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成功经验探析

江　渝

回首70年前，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9年，却在国内外教育界赢得了盛誉，创造了大学教育的奇迹。西南联大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则是对通才教育理念的发扬光大和成功实践。它不仅是联大“精神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的具体体现，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形态，极大地提升和增强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底蕴和人文内涵。

在“通才教育”办学理念的指导下，西南联大先后培养了8000多名学生，他们中可谓人才济济，英才辈出，大多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材。在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也不在少数。如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中国“两弹一星”的科学家邓稼先、朱光亚等；创立了航空发动机的三元流动理论（国际学术界称为“吴氏理论”）的吴仲华；还有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黄昆、刘东生、叶笃正院士；以及陈省身、任之恭等世界知名科学家等。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的473名学部委员（院士）中，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的就有118人。正如我国经济学泰斗、曾任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的陈岱孙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前言中所说：“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这所其实体虽然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大学，其名字所以能载入史册，其事迹所以值得人们纪念者，实缘于此。”^[1]

西南联大何以成为我国通才教育的典范？其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乃至科教兴国的实施，都很有借鉴意义。

一、“通才教育”思想在西南联大的倡导和发扬

美国是现代大学通才教育思想的发源地，早在19世纪中期，美国的大学就曾对通才教育进行过激烈争论。中国近代大学产生后，通才教育被一些有着留学背景（特别是留学美国）的校长在各个大学里先后推行，逐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流。

最先将“通才教育”引入中国大学的当属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他在《原强》中提出要保国保种，就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法”。辛亥革命后严复任北大校长，时间虽短，但他的这种思想却演化成德、智、体三者并行的大学教育观。

其后，蔡元培对通才教育思想又作了进一步发挥。1912年，蔡元培作为当时国民政府的首任教育总长，主持制定《大学令》，明确“学”与“术”应分离，提出“教授高深学文，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大学教育宗旨”。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又极力主张贯通文理两科的界限，学文的兼学理科的某些知识，学理的兼学文的某些课程。

不仅是蔡元培，中国其他一些大学校长也接受了通才教育的理念，并且付诸实施，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他们分别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是美国大学精神的积极推崇者。他们视通才教育模式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坚持“知类通达”的通才培养目标。其中以梅贻琦在清华大学、郭秉文在东南大学的成效最为显著。

西南联大组成后，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担任常务委员。尽管三所大学在文化价值观、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各有千秋，但几位校长在办学的许多重大问题上看法却十分接近，对通才教育的认识更是一拍即合。蒋梦麟认为教育之目标除学习知识外，更应注重养成健全的人格，独立不移的精神，精确明晰的思考力。他极推崇个性教育，“新教育之效力，即在尊重个人价值”。认为只有发展个性才能养成健全的人格。张伯苓也注重人格教育，他说：“南开大学教育目的，简单地说，是在研究学问和练习做事。”“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2]梅贻琦在执掌清华大学期间，一直坚持通才教育的思想。1932年6月，他在一次全校集会上讲话说：“大家要注意在本系主要课程之外，并于其他学科要有相当认识，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等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3]从1933年开始，清华大学就规定文、理、法、工学院学生在一年级须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

梅贻琦作为西南联大的实际校务主持人，继承并发扬了清华大学通才教育的优良传统，他先后发表过数篇文章，全面阐释了他的通才教育思想。

其中最著名的是发表于1941年的《大学一解》。该文以中国传统人文经典《大学》中的教育思想为基础，汲取了近代西方大学教育思想的合理成分，并结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堪称梅贻琦教育思想的经典之作。他在文中明确指出：“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4]他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才次之”为指导，指出中国近代大学的通病是“通识之授受不足”。他认为“窃以为在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其理由有二：其一，大学教育，归根结底是《大学》里所指出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只有实施通才教育，方可收到“新民（化民易俗，表率社会）之效”。否则，“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其二，他认为大学在短短的4年间，要求学生“通专并重”是很难的，“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5]所以梅贻琦主张“通”重于“专”，大学应承担培养通才的任务。

1943年，由梅贻琦拟纲，教务长潘光旦代笔，发表了《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一文，文章认为：“大学教育的最大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梅贻琦对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倡理工，抑制文法的作法极不赞成。指出“流弊所及，一时代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得到极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6]

总的来说，通才教育应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一个大的突破，一批既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又具有开拓精神的大学管理者，在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教育的基础上，移植美国的通识教育理论，例如梅贻琦在上述文章中对通才教育的深入解读和积极倡导，就进一步丰富了现代教育的思想宝库。

二、“通才教育”理念在西南联大的贯彻实施

西南联大将“通才教育”贯彻到教学实践的基本思路是：大学的首要任务不仅是给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是应给学生广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的综合基本知识。为此，西南联大成立不久，还发生过违抗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的事情。

