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恪守信用的人

眼下一个时髦的话题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令金融部门感到棘手的是，银行方面难于掌握消费者的信用记录，消费信贷也便无从“热”起来。其实，传统上中国人是极讲求信用的，不是吗？早在孔夫子那里就留下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训诫；老子也说过“轻诺者，必寡信”的话；后来的理学大家程颐干脆说“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一语道出了我们立身处世的一个基本准则：守信。从哲人们的这些话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所谓守信，就是恪守自己的诺言或与他人制定的公约、守则，不任意违约、毁约，要不折不扣地去履行自己的那份义务。

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守信的处世原则，那理由无非是因为信用问题跟道德有着天然的联系。一个人不守信用，首先便是对他人的一种不尊重。一家唱片公司邀请了几位词曲作者策划新的专辑，定于下午1点在和江酒家约会。届时，词曲作者和歌手都准时赴约，惟有关键人物、唱片公司负责人吴先生却迟迟没有露面。直等到5点多钟，人们才只好失望地离去。次日，吴某才给众人打去电话，称因为儿子生病，忙着送儿子进医院而失约了。这迟到的道歉并未使人心服，当下便有与会者不满地说道：“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就是自己被绑在手术台上了，也要想个办法联系一下啊！”的确，一个人不守信用的违约举动，不仅使别人付出了时间代价，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别人情感与人格的亵渎，因此次不可将此看作无关紧要的小节问题，当然也是一个迟来的道歉所无法弥补的失信了。

其次，一个人不守信用，也是自己的声誉、人格和事业的一种“硬伤”。反过来，只有恪守了信用，才有可能对自己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史记》中记载商鞅变法时，商秧为取信于民，故意在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之木，然后许下“能徙者予五十全”的诺言，以此作为信用的担保。古代还有一个叫陶鲁的人，为完成筹办一百头牛犒劳士兵的任务，便在城门上贴出布告说：“交一头牛给予酬金五十两银子。”由于他兑现地这样做了，陶鲁便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任务。商鞅和陶鲁二人这种取信于人的做法，与其说是一种谋略，不如说是一种品性，既依靠信用的品性而征服了他人，也为实现自己的事业而奠下了可靠的基石。

如果说守信是古人的一种优良品德，那么，现代人更是将它发扬光大到了极致。就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更是一个重信用的理智的社会，尤其是在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的今天，信用更是人们须臾不可离弃的立身之本。在一些发达国家，建立个人的信用资料，也就是建立了个人的道德，也才有可能在竞争中、生活中真正做到畅通无阻、游刃有余。某留学生讲过这样一件事。他自己有小车，但他每次去加油站加油时却都得等待现钞交付，这样既耽误时间，又颇感繁琐不方便。于是，这位留学生便决定像其他美国人一样，申请一张“购油信用卡”。岂知表上有一栏“信用资料”，便是对用户的信用记录的考核，没有它就办不成“购油信用卡”了。只是由于这位留学生没有不守信用的记录，才勉强办成了该卡。在尝到了信用卡的甜头之后，两年下来，这位留学生已经拥有了三张不同牌子的“购油信用卡”、两家大百货公司的“购物信用卡”、三张全球通用的“金融信用卡”，这样才算真正步入了现代社会的数字化生存时代。可见，越是现代社会，“信用”二字的用途就越是广泛，也越显其重要。舍此之外，便几乎没有人的立身之地了。

不过，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恪守信用决非嘴上说说那样简单，没有严于律己、乐于付出的精神，没有尊重他人、关爱社会的品性，所谓“守信”也便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因此，做一个守信的人，是需要我们付出真诚的努力的。

首先，守信需要献出真诚。有句老话叫做“一诺千金”，说的就是不能轻易许诺，一旦许下诺言，就应当竭尽全力去做到。这里，信守诺言，便成为一个人是否能真诚待人的客观标准，即便在至爱亲朋之中，我们也应当如此要求自己。有一位父亲，趁出差之机给女儿买了一件漂亮而时髦的衣服。谁知父亲的兄弟那未过门的儿媳上门做客，在没有见面礼的尴尬之中，那父亲急中生智，慨然将为自己女儿买的时髦新衣送了出去。虽然因此那位父亲促成了侄子的一桩美好姻缘，却欠下了女儿的一笔亲情“债务”。父亲对伤心的女儿许诺说，过年那天一定让你穿上同送出的那件一模一样的新衣。岂料快到大年三十了，父亲在小城里仍未寻得那“一模一样”的衣服。为了自己的诺言，那位父亲不惜冒着严寒，在大年三十专程去北京，跑遍了东单、西单、王府井、大栅栏，最后终于买回了一件琅送出去的那件“一模一样”的新衣。一个父亲，为了自己的信用，付出了多深的爱、多厚的情，没有对女儿的拳拳真诚，又怎能在那千金诺言上添加如此重重的砝码呢？对待亲人是如此，对待他人更应当如此。所谓“君子诚之为贵”，便是讲真诚与守信应该划上等号。作家塞万提斯说得好：“忠诚人的话就像他的抵押物一样可靠。”你以信用作了抵押，别人不也同样会以信用作为回报吗？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还愁建立不起来么？

