传》。

[86]《汉书·循吏传序》。

[87]皮锡瑞:《经学历史》,第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88]《汉书·隽不疑传》。

[89]《史记·酷吏传·张汤》。

[90]《后汉书·班固传》。

[91]《汉书·武帝纪》。

[92]《春秋繁露·顺命》。

[93]《汉书·鲍宣传》。

[94]《后汉书·樊鲦传》。

[95]《汉书·眭弘传》。

[96]《盐铁论·轻重》。

[97]《盐铁论·力耕》。

[98]《史记·汲郑列传》。

[99]《利玛窦中国札记》,第7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0]《汉书·贾山传》。

[101]《史记·三王世家》。

[102]《史记·叔孙通传》。

[103]《史记·汲郑列传》。

[104]《后汉书·马融传》。

[105]《汉书·何武传》。

[106]《汉书·张禹传》。

[107]《后汉书·儒林传上·欧阳歙》。

[108]《后汉书·杨震传》。

[109]《汉书·叔孙通传》。

[110]《史记·孝武本纪》。

[111]《盐铁论·论诽》。

[112]《盐铁论·利议》。

[113]《史记·曹相国世家》。

[114]《汉书·倪宽传》。

[115]《后汉书·曹褒传》。

[116]《法言·渊骞》。

[117]杜佑:《通典》卷十七。

[118]《盐铁论·忧边》。

[119]《盐铁论·利议》。

[120]《盐铁论·大论》。

[121]《汉书·礼乐志》。

[122]《汉书·盖宽饶传》。

[123]《汉书·元帝纪》。

[124]《汉书·梅福传》。

[125]《汉书·平帝纪》。

[126]《栾城集》卷二○,《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

[127]《汉书·艺文志》。

[128]同上。

[129]《后汉书·明帝纪》注引袁宏《后汉纪》。

[130]杜佑:《通典》卷一七引。

[131]《汉书·倪宽传》。

[132]《史记·平津侯列传》。

[133]《汉书·翟方进传》。

[134]《汉书·武帝纪》。

[135]《汉书·元帝纪》。

[136]《后汉书·章帝纪》。

[137]《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38]《汉书·循吏传·文翁》。

[139]《论语·先进》。

[140]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三七七引《春秋纬·演孔图》。

[141]《后汉书·明帝纪》。

[142]《后汉书·章帝纪》。

[143]同上。

[144]《申鉴·时事》。

[145]《后汉书·西域传》:“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146]《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王》。

[147]《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王》。

[148]《春秋繁露·重政》。

[149]《法言·问明》。

[150]《论衡·量知》。

[151]杜佑:《通典》卷一六。

[152]《中论·务本》。

[153]《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

[154]《后汉书·耿弇传》。

[155]《后汉书·杨厚传》。

[156]《汉书·叙传上》。

[157]《后汉书·郭躬传》。

[158]《汉书·薛宣传》。

[159]《后汉书·方术传上·折象》。

[160]僧佑编:《弘明集》卷一。

[161]《论衡·定贤》。

[162]《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63]《汉书·公孙弘传》。

[164]《汉书·丙吉传》。

[165]《汉书·眭弘传》。

[166]《后汉书·邓禹传》

[167]《后汉书·冯异传》。

[168]《后汉书·贾复传》。

[169]《后汉书·耿弇传》注引袁山松书。

[170]《后汉书·祭遵传》。

[171]《后汉书·朱祐传》。

[172]《汉书·董仲舒传》。颜师古注:“虽有园圃,不窥视之,言专学也。”

[173]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四○。

[174]《西京杂记》卷二。

[175]《汉书·倪宽传》。

[176]《后汉书·曹褒传》。

[177]《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178]《后汉书·何休传》。

[179]《汉书·儒林传赞》。

[180]《汉书·儒林传·严彭祖》。

[181]《汉书·夏侯胜传》。

[182]《后汉书·儒林传下·包咸》。

[183]《后汉书·张霸传·张楷》。

[184]《后汉书·周磐传》。

[185]《后汉书·郑玄传》。

[186]《后汉书·儒林传上·孙期》。

[187]《后汉书·郑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