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的社会选择与分层

1.教育中的社会选择

在职业专业化的发达社会，必须有一种对每一代新人进行加工的方法，学校试图保证它所提供的受过各种专业训练的人能大体上适应社会需要。在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部分地根据学生学业上的成绩提供教育水平。但是，教育是一个巨大的过滤系统，在每一个水平上都有一些人掉队，而另一些人被鼓励继续学下去，以满足职业等级中不同水平的需求。

在通常意义上讲，每个人都知道，在学校受教育会使人受益，就是说，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人，能得到高地位的工作，因而也能挣更多的钱。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之间是非线形的：上大学的年数比上中学的年数更有价值,尤其如果一个人呆在大学的时间长到足以使他得到一个学位的话，四年制的中学毕业生比小学毕业生的收入要高出大约40%；而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要比高中毕业生高出将近50%。但是,获得进入大学的资格或机会对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平等的,我们知道,家庭背景既影响才能又影响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长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已经奇迹般地改善了人口中各部分人的教育水平：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完成了小学教育,80%以上的人完成了中学教育。那些没有进一步深造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工人群体,他们的工作和收入更加依赖于家庭背景、个人才能和独特的工作经验,而不是受教育的多或少。但在体系的最高层次上,少数好工作基本上是由那些获得了完整大学教育的人们所占据,大约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属此列。在这个经选择的群体中,家庭背景或测验的分数,对他们所得到的工作或收入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起作用的是学位。由于背景首先对得到学位的机会有许多作用,可以得出一个双重结论：大学学位既保护了那些出生在上层家庭中的人们的特权,同时也为那些来自下层的许多人跃居高位创造了条件。最近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扩展使人们特别是来自下层的人们有了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但这并不能说明下层的人们通过获得大学学位可以进入上流社会,其实这种情况在许多国家是不同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人归纳了五种结论：

(1)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使公众的社会选择机会减少,而弱势群体的选择没有发生变化。高等教育在吸收新生与就业安置上与高级服务阶层和专业服务阶层有紧密联系。这种情况反映了欧洲能人统治社会的本质和高校在扩张与庞杂的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了说明这种情况,缪勒(Muler)以英国和法国为例,他认为法国的选择体系给予了高级服务阶层和专业服务阶层的子孙——与其他社会背景的儿童相比——更好的机会进入高等教育。在他所调查的几个国家中,服务阶层的子女在初级教育中仅占不到10%的比例,而在高等教育中却占到45%的水平。

(2)计划经济的国家在阶级机会的分配上并不是最平均的,匈牙利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将绝大多数社会机会给予了高级的社会阶层。

(3)有两种教育体系普遍适用于承袭了欧洲大学教育体制的国家。第一种体系是提供条件、设施,让有能力继续深造的学生完成每一个教育阶段的学习。第二种体系是通过社会选择进行淘汰。前者通常被称为 “赞助式的选择 ”,这种选择是由认可的精英，按照精英们的标准进行选择，英国通常是这种体制；后者是“竞争性选择 ”,按照统一的普遍化的标准进行选择。这两种机制互相影响、相互作用。一方面，扩张的教育政策不断地推动高等教育向普及化、公平化发展,另一方面，选择机制的压力不断地改变着学生的组成成分。

(4)“在每一个连续的环节，有多少人能继续读书”?不同的欧洲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早期的威斯康星州的研究涉及 1957年在上中学高年级的 9000名学生，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追踪到 7年以后。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所有男孩中 44%已经上了某类大学，而女孩中只有 31%。在男孩中那些从低地位家庭来的孩子仅有 21%能够继续受教育，相对来看，从高地位家庭来的孩子则高达73%。研究中还发现，从能力最低群体中来的孩子，高中后仅有 15%的人设法继续上学，而从高能力群体中来的孩子则高达 73%。但能力与地位是相互联系的。例如，就能力最高的群体而言，他们中所有的人在智力上都能使他们继续上大学学习，从最低地位层次来的最聪明的孩子中大约有一半的人能设法进入大学，而那些来自最高地位群体的孩子则高达 91%。比较而言，在能力最低的孩子中，从低地位家庭来的孩子仅有 6%的机会继续学习，而那些来自高地位家庭的这类孩子则有 39%的机会。显然，地位和能力有着各自独立的影响，当其中任何一个变量得到控制时，另一个变量依然能产生大的差异。因而，那些在两个变量上均占有优势的人，几乎完全可以保证能上大学；而那些在这两个方面均处于劣势的男孩子，也几乎完全可以肯定不会进入大学；那些在两个变量中占有一个优势的人们，大约上大学的可能性有 40%—50%。当然这种情况不尽相同，缪勒在早期研究提供了一个双重模式。英国、瑞典具有相同的模式,德国、匈牙利、波兰却各不相同。其中法国与德国的差异最大：德国 85%的学生都会在义务教育后继续读书，法国只有 30%的比例，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获得学位证书。