其次，守信还需要我们战胜环境。有时候，一个人的承诺会受到突变的客观条件或自然环境的制约，这就为实践信用设置了障碍。因此，这时候，所谓履行诺言便成为战胜环境、挑战自身的同义语了。上世纪初，一批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革命者，决定举行一次秘密集会。时间到了，可依然不见原定的作报告者的身影。原来，那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积雪被晒软了，河面冰雪却未完全消融，那位报告人既无法乘狗拉雪撬，也无法驾船逆流而上。就在与会者忐忑不安、议论纷纷的时候，远处冰河上却闪现出了那位作报告者的身形。近了一看，他竟是自己用铁杆推开冰块，再加上岸上的几只小狗拉船，一寸寸地往前挪过来的。虽然只迟到了一小会儿，他却万分抱歉地说道：“请原谅我不得已而迟到了，那是一种新的交通工具，有点不好掌握。”然而，与会者却一致赞扬他说：“不，你是一位比我们更有头脑、更有主意、更勇敢的人！”的确，守信用便是这样一种品性，它让人在危急之时富有智慧，让人在困难面前勇气倍增，让人在险恶环境中无所畏惧。尽管以报告人地位、身份而言他可以无视开会时间，尽管以开会时的客观环境他可以推卸迟到责任，可是，他并未那样做，并未随意抛弃自己的信用。正如罗斯福所言，“守信胜过名气”。的确，一个人只要心中尚存“信用”二字，他就能在“名气”的守护中，不遗余力地创造出逢山开珞、遇水搭桥的奇迹来。

再次，守信有时也需要我们付出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别人的承诺，实际上也是一种债务；这样，守信也就成了偿还债务的一种行动。这里，有时候需要人付出很多，甚至可能包括辛劳、血汁、泪水、钱财直到全身心的东西。虽然我们为信用付出有可能巨大了一些，代价也可能沉重了一些，不过，当我们由此而赢得信用、尊重与称道之时，无疑又是欢愉的。美国芝加哥曾发生过一个“义债”的故事。一位叫做罗迪的移民，办了一家私人银行，不幸遭到歹徒的抢劫。本来，这样的灾难不应由罗迪来承担，而应由保险公司赔偿。不过，由于人心浮躁起来，储户纷纷涌入罗迪家中索要现金，没有现金便见啥拿啥，最后迫使他的银行只得关闭，宣告破产了。这样一来，罗迪的账上便拖下了250个储户的近2万元现金。罗迪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说：“法律上这或许不算是债务，不过，我个人是认账的，这是信义上的债务。”基于这样的信念，他便通知自己的客户说：“我所欠下的债，请相信，我将全部偿还你们。”从此，罗迪开始了偿还信义之债的艰辛历程。他发动全家妻儿老小补鞋、卖报、送货、卖肉，一分一厘地积攒，一家一户地清偿。到后来，有的先前的储户，自己已经忘记了那笔存款，罗迪却依然送上门去。不用说，偿债的路是艰辛的，罗迪一家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可是，“信用”二字一直鞭策着他，苦苦挣扎了整整31个春秋。到终于还清了所有义债之时，罗迪才长舒一口气道：“现在，我无债一身轻了！”不怕付出沉重的代价，也要恪守自己对别人的一份承诺，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品质啊！正如作家大仲马所言：“当信用消失的时候，肉体也就没有了生命。”惟有将信用视为第二生命的人，才有可能承受如此的磨难，千方百计地去兑现自己的承诺。

