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普通大学转型发展的思维范式选择

曾锡环

（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

【摘要】大学传统办学的目标模式有多种——研究型、教学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等。文章回顾了我国大学办学模式转型与发展的简要历程，介绍与分析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这一较具代表性的“创业型大学”的诞生及发展转型过程及其办学思维范式，主张我国地方性普通大学转型发展的办学模式选择，应借鉴国外“创业型大学”转型发展实践的思维范式经验。

【关键词】大学　办学模式　创业型大学　思维范式

“范式”是一个学术用词，始于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库恩的范式概念，主要应用在科学研究领域，是指一种具有整体性、基础性的理论、方法论乃至世界观，是一个在新的、变化的环境下进一步清晰、规范和稳定化的现象。

范式概念在社会研究中逐渐被泛化，如教育范式、管理范式、教学范式、文化范式、政策范式、制度范式等。这里的思维范式，是指具有比较明确、稳定、清晰的一致性和整体性的思维取向。大学办学实践的思维范式是指隐含在一种办学实践结构形态中的办学思想特征或思维导向。

下面，笔者将回顾我国大学办学实践模式转型发展的简要历程，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例，说明国外“创业型大学”诞生及发展转型实践中隐含的思维范式，建议我国地方性普通大学办学实践应借鉴国外“创业型大学”办学思维范式的经验性做法。

大学为了适应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办学模式的转型发展是必然的选择。自新中国成立始，我国经历了多种大学办学实践模式的尝试，直至今天，仍然在探索与试验。

1952年，参照苏联的模式，我国对全国高校的院系进行了调整，建立了以专门学院为主体的高等教育体制。全国大部分大学分为文理（也称综合）、工科、农科、林科、医药、师范、语言、财经、政法、艺术、体育、民族等12种类型。同时，实行教学科研分离——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专事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学逐渐向学科综合性及其教学研究结合方向发展。进入90年代后期，许多大学已经成为具有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多科型综合性大学。

2000年左右，我国大学兴起一股兼并潮，从单一学科走向文、法、理、工、医等学科相结合，综合性大学遽然增多。参照大学评估研究专家武书连先生的大学分类描述方法，我国大多数大学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综合类研究型、综合类研究教学型，综合类教学研究型、综合类教学型四个类型[1]。

我国985、211高校一般均属于综合类研究型或综合类研究教学型，其他大多数地方性普通高校属于综合类教学研究型或综合类教学型。近几年的大学发展转型，总的趋势是综合类教学型转为综合类研究教学型。

我国地方性普通高校由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研究型或研究教学型大学转型，行政化的政绩思维取向主导办学模式的选择，其表现是：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大规模引进科研人才，鼓励乃至要求教师多拿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大力度奖励发表论文数、科研项目多的教师、研究人员，唯“科研GDP”，学校领导以此追求政绩。

上述大学办学实践模式，虽然对高校向研究型大学转型起到较大推动作用，但属于一种片面性、形式化的发展转型模式，具体表现为：一是理论研究脱离实践基础。许多研究者的研究，仅仅是为了拿课题、拿项目经费，为了自身的职业晋升，研究过度功利化，偏离研究的本来目的，脱离研究的实践基础，研究结果“大”而“空”乃至“假”的现象常有存在。二是应用研究中理论或技术知识的应用性特征被淡化了。大学教师及研究人员均是为了获得高行政级别的课题，对推动学科长期发展的基础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应用性强调不够，导致论文课题多，但应用性非常微弱。三是教学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课堂教学得不到有力鼓励，教师的教学改进动机弱，教学积极性差，学生不爱听课，教学质量堪忧。

地方性普通大学转型发展的思维模式，导致我国地方性普通大学发展的方向迷失。地方性普通大学均把“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许多高校不立足于自身水平及既有条件，盲目攀比，追求办学规模，争取办学“级别”，“大而全，高而尖”，拼规模，争升格，纷纷提出了大同小异的发展目标[2]。这一办学思维模式导向，导致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普遍存在着定位不明、目标雷同、分工不清、特色迷失等问题，高校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改革方案，乃至出现竞争与发展无序化的倾向，不仅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也阻碍了我国高校系统的高效运转和协调发展。

