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生命在父亲的爱中延伸

我的父亲余继永和母亲何能贵于1955年6月结成夫妻。我母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婚后病情逐渐严重起来。母亲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尽管身体有病，却从未怠慢过工作，她经常一个人起早贪黑到区上、县上开会，经常一个人跋山涉水到学生家作家访。父亲也特别支持她的工作，说年轻人不能怕辛苦，要争取政治上的进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父亲的鼓励下，母亲很快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党组织几次找她谈话后，准备重点培养她。后因母亲的病情日益严重才影响了她在政治上的进步。母亲不止一次地说起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958年，因母亲病情严重，一个人在老君山上教书没人照顾，组织上就调她到清溪完小工作，与父亲生活在一起，这时，母亲的心脏病经常发作，一年要住好几次医院。但她仍然舍不得离开教学岗位，坚持坐在板凳上为学生上课。有时，她病得厉害，连走进教室的力气都没有了。父亲就背着她进教室。母亲讲课很吃力，常常是讲讲停停、停停讲讲。父亲站在教室外看着她，心里十分担心。同学们看到这种情景，很感动，都让母亲回去休息，等病好了再来上课，免得叫我父亲担心！后来，母亲实在不能上课了，从1970年起便只好在家里养病。

父亲为了给母亲治病，到处求医。1973年，父亲护送母亲到重庆医学院住院检查，这次检查确诊她为风湿性心脏病和血小板减少。1975年，父亲听一位重庆知青说重庆军医学院有一个姓齐的教授是留美回国的心脏病专家，但已经70多岁了，很少给人看病。知青说她父亲跟齐教授很熟，她愿意把我母亲带到齐教授家去，让齐教授为母亲治病。于是，父亲和这位知青一起把母亲护送到重庆齐教授家。齐教授检查时非常认真，用仪器听，还细心地问，边问边详细解释。齐教授看我母亲思想比较开明，又是教书的知识分子，就说了实话。他说母亲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要是早知道这样，他就不会同意母亲这么远到重庆来检查，他说母亲这样严重的病人在路上很容易休克，太危险，他还劝母亲在家里养病吃药，不要到处求医了。他给母亲打了一个比喻，说母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就像一灯油点到现在剩下不多了。所以，剩下的油要好好保管，不要浪费，要把灯亮拧小点，就可以多点一些时间，人也一样，只要好好保养，好好休息，不累，就能多活些岁数。母亲回来逢人便说齐教授的这个比喻，父亲便按齐教授说的，细心照料母亲，让母亲少操心，休息好，吃好，尽量让她过得快活。殊不知，母亲这点儿油让她活了一年又一年，许多戏言要给母亲送花圈的人竟在母亲前头离开了人世。尽管父亲觉得齐教授说得有道理，但他心中总希望找到一家能给母亲治病的医院。1982年，父亲又把母亲带到武汉姑姑家，在武汉一家大医院看病时，医生也说母亲这样严重的病外出几百里甚至上千里来检查，在路上实在太危险了，医生说应该在当地治疗，关键要好好保养心脏的功能。从那以后，父亲再没有带母亲外出求过医，只在家里保养。

回家保养的问题很多，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打针，我们家当时住在学校，跟区医院隔着一条河，母亲的病发作时，每天要打三次针，母亲能走时就慢慢走到医院去打，有时走不动，父亲就背她上医院去打，如果病情实在很严重，父亲背都不行了，就叫护士到家里来打。可是，由于区医院距我们家有两里多路，护士每天给母亲打三次针，往返就要跑六趟，护士感到很不耐烦，父亲也过意不去。有一天晚上，父亲就跟母亲商量，说他自己来学习打针，希望母亲支持他，母亲十分感激地答应了父亲。

第二天，区医院的李方银医生来到我们家，他说打针很容易学，关键是要找准打针的部位，先消毒，再进针，李医生就这样手把手给父亲教有关打针的知识。父亲马上就按李医生讲的方法进行练习，很快就掌握了如何汲药水、如何找准部位、如何消毒、如何进针的要领。可是，当他第一次准备给母亲打针的时候，他叫母亲不要害怕，自己却紧张得汗珠一颗一颗地往下落，最终还是没敢进针。李医生只好把注射器拿过来，又一次给父亲作了示范。

第二次，李医生坚持要父亲给母亲打。父亲鼓足勇气，屏住呼吸，将针头扎进了母亲的身体。他看见母亲咬紧牙关，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情，便问：“老何，痛不痛？”母亲说：“不痛！”“你撒谎，肯定痛，我推慢点。”“老余，真的不痛，你打得跟护士一样好。”父亲被母亲的话深深地感动了。他知道这是母亲在鼓励他、在给他信心。

那以后，父亲在李医生的指导下，又给母亲打了好几次针，慢慢地，父亲打针的技术越来越好了，进针的时候，母亲什么感觉也没有。从此，只要母亲一病，医生给母亲看了病弄了药，打针的事就由我父亲自己承担下来。

