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行政环境的变化

四、中国文化行政环境的变化

文化行政环境的改变始于改革开放。由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以及技术环境等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的变迁，还带动了文化制度的变迁。

（一）政治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行政环境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在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并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反映了执政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和执政方式的新认识。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各项改革的深化，对各种行政行为的民主化、科学化和高效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行政过程也要求更加公开、透明和便于监督。而这种公共事务的透明度的增强，有利于改进社会信息的传播和准确性，减少腐败，提高效率，形成一个公平的社会发展环境。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为文化行政拓展了一个新的空间。

早在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理论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文件中有三个重要理论概念的表述都是第一次出现。首先，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其次，明确将文化事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即文化事业是与公益性相关联的；第三，明确提出了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文化产业概念。而此后的十六大与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论述与之一脉相承，并使文化体制改革政策上得以逐步完善。十六大进一步论述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提出了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政策措施。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则明确提出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并提出了分类指导的改革政策。至此，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理念和政策已经成熟，2003年改革的总体试点方案出台，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文化行政环境得到了实质性的转变。

（二）经济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占1/3多，而且有逐渐提高的趋势。文化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幅。城镇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40%以下，乡村恩格尔系数已降到50%以下。恩格尔系数是持续降低的趋势，而文化消费是增长的趋势。无论是从生产看，还是从消费看，文化产业都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从体制改革的环境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市场竞争在日益广泛的环境中展开，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0]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一味追求GDP的片面增长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与经济飞速发展不相协调，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文化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进一步革除体制性的障碍，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11]

（三）文化环境

当代中国文化体制的文化环境是由三种基本因素构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大众文化这三种基本因素共时空地体现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宏伟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它具有时代性、开放性特点，贯彻宽容原则，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使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代文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着力于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

中国传统文化指的是中国历史演变延续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体系。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因而这个体系也就很庞大、很复杂。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宝贵财富，对社会生活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如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畏强暴、酷爱自由、不屈外来压力的崇高民族精神；艰苦朴素、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等。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自豪的宝贵财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这些思想、精神和品格很好地构成了当代潜在的文化氛围，散发着超越时代的经久不衰的魅力。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也确实存在许多消极因素，与当代文化变革发生着种种冲突，如盲从守旧、拘泥传统、压抑个性等。这需要我们进行自觉的克服与批判。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在大中城市里，大众文化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从大众文化所表现出的一系列实践特点来看，它伴生于工业社会的大众群体，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文化，具有明显的市场品性。它面向世俗生活，本质上是一种市民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文化在借鉴、吸收和实验中已获得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大众消费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生活需求。市场经济法则越来越强烈地介入文化生产领域。大众文化实践也加速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推进了文化向大众层面的渗透和辐射。从大众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大量增加，社会对于大众文化的需求将会有更大的增长。^[12]

（四）技术环境

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使得文化产品的制作和传播手段现代化了。经济发达国家因此加强了它们在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这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给我国的思想和文化工作带来很大压力，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产业处于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机遇期，随着网络、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证明，技术的不断更新与突破的确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历史进程。根据尤芬、胡惠林的研究，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三个长波周期应该是2006～2060年，而在2018年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13]随着动漫游戏、数字音乐、数字电影、网络视频、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公共视听载体、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新兴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文化产业的版图被迅速拓展，以移动媒体、网络媒体为例，增速迅猛。以传媒产业为例，根据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传媒蓝皮书》，移动传媒与互联网已经成为传媒产业的“双驾马车”。^[14]尤其是互联网经济依旧保持高速的增长态势，受整体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较弱，整体市场规模达到743亿，同比增速为30.6%，而此前增幅更猛，2004年增幅为72.6%，2005年增幅为59.4%，2006年的增幅为60.7%，2007年增幅为65.8%，2008年增幅为52.6%，2009年增幅为30.60%。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文化行政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空间。

【注释】

[1]蒯大申，饶先来.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5]蒯大申，饶先来.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4）.

[9]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4）.

[10]王梦奎.文化体制改革断想［J］.今日中国论坛，2005（12）.

[11]邹广文.文化体制改革的国内环境分析［J］.人民论坛，2005（5）.

[12]邹广文.文化体制改革的国内环境分析［J］.人民论坛，2005（5）.

[13]尤芬，胡惠林.论技术长波理论与文化产业成长周期［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14]崔保国.2010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