第四，守信有时需要我们能忍受委屈。既然信用是一种负荷，那就少不得需要人们付出一份委屈甚至屈辱。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理亏的是他人，但为了那可贵的信用，仍然需要我们忍辱负重地默默承受。作家海明威就有过类似的遭遇。二战时，作为陪都的重庆物资比较匮乏，尤其是盟军喜爱的威士忌，更是稀有之物。一位叫莱德勒的炮艇军官，从某商人那里购得一箱威士忌，打算在自己调走重庆时开告别酒会使用。此时，正值海明威来重庆访问，得悉这一情况后，海氏再也耐不住酒瘾了，便找到莱德勒。莱德勒无意出售这箱威士忌，但尊重海明威作家的声誉，便提出“用六瓶酒换取作家六堂课，以传授如何成为一名作家”为交换威士忌的条件。海明威答应了。以后的五天时间里，海氏恪守诺言，每天为莱德勒传授一堂写作课。到了第六天，海明威因事必须离渝了，只好邀请莱德勒同他一道去机场，以便一边走一边上完最后一堂课。就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中，海氏凑近他的耳根道：“你在描写人之前，应当首先使自己成为有修养的人。必须做到两点：第一要有同情心；第二要能以柔克刚。”作家在登上舷梯的最后一刻，又说：“朋友，你在为你的狂欢会发出请柬之前，最好把你的酒先抽样检查一下。”海氏走了，莱德勒遵从作家之嘱，立即打开余下的酒瓶，一尝，啊呀！这哪里是威士忌，分明是一瓶瓶的茶水！显然是商人把他骗了。然而，海明威虽然一开始就知道实情，却将它隐藏心中，恪守自己在交易中的承诺。正是信用的力量，使作家海明威承受了委屈，默默地将许诺付诸实践之中，既没有嘲笑军官的无知，也没有因自己的“受骗”而迁怒于人。在海氏那里，承诺就是承诺，信用就是信用，那是用不着斤斤计较个人的得或者失的。可见，信用问题，有时候不也同时是对当事者其他品质的一种折射吗？

最后，守信更需要我们胸襟博大。既然信用的本质是诚与信，因此不少情况下就难于用法规去衡量，全靠当事人以自身的良知、博大的胸襟，去加以自律和处理了。无疑，这时候“信用”二字，实际上已然成为人的眼界与视野的代名词，人们从中不难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高下优劣。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二战中，盟军发起对希特勒的最后攻势之际，有一队美国伞兵潜入比利时某村庄，准备进行伏击战。当时四周是皑皑雪野，伞兵的绿色空降服显得格外醒目，这无异于给敌人提供了一个个活靶子。为此，队长决定借用村民的白色床单，作为伞兵们的掩蔽之物。当下，在村长的大力协助之下，村民们很快“借出”了一张张雪白的床单。战斗结束后，伞兵们身上的床单自然早已失散了、破损了，队长也将此事置于脑后了。两年后，某报刊载了一篇报道，说那个比利时小村庄有村民喃喃道：“如果美国人借我们的床单能归还我们该多好啊！那队长可是答应了用后就归还的呀。”凑巧伞兵队长看到了这则报道，立即不安起来。他主动联络过去的部下，很快便收集了数十条床单和一些捐款。队长专程将它们送往比利时，受到村民们热烈的欢迎。这个言而有信的故事，不正表明了人间的一种美好情感吗？虽然，伞兵队长完全可以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推托掉自身的承诺，可他却掂出了那一诺千金的信用的分量，因此才不遗余力地以“千里送鹅毛”的精神，去偿还自己的那个承诺。事实上，只有不负良知的人，只有胸襟如海洋般广阔的人，才会怀有如此真挚的情感，才会如此义无反顾地去补偿自己曾经的许诺。

作家刘墉说过：“允诺是一种负荷，是一张需要兑现的支票，而多数人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有着太多的允诺。”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许诺的多少，只在实行。即使是只言片语的诺言，我们也当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古训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中国有个著名的故事叫“尾生之信”，说的是一个叫尾生的书生，与心上人在一座桥下约会，后来书生去了，而那个女子却违约了。就在等待那个女子之际，山洪汹涌而至，书生仍不离去，结果抱在桥柱上被活活淹死。撇开故事中嘲笑书生迂腐这一点不论，就他严格恪守信用的品性而言，不是很值得今天的人们效法么？现代社会需要个人信用的建立，没有信用也就难立足于现代社会。因此，重提“尾生之信”并非多此一举——因为，从中我们不难领悟到信用为什么是一个人的立身处世之本的道理。

（瞿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