父亲为了治好母亲的病，还到处打听祖传秘方，四面八方寻找草药医治，父亲听说有什么秘方或偏方能治心脏病，他都要想方设法去把这些药找回来让母亲吃。1978年7月，父亲听说长了二十年的桑树根和其他几味药一起煎水喝能治心脏病，他就走村串户在乡下打听哪里有长了二十年的桑树。后来听说四望山上有，父亲便立时赶去。那天，他刚走进那片桑树林，天上突然乌云密布，不一会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父亲跑到一块大石头的下面躲起来，以为雨很快就会停下来，没想到雨一直下着，没有停的意思，父亲看看雨雾蒙蒙的天空，心里很着急。他从石头下面跑出来，冒着大雨挖桑树根。湿透的衣服紧贴着身体显得十分笨重。父亲顾不上用手去抹一抹脸上的雨水，奋力挖着，一口接一口地吞着雨水，挖了近三个小时，父亲才挖了一背兜儿桑树根。这时，他的身上粘满了黄泥，看上去十分狼狈，然而，他的心里却非常高兴，一点也不觉得累。他背着桑树根往回走，在一条陡峭的下坡路上，他脚下一滑，人就顺着泥泞的山道往下滚。当他被一棵树挡住的时候，他没有去管额头上的伤口，而是心急如焚地爬着把撒落在四周的桑树根捡回来。晚上九点钟，他才回到家里，看到他满身泥水的样子，母亲哭了。

回来后，父亲洗了脸，换了衣服，顾不上休息，又把这些桑树根洗干净，再和其他几种药一起连夜熬了让母亲吃。母亲端着药碗，半天没喝，她看着父亲说：“老余，你辛苦了！”父亲说：“喝吧，只要你的病能好点儿、轻点儿，我辛苦值得！”

母亲喝了一段时间桑树根煎的水以后，感觉效果不错，精神比以前好了些，吃饭、睡觉也比原来好了些。

父亲几十年跋山涉水为母亲找过不少祖传秘方和民间偏方，母亲吃了这些药，肿消了，饭也吃得多了。小小的一点收效对父亲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他经常兴奋得像个小孩子似的哼着小曲，去寻访更多的秘方和偏方。

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对母亲特别关照，他经常对我们说母亲多病、身体不好，全家人要重点保护母亲，好吃的要让母亲吃。母亲这时候却总是说，重点保护的应该是父亲，父亲是我们家的支柱，没有父亲，我们就没有房子住；没有父亲，家里的活儿就没人干；没有父亲，我们就没有吃的用的。父亲又说母亲才是家里的中心，我们家离了母亲就不成其为家了。是母亲安排我们三兄妹的吃穿和学习，母亲虽不能干什么活，但她的安排很重要。父亲说我们要想方设法让母亲把身体养好，要让她看见我们三个孩子长大成人。父亲又一再告诉我们吃肉吃鸡要忍嘴，要让母亲多吃一点。母亲吃好点吃多点身体才会恢复得快一点。

有一次，父亲从县城开会回来，妹妹第一个跑上去接过他的包，在里面翻找，她找出了父亲买的糖果和饼干，把装饼干的塑料袋撕开，自己取了一块饼干就吃，父亲看见后，很生气，打了妹妹。他说：“平时跟你说的是不是忘了？这是给你妈妈买的。你妈妈吃药嘴苦。吃糖和饼干嘴会好受些。”妹妹一边哭，一边承认错误，她说：“爸爸，我以后再也不吃妈妈的饼干了！”从那以后，父亲每次买回来饼干和糖尽管妹妹想吃，但她总是先拿给母亲。要父亲或母亲同意后，我们三兄妹才能分着吃一点，有时不够分，哥哥就主动说他不吃。

由于母亲吃不得盐，吃了全身就浮肿，父亲就到处托人买忌盐酱油给母亲吃。每天炒菜总是单独给母亲炒一份。母亲吃了忌盐酱油后，浮肿的现象好了许多。母亲还贫血，父亲每天早上就给她煮鸡蛋吃，有时中午也用红糖、猪油煮鸡蛋给她吃。在当时那种并不富裕的情况下，父亲精打细算，经常买一些瘦肉和鸡回来给母亲吃。

当时，物资供应很紧张，有的是计划供应，多半副食品要凭票才能买到；有的物资是分到单位供应，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父亲为了母亲能随时有这些食品吃，便抓住一切机会大量购买。他每年都从乡上或者农村购买几十斤肉、鸡、鱼、蛋等，又想法多弄一些供应券买白糖、红糖、冰糖和猪油等，并用许多瓶子装起来，好让母亲什么时候都不缺。

为了节约钱给母亲买营养品，父亲很少给我们三兄妹买新衣服，过年的新衣服都是他扯布自己裁自己缝，从没有买过成品衣。父亲缝制的衣服一般都是哥哥穿了我穿，我穿了妹妹又穿，穿烂了就补上一个补丁，裤腿短了再接上一截儿，就这样，同学们都笑我们三兄妹穿的是一条裤子。