1939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要求，颁布了统一大学各系科课程设置和统一对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的训令，其主要精神是为了“抗战”和“建国”的需要，应大量培养理工方面的人才，表面上是主张“通专并重”，实则是推行专才教育。该训令引起了西南联大管理层和广大教师的强烈反感，他们认为，办大学当为百年大计，不应为一时的偏倚和“短视”而放弃长远的目标，联大应在通才教育的方针和教学民主的原则指导下，走一条平时教育与战时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培养于国于民皆有用的人才。随后即用教务会议呈常委会公函的名义转报教育部，对训令提出了难以执行的五点理由。呈文最后要求将西南联大作为训令之例外，“因三校有多年之成规，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7]经过西南联大前后几个月的争取，国民政府教育部最终被迫默许联大对于教学工作的各项训令可以变通处理。

在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的方针首先体现在教学管理上。梅贻琦在办学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来实施其教育理念，如文理交叉开课，从二年级允许学生转系，教授上基础课，开设中西文化课，聘请外籍教师等。

据冯友兰教授回忆，联大成立后，教授会曾屡次争论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二年级以“通识”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的折中方案。但考察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总体还是偏重于通才教育的。

西南联大实行的是以学分制为主体，必修课、选修课相结合的选课制度。按照当时的《大学规程》，文、理、法、商、工学院学生四年中必须修满136个学分，其中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这两种课程的学分比数，各学院略有不同，大致为必修课50学分，选修课为86学分，后者所占比重很大。当时甚至有教授提出，四年未修满学分者，只能称“毕年”，而不能称为“毕业”。学校还规定，在修满学分之外，如果还有更广泛的学习兴趣，则可以随意旁听各院系的任何课程。

联大一年级的必修课多由校部统一安排，国文、英语、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七门基础课，是所有科系的一年级学生的必修科目，校部还规定文法学院的学生应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地质等自然科学中选学一门；理工学院的学生应在社会、人文科学课程中选学一门。为了重视对学生人格精神的培养，后来校部还将《伦理学》作为所有院系的必修课。

在西南联大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必修基础课一般都配备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希望通过他们高水平的讲授，激发起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浓厚兴趣而自觉去学习，进而打下博学的基础。我们可以从以下课程的任课教师名单中略见一斑：朱自清、沈从文、李广田等讲授《大学语文》；金岳霖、汤用彤、贺麟讲授《哲学概论》；钱穆、吴晗、雷海宗讲授《中国通史》；张奚若、钱端升讲授《政治学概论》；芮沐讲授《民法概论》；李继侗讲授《普通植物学》；王力讲授《语言学概论》；杨石先讲授《普通化学》；周培源讲授《普通物理学》；江泽涵讲授《高等数学》，陈岱孙讲授《经济学概论》等等。杨振宁后来回忆说：“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课，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8]

在二年级，学生可根据不同情况选学本院、系专业基础课或基础技术课3至5门。从三年级起，学生除了按规定范围必修本院系几门主要专业课外，其余全是选修课。选修课归纳起来共有四个特点：一是数量多、范围广，学生的选择余地大。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一共开设了1600多门课程，其中选修课占一半以上；二是质量高、观点新，科目“百花齐放”，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学科的最高水平；三是选修课所占的学分重，对学生的成绩评定影响很大；四是没有院系的限制，学生可以在本院、系选课上，也可以到外院、系选课上，只要参加考试，成绩送交教务处登记，一样可以取得学分。对所有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联大都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予以保证，学生要想不努力就轻松获得毕业文凭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西、文理并重的课程设置，还是自由选修与旁听制度的推行……这对于联大学子自由地游弋于中西学海之中与自如地游走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进行贯通性研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奠基作用”。^[9]

此外，实施“通才教育”，在学术上必然要打破一家之说、一科之专，而应取众家之长。因此，提倡学术流派能够兼容并包就显得尤为重要。梅贻琦始终把学术自由作为治校准则之一，因为“若自新民之需要而言之，则学术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自明者在。”在西南联大，各家学术观点纷然杂陈，自由讲学，百家争鸣，因而呈现出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10]的学术生态环境。如《楚辞》这一选修课，闻一多和罗庸都开，但侧重点不同，闻一多是从研究古代神话的角度讲，罗庸则是从诗经到五言、七言诗的过渡阶段讲。又如中国通史这门公共必修课，分别由三位教授讲授，内容观点差别很大，吴晗用“纵法”讲授，每一个专题皆由古代介绍到近代。雷海宗用“横法”讲授，自古代至近代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来介绍。钱穆则讲中国史大纲，宣扬复古主义思想。学生可以自由选听，不受限制，遂开阔了学术思维。