上述实践历史表明：我国地方性普通大学转型发展实践的办学思维取向存在偏差。地方性普通大学如何走出“研究型”“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或“研究教学型”大学转型发展的办学实践局限，是一个需要认真反思的课题。

与我国大学办学实践的思维范式不同，美国大学办学实践的思维范式，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下面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这一较具代表性的“创业型大学”的诞生及发展转型为例进行说明[3]。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最初形态是“赠地”大学模式。1862年美利坚联邦政府的法案规定，联邦政府赠予每个州一定的土地，土地出售的收入用于支持大学，“赠地学院（大学）”因此而得名，它们建立的初衷是推广农业和机械技术。“赠地”大学在农业科学和相关的机械技术方面培训学生，设有实验站并且以提高地方农业产量为目的开展科研。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立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者为威廉·巴顿·罗杰斯，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地质学教授。作为一所“赠地学院（大学）”，虽然强调应用技术取向，但MIT不是要建立纯粹的传统技术工程类学校，其建立的理想是：系统地把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融入企业，包括用文科和实用学科，一起培养学生，使他们成为所在行业的领导人，而不仅仅是技术人员。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在转型发展中，还吸收了当时美国其他三种大学办学模式的优点：一是古典教学学院模式。即基于传统的单一古典课程的教学，以普通教育为目的，拥有文科、研究生院和独立的技术学校，如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二是技术学院模式。这是一种从欧洲传入的模式，集中在工程职业的培训，是伴随着产业革命而兴起的一种潮流。三是研究型大学模式。其终极目标就是研究，首先是在人文领域后来延伸到科学领域，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建立在当时新出现的“纯”研究观念的基础上，一般没有技术院系。

通过吸收上述三种类型大学的优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成了一所独具特点的“创业型大学”，成功实现从“赠地学院（大学）”到“创业型大学”的转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办学实践模式转型，是典型的“创业型大学”办学模式。其大学组织模式的变革与办学路径的变革，与创新紧密相连，研究学者谢虹霞、敖翔将其概况总结为下列模式，参见图1[4]：

图1　大学演化与创新的关系

笔者将创业型大学办学实践的思维范式归纳为下列五个特征：

一是大学与政府、企业三者的互动性实践结合。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威滋（又译为：亨利·埃兹科维茨）在《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三元一体的创新战略》一书中，提出了创业型大学、政府、企业紧密发生作用的“三螺旋理论”[5]。主要论点是：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大学—产业—政府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创新的关键。产业、政府、大学都是三螺旋的重要成员：产业作为进行生产的场所；政府作为契约关系的来源，确保稳定的相互作用与交换；大学则作为新知识、新技术的来源，是主要生产力要素。

二是科学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的结合。现代的创业型大学，强调科学研究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反对那些“瞎子实验室（Blind Experimenters）”，即脱离应用目标的研究实验。通过在制造业中发展和引进生产工序，来实现科学原理在企业中的应用。麻省理工学院（MIT）在转型发展中，建立了一种全新的、与企业相联系、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应用性大学，其目标比之于美国已有的工程学校，如伦斯利尔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和西点军校（West Point），理论与科学基础要厚实很多（以上两所学校分别在土木工程的民用和军用两个分支点上见长），即强调技术应用的同时，重视基础与理论研究[6]。

三是研究性教学与技术应用的结合。现代创业型大学重视实践应用，但不是现代职业技术学院那样的纯粹技术应用模式，强调学校能够提供科学原理和规律的研究，又能将其用于指导工程和制造业的实践，强调两种类型知识的结合：①工程的科学基础；②专门的技术领域。希望教授能够通过他们对物理规律的理解与研究，为各行业的工程师提供理论基础和统一框架，而不是简单的理论与技术的推广与使用。麻省理工学院（MIT）正是通过确立这一办学教学目标，进行教学与科研机制的一系列改革，建成了一所系统地把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融入企业、文科和实用学科，一起教学，以及培养行业性专业领导人，而不仅仅是技术人员的高等级创业型大学[7]。