父亲知道像母亲这样严重的病人要长寿，在护理上就必须特别小心，并且要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护理。母亲是个很讲清洁的人，她十天半个月就要洗一次澡，然而，母亲洗澡感到很累很吃力。每次都是父亲先用桶把水打好，然后再让母亲洗。当初母亲是站着洗，洗完后累得直喘粗气。有一次父亲出差，母亲自己用桶打水洗澡，因为洗得太久，又太劳累，她感冒了，心脏病突然发作，住了两个月院才好转。那以后，父亲就给母亲做了一个矮板凳。买了一个大木盆，让板凳比木盆高一点。每次洗澡，父亲就先在盆子里装满水，然后把板凳放在盆子里，再让母亲坐在板凳上，这样洗澡，母亲就稳当多了，也舒服得多，也就再不那么劳累了。

母亲的心脏十分衰弱，不能平睡，要平躺半坐。父亲就亲自做了一对单人沙发和一张躺椅，母亲坐在上面或者睡在上面感觉很好，无数次地夸父亲的手艺好。热天，母亲睡在上面热，父亲就守着她，给她扇风。到了冬天，母亲又咳得厉害。母亲咳起来非常吓人，很远都能听见，有时邻居都跑来看她，为她想办法止咳。由于咳嗽，母亲睡觉困难，父亲就要睡在床头，让母亲半坐半睡在他的身上，把他当作枕头。开始母亲不同意，她说父亲睡在床头会难受的。父亲说他不会难受，只要母亲不咳嗽，他就高兴。也怪，母亲睡在父亲身上，咳嗽就好多了。母亲一不咳了，就让父亲快起来。可父亲说这样睡吧，起来又会咳的。父亲就这样整夜地睡在床头，帮助母亲渡过难关。有时，父亲很快就睡着了，发出很响的鼾声，母亲却无法入睡，一个人悄悄地流泪。有一次，她正哭着，父亲醒了过来，问她哭啥。母亲说她没有道理让父亲睡在床头受罪。父亲说他们是夫妻，他没有办法治好母亲的病，可他总应该让母亲睡一个好觉。他还说他睡在床头是希望母亲快快入睡，不是让母亲坐在那儿哭的！父亲握着母亲的手，叫她趁不咳嗽的时候快睡。母亲就不再说话，静静地睡去。

有时母亲不能睡，坐着睡心里也难受，父亲就把母亲背在背上，在室内室外慢慢地走来走去，等母亲好些后，再轻轻放到床上去睡。这样，母亲就可以睡到天亮。

父亲为了不让母亲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想这想那背上思想包袱，就想尽办法让母亲心情愉快。当时，乡场上不是经常都有电影看，县上的放映队一月半月才来放一次电影，每次电影队来了之后，父亲总是老早就去买票，晚上背着母亲上影院，以至于放电影的人跟他都很熟悉了。到后来，他们不仅不收父亲的票，还非常热情地帮助父亲把母亲扶进影院。再后来有了电视，父亲就陪着母亲看电视。当时，私人有电视的很少，区上有一台电视机，父亲每晚先把板凳放好，抢先占一个位置，等电视开始了就把母亲背去看，看完了又背回来。每次看完电视回家，特别是看了电视剧后，母亲都非常兴奋，总是跟父亲和我们讨论电视剧里的内容，有时还争起来，这时，母亲完全不像一个病人了。

母亲喜欢看书看报，父亲就带些报纸回来让她看。可是，母亲看时很容易累，再加上眼睛近视，所以，一张报纸要看看停停，显得十分吃力，父亲见状，就把报纸拿过来给母亲念。母亲遇到一篇好文章，就让父亲把它剪下来，然后，寄给在外面读书的我们；有时是借回来的报纸和书，碰到好文章不能剪，母亲就自己抄，而这时父亲总会抢过来替她抄。有一次晚上，母亲在报纸上读到胡耀邦同志的一篇讲话文章，觉得很好，马上就剪下来，又找来复写纸，说要再抄两份，分别寄给我们三兄妹。父亲当时正在灯下补衣服，他赶紧从母亲手中夺过纸和笔，说等他补好衣服后再抄。那天晚上，父亲一直抄到深夜两点才把文章抄完。第二天，父亲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把三封信投进邮筒。

父亲为了让母亲忘掉病痛，还把自己在外面听到的笑话、故事讲给母亲听，有时母亲听后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这时，父亲又赶紧轻轻给母亲捶背。

母亲是乐观的，每当听说比她年龄小的人因为心脏病死去，她就非常感激父亲，说她活得长是因为父亲好。这时，父亲就说是母亲自己保养得好，心情愉快。父亲还说母亲命长，母亲就说不是她的命长，而是她的命好，因为只有命好身边才会有这样一位家庭医生，有这样一位保护神。

（余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