由于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度重视文理科知识间的相互渗透，同时注重“知类通达”的训练，为学生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所以培养出大批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善于独立思考的一流人才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一提的是，教师们的理解支持、言传身教，也为西南联大实施通才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大一国文”教材编者之一的杨振声教授的观点在当时的教师中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文理两院是相辅相行，相得益彰的，不能此疆彼界”，“文学院中的学问，方法上得力于自然科学，理学院中的学问，表现上也得力于文学美术。”他以心理学为例，指出一般心理学依附于哲学，归在文学院；但它又与理学院的生物学、生理学密不可分，因此杨先生主张“文理本来就不能分家，最多不过是一家两院罢了。”^[11]

对于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梅贻琦亦有自己的见解：“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他还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于一己所专长之特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为明晰之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与情绪裁节”树立楷模，使“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12]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当时的西南联大荟萃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大量人才，许多教授本身就是文理兼修、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通才大师，其阵容之鼎盛，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譬如梅贻琦本人就是一个学界“通人”，他本身是学电机出身的，却对社会人文学科颇有研究，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相当的修养，这从他写的文章中即可见一斑。他的学生曾回忆说，他“听音乐，看评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平时看书的范围很广，除最新物理、工程等书报都经常研读以外，本来就四书烂熟，五经时常引用，史地、社会科学的基础一点不忽略；最忙的时候，床头仍有英文《读者文摘》与王国维《观堂集林》。他学识丰富，见解卓越，与许多科的专门学人都谈得拢。”^[13]尤其让学生们钦佩的是，当抗战需要的时候，联大1940级的学生曾全体应征到前线服务，梅校长的儿子也名列其中而没有丝毫的特殊。

还有时常与梅贻琦合写文章的联大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他的学生费孝通是这样评价他的：“先生平素主张通才教育，那就是认为做任何学术领域里的专业研究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基础。他本人能游刃于自然、人文、社会诸学科之间，而无不运用自如者，正得力于基础较广的学术底子。”^[14]他在联大开过的课程有：优生学、人才论、家庭教育、中国社会思想史等，翻译了《性心理学》《优生学原理》等，著有《自由之路》，同时还担任一些报刊的主编和主笔。

再来看看由联大文史两系合聘的教授、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他素有极深的国学功底，又在国外留学钻研十几年，精通英、法、俄、意、日等国语言文字，以及中外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他的治学范围包括史学、文学、文字学、史学史、文学史、训诂学、宗教学、校勘学等，涉猎极广。陈寅恪与联大的另两位教授吴宓、汤用彤当年留学美国时被称为“读书种子”，“哈佛三杰”，吴宓对此曾感慨地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认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所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15]

在西南联大，像这样博学多才的教授还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就连聘请的外籍教师也不例外。他们的为人和学识都让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年联大的毕业生何兆武就此举例说：“吴宓先生教授西洋文学，陈岱孙先生教授西方经济学，金岳霖、贺麟先生教授西方哲学，但他们的国学素养都是极为深厚的。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教授中国文学，但都深入研究过西方文学。”^[16]化学系的曾昭抡教授也是联大的“知名人物”，这位有机化学界的权威（他曾多年担任中国化学会的会长）却对历史颇感兴趣，在军事学研究上也有一定造诣。抗战时期发表了大量军事评论与时局杂文，“虽为一个化学家，但对政局、战局的分析都可与任何专家媲美。”^[17]同时，他还是民主运动和多种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化学系的另一位教授陈国符，在开设多门化学专业课程的同时，却写出了一部研究道教典籍《道藏》的开拓性著作《道藏源流考》。此外还有历史系的雷海宗教授“精通多种外语，不仅兼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气象、数学、生物等方面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18]郑桐荪虽然是数学系的教授，但“博闻强记，于文史诗词无所不窥”，殊为难得。由此可以看出，教授们治学科研的功力皆源于广博深厚的学养，及持之以恒的探究精神。在这些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联大的学生不但接受了通才教育的思想，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努力效法，使联大的这一传统得以发扬光大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了最直接的受益者。除李政道、杨振宁外，最能说明西南联大通才教育成功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邓稼先、朱光亚等科学家，他们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也并未接触过这方面的专业技术知识，但正是凭借着那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及对科学的执着探求，才能在工作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最终在这个尖端的科学领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西南联大“通才教育”成功经验的借鉴意义

大学（这里主要是指大学本科教育）是以培养通才为目的，还是培养专才为目的，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建国初期，由于我们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高等学校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为目的，曾经在西南联大成功实践的通才教育模式则几近消亡。

直到今天，理论界仍有一些人坚持教育就是专才教育，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科学和技术的高度发展，使人们为了掌握一项专业或一门技术要花去相当多的时间，因而大多数的人没有精力再去了解其他学科的内容。在现代商业社会里，人们接受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谋职，因此，必须掌握一门专业，或其他的相关实用知识。大学教育应当适应这种需要。至于个人的全面发展，那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不能成为大学的一般要求。