四是知识生产专业化与应用资本化机制的结合。现代创业型大学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重视通过建立知识与技术的转化平台，实现知识应用于社会的无缝对接模式。如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技术转移平台、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平台等，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解决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技术问题和共性技术问题。麻省理工学院（MIT）一方面重视基础研究，创造知识，为具体学科的发展提供方向与动力；另一方面重视实践应用，以企业需求为研究对象，强调知识的商业化应用，即知识资本化。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知识资本化”，大致有如下实现方式：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应用性咨询，建立大学与企业、军方（技术需要）的技术结合，知识专利权的管理制度，创立风险投资公司，与高新技术企业园（硅谷）的紧密合作等等。知识资本化成为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大学在美国社会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8]

五是师资开发利用的内外结合。纯靠大学内部传统的学术性培养，是不能解决学术知识的实践应用问题的。为解决用于商业目的需要的科研成果转化问题，麻省理工学院最先建立“实践型教授（Professors of Practice）”制度。19世纪中期的麻省理工学院，为了建立大学、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邀请了独立的咨询工程师作为学校的教师开始科学研究，将杰出的专业实践人士引入大学，聘为“实践型教授”。实践型教授可以发挥多种作用，在美国他们主要是从事教学的非终身教职人员。这些教师类似于客座教师和科研人员，其职责有限而明确。

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一实践型教授制度模式，被许多大学模仿，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哈斯商学院（Haas School of Business），聘请了实践型教授做创业中心主任，该教授是大学教师，同时也是公司的风险投资者，并授权中心主任，可建立由全职商业人士组成的稳定客座教师团队，讲授个性化、实践性明显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实践型教授的制度模式后来在欧洲等大学也得到推广。为了推动高新技术公司在本地区的进程，纽卡斯尔大学建立实践型教授制度。实践型教授由具有博士学位的高新技术公司的创立者组成，主要从事引领学校科研的工作。实践型教授的师资经费一半由学校支持，一半由该地区发展机构“英格兰东北经济发展署”支持。纽卡斯尔大学的实践型教授积极推动该大学与“科学城市”工程有关领域开展密切合作，为科学技术转化活动及相关教育实践活动作出重要贡献。

实践型教授制度，可以将大学教学、研究与知识应用三个主要职能及其作用联系起来。教师从常规的全职教授转变为兼职的实践型教授，将在大学和企业之间创建一种双向的流动。尽管创业型大学水平有差异，但从非学术界聘请的实践型教授，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潜能及积极作用非常明显，这建立了学术发展和社会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创业型大学办学的诞生与发展转型中，一直非常重视上述五个方面的思维导向，或者说，创业型大学办学实践一直离不开上述五个办学思维特征，由此成就了研究型大学的实践模式。

上海交通大学赵文华教授对创业型大学办学模式进行了研究，在其《创业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模式的变革与创新》的课题报告中，将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模式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创业型大学作为区域知识创新的主体，与政府、产业界等机构构成创新三螺旋。二是创业型大学的教学对市场作出回应；科研注重创新与创业理念的融合；创业职能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发展模式的治理核心在于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引领核心。四是发展模式的运行依托于不断拓展的创新创业平台。五是发展模式的动力机制来自三螺旋中的知识转移。（上述特征及关系参见图2）这些办学的行为特征，均与创业型大学办学的五个思维特征紧密相关，或者说是创业型大学办学思维特征的具体体现。

图2　创业型大学发展模式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致力于创新性的目标追求，其工程、科学和人文专业高度融合，既有厚实的基础理论性研究，实践前沿应用导向也十分明确，是国际性的多科性技术应用学院模式与美国多种大学模式交互影响的产物，其转型发展的路径及其办学思维范式非常值得借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诞生及发展转型的思维范式，对于我国地方性普通高校的转型发展，颇具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我国地方性普通高校的转型与发展，不应过多强调是“研究型”“教学型”“教学研究型”，还是“研究教学型”，更应该在思维范式上进行调整，如下的思维范式，或许可以采纳或强调。

