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万历十五年》

十多年前，笔者还在上师大上学时，因教授中国古代史的萧功秦先生推荐，借阅了已故著名海外史学家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当时自以为读得很认真，结果除了觉得写得比较生动、有可读性以外，并没读出多少东西。最近，再次细读此书，结果收获大不一样，史学家想通过他的论述转达怎样的观点、《万历十五年》当年为什么会传诵一时、它究竟有什么价值等疑问一一豁然开朗。工作多年在教学实践中磨砺的解读文本的能力，在精读名著中终于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读书首先要知人论世。黄仁宇“以问题之纲领切取中国历史”的方法进行研究，他提出“大历史”观、写过《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发明“数目字管理”的评判标准，笔者还注意他是治财政税收史起家的（据《自序》），由此先解决了一个认识问题，即《万历十五年》是将明朝中后期的经济政治社会置于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内审视的问题。在《自序》又获知，黄仁宇又提出此书是要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他告诉读者，由于自身缺乏转型的机制，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万历十五年》共七章，写了六个人：其中就有大政治家张居正、大思想家李贽、大军事家戚继光、大清官海瑞，他想告诉读者，在封建社会后期，在儒学体制下，出什么大英雄或从哪个方向努力（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一样，没有死里逃生的可能。

《万历十五年》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书中论人物，夹叙夹议，写法新鲜，文字生动，在当时获得了令其他任何严肃的历史著作都望尘莫及的众多拥趸，影响巨大。

《万历十五年》一书白描了六位人物，在我看来可以分为两组：万历、申时行、张居正为一组；海瑞、戚继光、李贽为一组。第一组述皇权和相权、皇帝和文官集团；第二组论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他不仅提供了封建后期的全景图，试图想要穷尽重要领域的研究来证明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出路，而且着墨最多的是那位“活着的祖宗”——万历皇帝，用了两章的篇幅来介绍他。不过黄仁宇讲万历不讲传统视野中他最出名的贪婪、敛财，而是专分析他和两位内阁首辅、两千个京官（其中一百六十多人是言官）的关系。张居正权倾一时，大有神宗义父、摄政王的腔调；申时行老奸巨猾，制约、引导神宗，迫使他让步；以气节自许的监察御史和给事中们气势汹汹，连皇上的家事也要来管，万历皇帝所宠爱的贵妃郑氏被认定为国家的祸水，她的册封典礼，导致了皇帝和大臣们数十年的对立。——他们的合力最终导致皇权的后撤、皇帝的被架空。书中有这样的评议，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万历中年以后日形消极，沉潜于释道经籍，出的殿试题目竟然也是“无为而治”。神宗朱翊钧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人杰强势、人君大权旁落。黄仁宇更要让读者看到，即使在这样最有利于突围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依然走不出中世纪，在一阵痉挛以后，还是恢复了老样子。

黄仁宇评判人物跳出了人物臧否与评价的道德层面。他对流芳百世的海瑞表示反感，他把万历朝的财政经济放在海瑞一章写，因为海瑞在这方面有代表性。海瑞所为一是干预农田所有权，二是不准民间制造“奢侈品”，如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黄仁宇对于海瑞为官“业绩”的叙述着实给了笔者极大的震撼，甚至推翻了之前对“海青天”的认识和评价。黄仁宇对李贽流露出不满，他对于西方历史多有研究，知道欧洲社会五六百年前的嬗变是靠思想领先，本当担此重任的李贽虽然表现出了要求自由的倔强，却没有革命的品格，既缺乏“路德的自恃”，又没有“依外斯摩斯的自信”。

历史的阐释就是因果分析，为什么封建的中国不可救药？黄仁宇的诊断是：一、社会制度符合宋儒的唯心主义理论，以德治国、以德入法；政治、法律都用经学的语言表述，将实际问题抽象化。张居正的考成法，算是唯一有组织性的条例。二、不靠法治而乞灵于人治，管理方法则依靠文牍。三、内向而非竞争性，长期蛰伏着不图长进，张居正的目标也顶多是国富兵强，保存平衡，不允许某地、某产业特别发展。很多学者认可这是“超稳定结构”。四、全国是一个由无数小自耕农组成的巨大之扁平体，缺乏经济上的组织与结构，由高高在上的皇帝或者加上几个大学士统治，这种“间架式设计”，无法掌控基层和多样性的社会现实。就是地方政府，也无法有效管理农村。五、制度和习惯势力对于变革，是一种强大的阻力，不可战胜。由八股取士产生的官吏，虽然人数庞大却没有几个真正的有用之才，还相当迂执，不明白世务，抗拒变革。

黄仁宇是喜欢且习惯统计的，他用了一组数字作为此结论的基础：万历和他的阁揆张居正、申时行们统治的国家有一千一百个县、一百万读书人、二万名政府官员、一支二百万人的常备军、一千零四十个驿站。可以再补充一个：当时人口是一亿三千——一亿五千万。

那么，明代中国或者说封建社会的唯一出路是什么？明代中国或者说封建社会具体怎样达到近代化？《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并没有正面说明。倒是在黄仁宇之后的著作，如《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大陆版卷后琐语、《中国大历史》中的“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一节和《资本主义和二十一世纪》中多有涉及。

黄仁宇的观点认为明代中国或者说封建社会走出中世纪的不二法门，是自然经济蜕变为金融经济。第一步，改变财政与赋税由较落后的部门（如人丁之丁、谷米之石）为基础，繁荣手工业和城市。第二步，建立带服务性的事业，如民法、商法、保险业及银行等，解决供应行销间的技术上的支持。

但显然中国封建社会“第三帝国”（明、清）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明清“洪武型的财政体系”，绝不可能接纳以商业为主体的管制方式，而是要求“撙节用度”，视扩大经济领域为不道德的所谓“聚敛”，满足于财政凭零星杂碎之收入拼凑而成，满足于短时期之平等。除了财政经济以外，明朝也“不像一个国家，而像一个由一种文化塑成的形体”，法制不能维护私有制，而私人财产缺乏固定性，便无从在数目字上管理。

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和五百年前的北宋王安石变法相比，“洪武型的财政体系”，是历史的倒退，甚至不如唐朝。宋朝有前进的经济部门——纺织业、冶金、铸币、水运等，王安石的青苗、均输、免役等法推动金融经济。唐朝有转运使在各地区间活动，手中有大量的物质周转，朱元璋也放弃了，全国充满了此来彼往的短途补给线。

由此，黄仁宇的一家之言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实现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至少要到“万历十五年”后四百年。将黄仁宇的两本著作相比较，《万历十五年》讲政治、朝政，是病情诊断，《中国大历史》讲经济制度，是治疗方法，是处方。

一本接一本读完黄仁宇的著作，感到作者的思路越来越沉淀清澈，反倒是喜欢《万历十五年》的粗糙和不一语道破，也相信在其系列作品的销售榜上，它将永居榜首。而“大历史观下中国封建后期的冲决”也引起了我持久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