我们应该看到，过去在专才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教出来的学生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教育计划过于统一，老师和学生选择的自由度都很小，课程的内容也比较狭窄，毕业后容易造成学非所用，专业不对口的现象。改革开放后情况有所好转，不少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和尝试，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最近四川大学正在酝酿推行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多样化、自主性的改革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然而另一方面，近年来，急功近利的培养目标使专才教育思想又日占上风，许多大学不顾实际情况，争先恐后地办起各种“应景”似的热门专业，教学的内容和求学者的目的基本上是一种功利或职业的考虑，难以培养出有较强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

专才教育还有一个不良后果，即容易使学生形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学习方式。杨振宁在前些年回国时的一次讲演中就谈道：“美国许多大学都定期举办各种内容、各个领域研究工作进展状况的讲演，很多中国留学生却不去听，认为与自己研究的学科风马牛不相及，没必要听。”^[19]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往往学得比较“死”，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杨振宁对这种现象很担忧。他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科技中，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结出的奇花异果，产生的成就已经说明，对专业以外的其他学科的知识吸取，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这种传统的学习态度，是自我封闭、自我窒息的，是非常不可取的。”^[20]

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参照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

首先，“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并非是截然对立的，主张专才教育的观点并不是全盘皆错，只是比较片面。通才教育也不等于完全排斥专才教育，只是将其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上来考虑，强调的是在综合能力基础之上的专才教育，须先“通”后“专”，避免单纯灌输专业知识的局限性。笔者姑且将此称为“金字塔理论”，即只有在广阔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能构建起高大宏伟的经世之作。一个人要想在专业上有大的建树，他的知识结构也应该是金字塔式的。大学作为一种社会团体，原本就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它所培养的人才，无论就总体而言，还是就个体而论，都应当具备适应社会不同需要的能力，以期达成多样的人生价值目标。随着当今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不仅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位多层次的，人们上大学的动机也呈现出多样化，受教育者越来越注重大学教育对能力、方法、经历、视野以及与优秀群体共同生活等等方面的意义，通才教育显然更能适应这种变化。

其次，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尽管学科的划分越来越专，分工越来越细，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学得越专越好，专业分得越细越好，否则学生的专业稍微不对口，到实际工作中就没有用武之地。未来社会更需要的是综合素质较高的复合型人才，越是高科技的时代，不同的知识门类，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就越普遍，越紧密，因此要想适应社会的需求，或今后在专业上有所作为，就必须要在大学期间打下多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广泛基础。那种狭隘的、单纯的所谓“专才教育”早已不能适应当今这个飞速发展的、竞争日趋激烈的纷繁世界，若要培育出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唯有实行“通才教育”才能完成当代大学的这一历史使命。西南联大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经验和成果恰能给予我们很好的启迪和借鉴。

再者，在通才教育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训练要求都会被整合，而人文科学在其间可能是最基本的要素。人文科学教育所散发出的人文精神能将方法、知识和自我选择等所有能力综合而成一个整体。在通才教育中这主要通过课程来体现，我们看到，在哈佛大学的“基础课程”十个领域里面，有七个领域属于人文学科的范围，另一门属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课程仅占十分之二。当年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为培养理科学生的人文精神，鼓励学生多选外系尤其是文科系的课程，如果物理系学生全选本系课程，他常不肯在选课单上签字，而要求学生改选唐诗、逻辑等文学院课程。^[21]由此足见教育者的良苦用心。

总之，大学既非职业培训场所，也非专门的科研机构，不同教育形态之间的功能不能混淆，也不能互相取代。大学教育是要给受教育者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或者说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犹如为一粒种子提供适宜的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目的是将其培养成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健全人格的、有一定专长的全面发展的人。诚如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所言：“而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已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22]唯其如此，大学教育才能对人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更能领会当年西南联大所推行的通才教育理念在今天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了。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注释】

[1]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3]《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61页。

[4]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5]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6]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7]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8]宁平治、唐贤民、张庆华主编：《杨振宁讲演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

[9]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10]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收录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

[11]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收录于《庆祝西南联合大学成立65周年特辑》，2002（32），第47页。

[12]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3]赵赓扬：《琐事忆梅师》，收录于黄延复、马相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74～175页。

[14]庄丽君主编：《世纪清华》［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15]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司之谜》，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16]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39～740页。

[17]曾昭抡文集编撰委员会：《一代宗师——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18]北京大学校友会联络处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24页。

[19]宁平治、唐贤民、张庆华主编：《杨振宁讲演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7页。

[20]宁平治、唐贤民、张庆华主编：《杨振宁讲演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9页。

[21]北京大学校友会联络处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22]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