其一，科研服务社会的应用导向思维范式。地方性大学应定位于为区域经济建设发展服务，服务对象为地方政府、企业、大学。大学首先应克服以拿到国家级课题为最终使命的思维范式。高校研究的主要服务功能是：围绕产业发展中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为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制订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积极推进技术转移；培育高新企业，推动产业集群的培育、发展、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社会发展所需的创业型人才。按照上述功能定位去办学，去转型发展，大学的功能才能更好体现。

其二，研究项目围绕实践前沿的市场化思维范式。针对市场需求，提前做好科研规划，增强科研成果的市场适应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目标，有选择地追求卓越，集中优势资源扶持优势技术，形成特色产业；参照企业化模式运作，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运行机制，如理顺大学科技园与大学、政府的关系，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激发大学科技（孵化）园的创新创业活力，提升大学科技（孵化）园核心竞争力。

其三，研究行动采取开放与互动的合作思维范式。大学不能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大学，应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等“创业型大学”那样，与产业、政府密切相互作用，与其他机构彼此相关、相互依存。研究加强合作性，加强与国际一流大学、国际性企业的联盟，深化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促进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大学作为区域知识创新的主体，与政府、产业界等机构构成创新“三螺旋模式”，并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政府、企业与大学共建研究院，参与分享创新研究带来的收益。

其四，研究组织灵活变化的适应性生态思维范式。大学的研究机构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行政组织结构，当大学与产业、政府的关系发生变化时，它的内部结构有一个持续不断的更新过程；当产业与政府、大学的关系发生变化时，它的内部关系和结构也要发生变化。应该随着研究任务、研究性质的变化，不断调整研究组织架构，不断适应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

上述内容回顾与分析了国内外大学转型与发展的办学实践模式及其特点，笔者的结论性建议是，不应过多强调学习甚至模仿某一大学成功的办学实践模式，更应该研究这一成功模式隐含的内在思维取向或思维范式，然后借用其“合适”的思维或理念，作为开创自身大学办学转型发展实践模式的“知识营养”，构建适合现代大学功能作用发挥及独具特点的大学组织。

［1］武书连. 2003年度中国大学排名.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陈厚丰. 中国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研究.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3］［美］亨利·埃兹科维茨. 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 王孙禺，袁本涛等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4］［美］亨利·埃茨科威滋. 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三元一体的创新战略. 周春彦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5］甘永涛. 论创业型大学研究的理论架构. 科学学研究，2011（11）.

［6］易高峰. 崛起中的创业型大学——基于研究型大学模式变革的视角.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7］［美］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 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 梁骁，黎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谢虹霞，敖翔. 创业型大学——知识社会的创新力量. 教育教学论坛，2012（33B）.

［9］Etzkowitz，Henry，Asplund，Patrik & Nordman，Niklas. Beyond Humboldt：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the Third Mission and the Triple Helix. VEST Journa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2003. 16（1）.

［10］Etzkowitz，H.，Webster. A. Universities and the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 London：Routledge Press，1995.

［11］Clark. B. R. 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 Paris：IAU Press，1998.

[1]武书连. 2003年度中国大学排名.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2]陈厚丰. 中国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研究.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13.

[3]［美］亨利·埃兹科维茨. 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 王孙禺，袁本涛等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4]谢虹霞，敖翔. 创业型大学——知识社会的创新力量. 教育教学论坛，2012（33B）.

[5]［美］亨利·埃茨科威滋. 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三元一体的创新战略. 周春彦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6]［美］亨利·埃茨科威滋. 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三元一体的创新战略. 周春彦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56.

[7]［美］亨利·埃兹科维茨. 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 王孙禺，袁本涛等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8～29.

[8]［美］亨利·埃兹科维茨. 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 王孙禺，袁本涛等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