(5)阶级选择有其独特性。缪勒认为：高级服务阶层已为其子女提供了优越的升学机会，进入英国的上流社会不仅仅依赖教育。美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关研究被用来给相反的两种意识形态提供支持：首先，美国高等教育制度是如此庞大如此开放，以至于为那些来自贫穷家庭的有才华而又准备从事那些超过其父母层次的成功职业的年轻人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其次，美国高等教育体系被十分充分地分了层，以至于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孩子中的每一代人复制出由他们的父母所占据的地位位置。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是促进了流动还是促进了继承呢？答案是：两者皆有。

2.公众对教育市场的选择

假设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教育市场，家长能自由送孩子去任何他们认为 “最好 ”的学校，对家长来说，“最好 ”的标准由一系列市场信号的价格与质量参数决定。如果其他条件相等的话，家长会选择教育投入低但学术质量和声誉好的学校。市场依据这一原则，“好”的学校会招收更多学生，而差的学校会尽力改善或倒闭。

但现实的教育市场，与商业运作的完全市场不同。体现教育市场特性的转换学校是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这种长时段的服务中买方与卖方要根据一定的契约建立关系。在教育市场中，这种契约是模糊的，教育保证是由声誉和传统决定的，而传统给家长的暗示是：通过买进学校的声誉，他们可能降低其孩子教育失败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价格与学校的声誉和质量挂起钩来，好的学校即使额外加收费用，家长也会支付以降低双方的风险。

家长也并不只是为减少孩子失败的风险而支付教育费用，主要是为了孩子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后所在的阶级层次或地位，这可以用阶级文化的术语来理解公共教育市场是阶级分层的场所。有关学者指出，为所有人提供教育的思想中有一个谬论，因为这样做的后果与公共教育相连的地位便消失了。公共教育市场不服从完全竞争市场的原则，部分原因是由于教育系统中效率和收益的提高不是教育市场化的产物，而是由于阶级文化背景的不同。

关于教育市场可能达成的效果有一个重要的争论：教育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转移可以提高教育的成效，但并没有确凿案例断定市场决定的教育后果比其他方式更优越。教育市场成效的中心问题可归结为：市场是如何在政治上与文化上建构的问题。社会的成层与民主公民权教育的目的，至少从三个方面的问题中可以测试教育可能带来的成效：其一，家长在市场体系导向中会真正加强选择吗？其二，市场导向体系会产生平衡良好的混合型的社会阶层吗？其三,教育的市场导向体系会促进更为民主的公民教育吗？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教育成效的取得很少是教育市场导向体系的产物。教育的市场化更可能导致整体教育水平的下降。在“自由市场 ”教育中，将物质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将更有利于教育成就的取得，其最终结果是使学校分化成好的和坏的学校,以及通过教育文凭和成就使混合的社会阶层进一步极化。

在教育市场化改革方面持积极态度的大都是自由市场经济主义或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哈耶克认为,市场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应将市场的竞争原则运用于教育领域,唯一的平等形式是市场公平,即在教育市场中进行竞争的权利。这种提法主要是针对或纠正公共选择领域过度扩张的问题,用双方交易去替代公共选择。哈耶克进而认为,一个人很好的生活主要来自他自己的决定和努力,这对社会运行是有效的。但他又指出,这些信念受到了教育的及统治的观点的支持和鼓舞,这是危险的,危险在于过分相信这个信念。问题在于若教育或职业失败的人认为自己与那些成功的人一样具有能力,这会引发一系列不平衡。哈耶克认为困境在于,我们该如何对年轻人强化这种信念：只要努力就会成功,机会是公平的。

但是,在教育系统中,孩子们通过努力只有很少的人获得成功,为什么较高程度的分化会持续着?它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因为它超越了趣味和抱负的意涵,尽管制度改革和教育机会扩张也进行着,但是教育系统中阶层/阶级分化继续持续着。这主要是由于教育系统中个人决定受到不同因素的限制,对以后成功的不同期望也限制了个人的决定。来源于不同阶层的孩子对他们的教育未来有不同的代价—收益评估,与家庭背景有优势的其他人相比,处于逆境的孩子的教育成功的机会面临更高的危险和失败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